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国父们并未支持人民的知情权，并未支持政府信息公开、医生向患者坦陈病情、商品标签讲述商品实情、公布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事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出现的。“透明”这一观念兴起于20世纪50－70年代（远在互联网诞生以前）。它是一些锐意改革的政治家、记者、“看门狗”团体和一些社会运动培育出的果实，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机构对批判的倡导为它提供了养分。
在本书中，作者探讨了《信息自由法》的颁布、超市商品商标改革、国会立法“阳光”改革、“环境影响评测报告”制度的建立、无党派性和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增多等有助于开启信息公开实践的个案，并指出，它们让“知情权”进入了政治生活并改变了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对政党和选举的关注减少、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增多、政府受到全年不断的监督、政治与社会以及公与私之间的界限变模糊。“知情权”的兴起标志着民主自治进入了新时代。

媒介学（Mediology）这个新名词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德布雷1979年的著作《法国的知识权力》中。按照作者后来的阐释，从学科意义来讲，媒介学不是媒介社会学，也不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路数也不同，因为它不聚焦孤立的个体，而是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论述范围或论据来源包括历史（技术史、书籍史、美学理论和历史）和信息传播理论。
与传播学界的工具主义的概念划分不同，作者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提出的最新颖而富有想象力的核心概念是媒介域（mediaspheres），就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游戏规制等）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按照媒介学的史学观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的界定，人类文明史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
媒介学可能在学科身份、学理基础、专业的合法性和概念的逻辑性等方面遭遇种种评判，但无论在何种批评语境中，媒介学所提出的问题、在演示中再现的场景、所进行的历史阐释，都可以提供反思资源。媒介学不一定保证提供新的知识，但肯定是认识的新形式，从而为我们理解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参照。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从那些被有意收编或无意误读的"灰色地带"入手，结合新发现的材料和语境，重新诠释传播学经典文本，以颠覆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的霸权，寻找新的视角，解放传播研究的想象力。本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写传播学术思想史，在对拉斯维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批判学派的失踪、本土化话语等问题的研究上，均推翻了目前的定论。
作为一个贴近意识形态的舶来学科，中国传播学的经验在诸社会科学中并不特殊。对传播学术史的反思也可为中国当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典型个案。

主流媒介与电影理论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的媒介技术运作方式之上。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布莱恩·拉金提供了尼日利亚媒介的历史和民族志，探寻了以尼日利亚而非哪个欧洲国家或美国为起点时，媒介理论所呈现出的样貌。拉金聚焦于北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城市卡诺，记述了技术的物质特性及其代表的文化理想是如何注入尼日利亚都市的日常实践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