本书聚焦语言接触，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并辅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采用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方法，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与周边语言的相互借用和影响；另一方面从民族学角度解析语言所折射的民族关系及其特点。总之，在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语言接触，又从语言接触反观历史，宏大叙事与细节考证相结合，相得益彰。

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丝绸之路交通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枢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丝绸之路新疆段保存了以石窟寺、古建筑、古城址、古墓葬为主的大量古代遗存。它们记述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重大历史事件。本册主要按地州（区）划分，择要介绍了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和名镇，以及自治区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共246处进行了介绍。另外，还以列表形式介绍了其他重点文物建筑和部分遗址。

本书通过对人口普查资料及婚姻登记、户口档案的数量分析，以及对民族混合家庭的实地调查，描述新疆民族混合家庭及族际婚姻的状况，探讨混合家庭的建立、维系、民族认同感的形成、社会身份的确立、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等问题。本书提出的文化因素是影响、制约新疆族际通婚和混合家庭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民族的子女在民族成分的选择上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国家采取的把族际通婚作为个人婚姻权利看待的不干预立场有利于社会稳定等创新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疆研究丛书：卫拉特高僧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研究》是一部研究17世纪卫拉特高僧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生平的著作。作者在充分运用蒙、藏、汉文等史料以及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生平事迹以及和他相关的卫拉特历史文化问题。作者发掘利用了大量的新史料，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相关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咱雅班第达生平事迹以及相关的卫拉特历史文化诸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

历史上的“东干”一词曾用来指称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东干”一词既不是突厥语“留居”、“转变”之意，也不是从“东甘”、“潼关”、“敦煌”、“东岸” 之类的地名转变而来。“东干”应是陕甘方言“东安”的音变，原指陕西东府地区，当地人（包括回民）以“东安人”自称，维吾尔等突厥语族借用来指称清乾隆年间以后迁入新疆的陕甘回民。同治元年回民起义首先在东府地区爆发，新疆维吾尔族和俄罗斯人遂用“东干（安）”称参加了起义的西北陕、甘、宁、新广大地区的回民，“东干”成为陕甘回民的别称之一。

我国商周至隋唐历史上的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本书上起鬼方，下迄公元七四四年回纥汗国建立前夕，分列三编（《丁零篇》、《高车篇》、《铁勒篇》）十四章，叙述此民族约两千年的历史。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丁零、高车、铁勒是今日维吾尔民族的先民，丁零、高车、铁勒的历史是今日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根据史籍、考古材料并参照前人研究成果，证明鬼方是丁零的族源。集鬼方、丁零、高车、铁勒历史于一书，阐明其源流和历史，以显现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全貌，这不仅是个饶有兴趣的学术问题，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参照和吸取了上述诸家的研究成果。这里特别向已故的突厥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表示感激之情。岑仲勉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特丰。他不仅对隋唐突厥史有精湛的研究，而且对突厥、铁勒史籍和碑文进行了独到的规模宏大的考订和注释，将我国突厥、铁勒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不尽同意岑仲勉先生的看法，但下编《铁勒篇》的撰写，还是比较多地利用了岑先生的研究成果。

《新疆通史研究丛书：新疆文物考古资料汇编（套装上中下册）》稿收录了1997年-2009年十二年来的文物考古资料的1724篇文章，分为三部分即总论；调查与发掘的编目；冶金学分析与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收录资料深受考古、历史工作者重视，具有一定的出版价值。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ISBN：9787501028641，作者：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 编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西域通史》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从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作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由于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厥、回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的分支。丁零、高车既与突厥有民族渊源关系，而回纥、薛延陀的历史又与突厥的历史错综复杂，关系密切，故本书把丁零、高车、回纥、薛延陀各族的历史也略为涉及，以便把突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得更为分明。
本书为继拙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之后，第二本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著作，故撰写体例大体上与前书同。
突厥史一如匈奴史，是一门所谓“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它，并成为世界突厥学的一个内容。但在传统上，外国突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突厥语言、文字，因此对于突厥史，特别是六至八世纪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的历史，远远不如研究突厥语文那样兴盛，研究成果也不如突厥语文方面那样多。

In Qazaqliq, or Ambitious Brigandag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Qazaqs Joo-Yup Lee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new group identities, with a focus on the Qazaqs, in post-Mongol Central Eurasia within the context of qazaqliq, or the qazaq way of life, a custom of political vagabondage widespread among the Turko-Mongolian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Qipchaq Steppe during the post-Mongol period. Utilizing a broad range of original sources, the book suggests that the Qazaqs, as well as the Shibanid Uzbeks and Ukrainian Cossacks, came into existence as a result of the qazaq, or ambitious brigand, activities of their founders, providing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post-Mongol Central Eurasia."

