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eteenth-century studies of the Orient changed European idea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more ways than we usually recognize. 'Orientalism' certainly contributed to European empire-building, but it also helped to destroy a narrow Christian-classical canon. This carefully researched book provides the first synthetic and contextualized study of German Orientalistik, a subject of special interest because German scholars were the pacesetters in oriental studies between about 1830 and 1930, despite entering the colonial race late and exiting it early. The book suggests that we must take seriously German orientalism's origins in Renaissance philology and early modern biblical exegesis and appreciate its moder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debates about religion and the Bible, classical schooling, and Germanic origins. In ranging across the subdisciplines of Orientalistik,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introduces readers to a host of iconoclastic characters and forgotten debates, seeking to demonstrate both the richness of this intriguing field and its indebtedness to the cultural world in which it evolved.

追憶一段青年學子追求正義與真理的轟烈青春、無悔歲月，為台灣學生運動做紀錄，觀察台灣歷史處境！
一般認為，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是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正因為如此，在長期的反共戒嚴體制下，此一影響台灣學界與文藝思潮極其深遠的歷史事件，就像二二八及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一般，成為台灣社會不敢碰觸的的隱疾。在這樣那樣的政治禁忌之下，這個歷史事件也就成為人們聽之彷若天方夜譚般地歷史神話。儘管人證、史料俱在，可對年輕一代的台灣學子來說，它卻是一段不曾聽過，也無從打聽的校園神話。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日晚上臺大與師範學院兩學生的「單車雙載事件」，引起警方與學生衝突風波，四月六日天未亮時分的大逮捕事件即由此展開……。
1949年
03.20 台大、師院學生數百人，因警員處理學生違警事件不當，前往第四分局交涉，搶救被拘禁的兩位學生。
03.21 台大、師院學生數百人，因警員處理學生違警事件不當，遊行抗議警察暴行，列隊前往市警局請願。
03.29 台大、師院兩校學生自治會，在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行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並宣布等視全省性的學生聯合會。
04.05 師院校方突然接到上級通知，清明節放假一天（以往不放假）。警備總部電令台大、師院兩校，拘訊「不法」學生十餘人。
04.06 警備總司令部拘捕師院學生，約二百人被捕及自動隨車受捕，是為「四六事件」。省府電令師範學院即日停課，聽候整頓。
1950年
05.10 前台灣省保案司令部以「涉嫌叛亂」之由，陸續逮捕台大及師院學生四十幾名，其餘學生聞訊紛紛展開長達幾年的逃亡生涯。
01.29 師院學生陳水木等十八人被槍決，其餘被補學生分別判處十五年以下不等刑期。
本書整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始末，並採訪當時目擊事件發展或身陷其中的見證人，拭清一段在過去隱約呈現的台灣歷史，悼記一群歷史必然下的受害者，烙印一頁對歷史負責、對真理和正義負責的轟烈青春。

全球暢銷書《神的歷史》（A History of God）作者、2008年TED大獎（Ted Prize）得主
