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民国间撰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已成文学批评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不过已有的《大纲》是朱东润先生在抗战期间应教学之需的讲义，系将1933年第二稿后半部分和1937年的修订稿前半部分拼合而成的，并非其原本期望的定本。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爬搜档案史料，力图穷尽掌握朱东润先生在教学过程中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与旧稿，幸获1937年修订本的最后十八章，发现此修订本与此前稿本差别较大，即以此十八章替换通行本中相关部分，还对所有文字重加校订，补充注释，尽可能反映朱东润先生生前手定修订本的面貌，充分显示出朱东润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内容简明而胜义纷呈。

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为读诗四论之外的一篇，写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文中一节重要的考证，是指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这一著名历史故事不可信，又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韩宣子不知郑诗，特请六卿赋诗“以知郑志”的记载，判断直到这一年诗三百篇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定本。再根据孔子说到“诗三百”，断定诗经的成书年代，在韩宣子聘郑至孔子壮年之间。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它部族的侵略。诗经的编写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是对诗经的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解释。文本说：“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作者当下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