自汉代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人习惯上将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之为西域。广义上的西域包括西亚的条支、南亚的身毒和亚洲以远的大秦，而狭义上的西域主要指以天山为核心的中亚地区。西域的历史，特别是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西域的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个重要山系，它东近阿尔泰山，西瞰河中之地，由数列东西向的褶皱断块山组成，并伸展出一些支脉。它有若干盆地、河谷和草原，给畜牧和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控扼着古代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活动过。公元6世纪阿史那突厥兴起后，很快发展到这里。唐朝和吐蕃分别于8世纪中后期和9世纪中期无暇顾及西域以后，突厥语诸部族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10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开始较大规模地文化转型，并且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发展出初步的新的文化。西辽和蒙元时期，虽然有大批游牧部族从漠北进入天山地区，但这并没有改变突厥语诸部族是天山地区主要居民的局面，也没有中断这一地区文化转型的进程。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近代以来，国外许多东方学家都关心突厥语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探讨过8至10世纪天山历史的某些问题。并且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料，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已在西方整理出版。同时，突厥文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开始对天山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为西域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动力。
本世纪初以来，与西域地区历史特别是8至10世纪这段历史有关的最重要成果见于巴托尔德（B．B．Barthold）的一系列论著。这位著名的俄国／苏联学者几乎研究了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阿拉伯、波斯史料，探讨了许多重大事件，勾划出了其历史线索。他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1898一1900）、《七河史纲》（1893）、《中亚科学考查报告（1893—1900）》、《突厥斯坦简史》（1922）、《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等论述至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仍是我们研究的入门书和寻找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向导。不过正如巴托尔德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不懂汉文，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波斯史料，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
本世纪上半期研究有关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另一位大家是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米诺尔斯基整理、翻译、研究、注释了《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马尔瓦兹（A1-Marwazi）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这些史料和米诺尔斯基的研究对本文有直接意义。他的缺陷也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
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有关研究的学者首推沙畹（E．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学者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并结合其他史料研究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活动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利用。不过沙畹的研究以8世纪中期为下限，而我的研究正由此开始。
伯希和具有广博的语言学知识，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细部研究。虽然他并未系统论述8至10世纪以天山为核心的西域历史，但他涉及了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不容忽视。
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与本文有关的、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是哈密屯（J．R．Hamilton）。他的《五代回鹘史料》、《钢和泰藏卷杂考》、《托古兹古思和十姓回鹘》，我们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过他的研究对西部天山地区的历史涉及较少。
在研究西域地区史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能广泛利用汉文文献，又较早接触到西方的研究。本文利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成果。在日本学者中，安部健夫最早全面研究了8至10世纪整个天山地区的历史。他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1956）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他处理史料的方法和直接利用史料的范围，使他的许多重要结论与历史原貌相差较远。在日本老一辈学者中，羽田明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他就此发表的一些论著虽然并没有超出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但他的上述见解为今后研究的深入指出了一条道路。
40—50年代以来，前苏联对西域地区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成果，如对西部天山地区中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有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前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编写出版的大部头地区通史等等，对我们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就本文论及的时期内西域地区史而言，前苏联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对汉文材料的研究也不够。
国内对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史的注意可以追述到19世纪中叶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国内对8至10世纪这一地区历史的研究，在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的研究水平有了不少提高，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我们的课题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成就中有两方面特别重要。首先，对和田塞语文献（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在汉文、阿拉伯、波斯文、中古突厥语文等史料之外，利用一种新的当地文献。这种文献不仅增加了某些历史细节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些时间座标。其次，在国际藏学发展的推动下，一些学者重视利用藏文史料，结合汉文等文献记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吐蕃在西域活动的论著，弄清一些历史疑点，为我们研究突厥语诸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扫除了一些障碍。
总之，我们希望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波斯文和其他文字的材料，描绘出一幅有关8至10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活动史的更清晰的画面。

世界史において中央ユーラシア世界が果たした巨大な役割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新たなシルクロード史観を構築。東西ウイグルの興亡から、商業ネットワークと交易品、マニ教・仏教の展開まで、現地の多様な出土文書・碑文や美術・考古資料に基づき、漢文史料などを相対化、激動の時代を描く集大成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