著名比較宗教學者凱倫．阿姆斯壯，在新作《血田》中全面性探討宗教與暴力的關聯。
※《出版人週刊》選書，美版首刷印量15萬冊
人類社會本質上就帶有暴力，
雖然宗教常成為我們的代罪羔羊，但真正該做的是為此感到悲傷。
一個世俗化的民主國家，並不比宗教化的國家更愛好和平，
暴力是文明社會的兩難，每個人都置身其中。
我們無法澈底改變我們社會的本質，
但是不是能有一種不同的路徑，讓人們以更仁慈、更有同理心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早在西元前兩百多年，印度的阿育王就發現，他既要推行慈悲的法，但為了維持國家穩定，卻又不能解散他的軍隊。古代以色列人原本想逃出農業國家，回歸部落文化，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儘管他們對於城市文明的剝削痛深惡絕，卻不能沒有它。
人類最早的宗教便是植基於生命必須依賴暴力才能生存的悲劇事實上，希望能幫助我們面對這個無解的難題。
但矛盾的是，歷史發展至今日，宗教反而經常被視為是各種紛擾的起因。
宗教真的該為人類的暴力負責嗎？宗教是如何被誤認以至走到現今這一步？
該如何認清暴力、宗教與人類社會的關係？
政治脫離宗教，真的為世界帶來和平了嗎？或者只是陷入一種缺乏剎車的極端？
在暴力在所難免的政治世界裡，非暴力真的有可能實現嗎？
現代性讓社會暴力的規模更為龐大，世俗化的民主國家，並不比一個宗教化的國家更愛好和平，甚至還缺乏剎車。作者爬梳了各個文化傳統中，包含佛教、中國儒教、道教，西方基督宗教，跨越四千多年的宗教歷史，不但為宗教在人類社會中的角色提出有力的抗辯，更為人類社會暴力的本質提供了思考的出路。
【書封故事】
當人類的鋤頭第一次揮向土地，大地就開始流血，從此，農田成了血田。
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耶和華問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裡？」
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耶和華說：「你做了什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
《創世記》 4:2,8-10
各界齊聲推薦
•傳統上被視為是『宗教』戰爭，實際上絕大部分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所導致的衝突，本書針對這段歷史做了很好的總結。——《圖書館期刊》
•發人省思，非常好讀。作者的探尋讓人耳目一新。她綜覽全球以及四千多年來的宗教歷史，解釋了宗教和暴力如何被套在一起，同時，也闡明宗教被用來對抗暴力的種種作法。——《出版人周刊》
•如史詩般壯闊，博學且廣泛的歷史研究，研究暴力與宗教的關係。…引人入勝的讀物充滿神在人類文化中最強而有力的抗辯。——《科克斯評論》

《波罗的海三国史》内容简介：这本书不是关于俄国的。其主题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及过去上千年间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区的许多民族。更明确地讲，《波罗的海三国史》描述的是处在遥远的东北欧洲的一个角落上的三个小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的斗争，是为了创造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及获得和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本書收錄明史論文十篇，內容及性質主要關涉人物及史料，故名《明代人物與史料》，與作者早前出版的《明代人物與傳說》等量齊觀。歷史研究首重證據，本書的論文雖然各自為題，但總歸為幾個特點︰一、以考證史實、鑑辨史料為立論基礎，尋溯歷史真貌，賦予意義；二、重視筆記小說、野史稗聞，擴拓史料，增廣見聞；三、廣博採訪，考覈資料，推翻穿鑿附會、流傳廣泛的說法；四、挑出前人未曾注意的問題，爬梳勘察史料，尋根索源，另闢蹊徑。本書在解決與明史有關問題的同時，提供一種研治中國歷史的方法，值得讀者深思。

Al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the advent of printing for the Western world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it was Elizabeth Eisenstein, in her monumental, two-volume work,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who provided the first full-scal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This illustrated and abridged edition gives a stimulating survey of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fter summarizing the initial changes