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朗佩特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施特劳斯工作中持久重要的东西。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在于，他重新发现了现代启蒙之前所有哲人践行的写作艺术，他推动产生的新的哲学史，能够重获西方传统中那些伟大思想家和诗人的真正教导。
具体来说，朗佩特认为，施特劳斯以古非今的这一观点首先是一种修辞，相对而言，施特劳斯在古今一流思想家那里发现的共同主题和方法更为重要。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施特劳斯重新发现显白教诲”，主要谈施特劳斯对显白教诲的发现和运用。第二部分是“苏格拉底式的启蒙”，谈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并追溯其与荷马的关系。第三部分是“现代启蒙”，借助施特劳斯跨越40年的三篇文章，谈施特劳斯对现代启蒙的回应。第二和第三部分体现出，施特劳斯的重新发现显白教诲，使一种从荷马到尼采的新的哲学史具备了条件。

《分析的限度》是美国思想家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与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对话的力作。
分析哲学在科学、数学、语言学等当代启蒙理性的大道上高歌猛进，这个学派赞赏严密和清晰，却无视其自身频出的问题，且不愿意展开自我批评。通过运用数学的或准数学的技巧来处理哲学的传统问题，分析哲学宣称传统哲学问题大多产生于错觉，“却没有想到自身对这些问题产生了错觉”。
在《分析的限度》中，罗森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尼采为例，证明分析哲学并未真正理解传统哲学的问题。分析哲学以清除哲学偏见为自己的目的，自身却变成了一种哲学偏见；分析哲学希望给哲学思考划定语言的限度和语境，却忘了给自己划定语言的限度和语境。

本书是阿兰·布鲁姆《爱与友谊》第三部分。作者在讨论完卢梭、莎士比亚之后，回溯到柏拉图。柏拉图的《会饮》致力于探究爱欲。这位爱的古代哲人，他不但与莎士比亚一样忠于自然，而且还通过一个比戏剧更宽的光谱来表述爱欲，并对其意义作了一番更为贴切的理性论述。他不但把爱欲呈现为一个表明我们自身不完满的痛苦而贫乏的信号，他还把它呈现为是一个给予的、创造性的信号。他探索了“爱自己”与“爱美好事物”间的张力，“爱欲对家庭的从属”与“爱欲所暗示的自由”间的张力。在爱欲里，他看到了同时达成个体幸福与真正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

《斐勒布》是柏拉图的所有对话里最复杂的一部，伯纳德特首先给出了对柏拉图原文的翻译，书后是他对《斐勒布》疏解的论文。伯纳德特的希腊文非常出色，他对一些希腊文难以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双关语、术语都给出了详细的注释。这个文本对国内柏拉图研究应该会非常有参考价值。而伯纳德特在论文里对整部对话细节和整体的独特解读也为柏拉图哲学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伯纳德特曾对美、正义和善的观念进行系列讨论，《生活的悲剧与喜剧》是其中最后的一环。在此书中，通过翻译和分析柏拉图的对话《斐勒布》，伯纳德特集中讨论了善的问题。《斐勒布》紧紧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快乐与心智二者当中，究竟哪一个可以被称为善？通过苏格拉底的具象分析，他的谈话对象——普罗塔尔库斯放弃了快乐主义的立场，选择了混合的生活，即生活的悲剧与喜剧，而这意味着承认快乐和心智本身都不是善的。随后经过对混合物的考察，苏格拉底最终证明心智较之快乐更接近与善。伯纳德特无比敏锐地洞见到，苏格拉底最终得出的善不过是化装变形之后的美，而苏格拉底那调和了快乐、痛苦和理智的生活，其实指的正是哲学的生活，只有哲学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本稿为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 施特劳斯的疏解关注的是修辞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格外看重在古典时期修辞术的意义，其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政治领域中的修辞术现象永远不会消失，那么，想要以现代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古典政治哲学，古典修辞术（古典演说和写作）的现代形态和功能应该是什么？
本书是著名学者列奥·施特劳斯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政治哲学课程之一，是对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一书的讲疏。全部课程立足于《修辞术》一书的文本，以学生朗诵原文、然后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再共同讨论的传统问答式教学法，对这部古典著作、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著作进行了详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