introduc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nting shops, it goes on to discuss how printing affected three major cultural movements: the Renaissance,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This new edition includes a new essay discussing recent controversies provoked by the first edition and reaffirms the thesis that the advent of printing entailed a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Fully-illustrated and annotated, the book argues that the cumulative processes set in motion with the advent of printing are likely to persist despite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从器物想象追索上古中国的样貌、沿经典文本上溯精神源头的气象。作者在考古发掘的“重新发现”中，对上古中国进行了“重新发现”。本书是李零先生关于上古思想史与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多年来陆续发表的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篇目由作者亲自选定，多为首次结集出版。

周德偉，一九○二－一九八六，湖南長沙人，一九二○年入北京大學，後留學英倫與德國，為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門生。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爆發，返國任教湖南大學經濟系兼系主任，及第二屆國民參政員。到台灣後擔任財政部關稅署署長。先後於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任兼任教授。
周德偉之父與黃興為鄰，曾參與革命，以傳統儒生方式教養周德偉，影響其一生：治學嚴謹，濟民為國，並一心為台灣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五○年代紫藤廬老宅即為以台大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十餘位學術界人士每隔兩週在此聚會討論，有系統地介紹海耶克的思想，周譯有八十萬字哈耶克巨著《自由憲章》，殷海光先生並在其鼓勵之下翻譯《到奴役之路》。當時在台大就讀的李敖、陳鼓應、林毓生、張灝等亦常來周宅與前輩學者們交流。
退休後旅居美國，周德偉親筆寫下自傳，可惜未竟全功，僅書至其任教湖南大學而已。然因民國初立，正是其成長之時，並得親身參與時局，亦曾追隨汪精衛、顧孟餘等人；書中多次提及國民黨黨史之偏頗，故其第一手回憶對民國史有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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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孔子臨淵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自幼以孱弱之軀，向未想到不舍晝夜的活到今年已七十八歲。兒女輩均以不知我之往事為憾，懃懃勸余作自傳，藉供觀摩。最初，余認為：自傳乃西方名人的夙技，內容難免誇張自己，貶損人若物之客觀事實，即俗語所謂自拉自唱是也，中國文人學士之修養，不立意以鳴高，不炫美以為德，如是「人心方趨敦厚，教化方昭純美」。我又以為，最好的自傳，莫如自己之著作，我既已刊行數百萬言的著述，有以自見於世，並不為權勢而稍屈，是非總可由後人釐定，何必陷入俗士之窠臼。聖如文王周公孔子，以及後代無數名賢碩德，一意以裨益世教為務，從未曾寫自傳，以鳴得意，卒之光輝萬丈，照耀古今。我雖稍具學問及閱歷，但置之茫茫宇宙，及日進不已之文化中，似不足道。古往今來人類累集之知識愈多，文明發展之水準愈高，則個人分享之知識愈少。我之有待於人者與人之有待於我者，不啻霄壤之別。真理乃天下之公器，果執理而真也，不患其不傳，立論而妄也，我不自毀，人亦將毀之。莊生云：「計人之所知，不若其不知」，則個人之微末知識為事跡，自後人觀之，已成雞毛蒜皮之小事，傳與不傳，其歸趨一也。
但兒女輩仍堅請不休，內子尤殷勤敦勸。兒女所謂：「我們經父母的培育，幸已成人，從未受過不可逾越的困苦，不似父親一生艱難，受盡人所不堪的折磨，做了許多人所不願為、所不敢為的事業，砥柱中流，有益世道，吾人所知，不及百一，雖父親胸襟廣闊，無意於宣揚自己，但不寫出，我們無從獲得更多的教訓。再有進者，父親生當新舊遞嬗、文化交流之會，備具古今及東西各方的學問，交遊既廣，切磋又多，文章另具號載，在人文科學哲學方面，總算結集了自清末維新以來的成果，雖後事不可知，前事已可師法。但父親過去為文，向未受到應值得的注意，何況後代？當代語體文流行，中學生以上均看不懂古文及文言文。父親的文章識解，論古，確是超越前賢。蓋前賢只能作論政、紀事及辭章靡麗之文，且所論之政，所經之事，非後今日之政及今日之事。不似父親之文，匯集古今中西名家之言，如淵似海，閱歷繁複，亦非前人所可企及。夷夏之分已被打破，新舊之爭，亦已如量論正。且寫今世之事，不免新創術語，有心人讀之，亦祇半知半解，且岐義百出，誰能識父親之本懷，且今日之當政，正貶抑正士及知識，崇獎庸俗及無知，父親決不似古人之幸運，能垂名文以自見。盍稍貶焉，寫一本實的自傳，乃避艱深之探討，務期閱者人人能解，反較專門著述有益於世用。」內子則曰：「文化由累積而成，君亦有其貢獻，傳之後世，不亦善乎？」余為其所感乃稍變原意。
接受彼等之意見後，原只擬寫一本：「我與國民黨的點滴」。我非黨國大員，出生既晚，未嘗加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以及民國二年之大國民黨。自民國十五年後方參與政治活動，自無資格寫國民黨史，且自三十歲後，執見又與中山異執狺狺者流爭吠所怪，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所閱官方文書狂悖謬妄，如尊陳其美如神智，抑黃克強如鬼。至於誤國誤民之獨夫，則有豢養之文奴歌功頌德，尊之如堯舜文周孔孟，且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強奸民意，敗壞士風，為前史所無。嘉言語錄到處流傳，掩盡天下人之耳目，自上尊號曰民族救星也，世界唯一之偉人也，萬口雷同從而利之，不復知人間羞恥。憶民國五年袁世凱篡國，蔡松坡將軍率二千疲敝之卒，宣告於眾曰：「中華四億人民若讓袁世凱做了皇帝，豈非全民族之恥？余將不計生死成敗以反對之。」今日尚有蔡公其人乎？予自民國初年叨渥庭訓，民國九年後追隨先君與上述各會人士交往，厥後躬聆各方人士之言論，已歷五十餘年，所知或顯著或隱微之實跡，深銘於懷，紀之可補正史之闕，真相稍明，後之覽者或將有感於斯文。孔子布衣也，刪詩書，訂禮樂，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之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都為弒父弒君，亡國虐民，亂倫犯紀之大事，後世垂為典範，其禪意教仕，豈有窮期？孔子道至大而不當其位，乃毅然述作，代行聖帝明王史官及大法官之職掌，而無所怯。春秋實為當代一部大野史。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微末如予，何能望此，然而所述既皆事實，此物此志，亦其類也。至於個人一生任教仕宦小事，轉瞬即成煙塵，故凡涉及私人恩怨者一概泯除，只述有關國運及風氣之大事，既只限於個人經歷，漏述必多。故改名曰「予之一生與國民黨之點滴」，如是則先世亦可納入矣。形勢所逼，又落入西方人士寫自傳之陷阱，自相違迕，幸讀者諒之。然而行文亦自有限制：
（一）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屢遭誣構，一概不書，與小人爭，自己又居於何等？此類不平之細故，檔卷俱存，兒女欲知予為何等風格，可自行翻閱，不以公之於世！兒女欲加整理問世，則予之骨已朽，任之而已！所謂不立意以鳴高也。
（二）又著「附錄」多篇，自關人之大節，並紀一生讀書心得，或已存有得而未筆之於書者，或早已存作今已佚失者。又今日印刷術昌明，當路在勢者各蓄徒眾，欺矇群眾，敗壞風氣莫此為甚，濫肆宣傳，帷爬梳闕失行文必有根據及典則，方能讓人信服，故此「附錄」，不免繁褥，有志之士，其能深究愚衷乎！
（三）斯書寫成之後必顯國事之艱危及前人所犯之錯誤，國家必須改弦易轍，重加整建，故殿之以「跋文」，標出重建國家之大綱及原則。此雖個人之見，然戀往事，思來者，又融合中西哲理及法制，或不無一得。且任何主義乃環境促成，迨其屢試失敗，若仍拘泥不仕，必導致更大之悲劇。故獨標新見，願與世人共勉！
（四）作者身居國外，典籍不全，所紀之事，時日或有乖迕，深望讀者通其意，即為已足。司馬遷著＜五帝本紀＞贊曰：「顧第勿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惟余紀身歷之事，不虞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則所自勵。他說多有，可備相互參證。是為序。
公曆一九七八年二月於美國之加州洛杉磯
尊德性齋老人　周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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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序
不容青史盡成灰
周渝
父親周德偉先生生於民國前九年，也就是西曆一九○二年，陰曆九月十五日，據說正好是當年陽曆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到現在已百年了，今年正是他老人家一百零九歲冥誕。他的父親，也就是距離我出生已相當遙遠的祖父，周壽椿先生，直接影響了父親的人生起步。祖父的中國經學與史學根底深厚，雖然命運坎坷，但家中藏書卻不斷累積豐富。他不恥科舉，以中醫為業。以他寬闊的胸襟與眼光，很早就注意到西學的重要。他幼年居處與黃克強先生為鄰，是為世交與好友。他曾秘密參與華興會，曾為革命招募民勇帶兵打仗。父親的人生即早即正持理想，胸懷大志，他這輩子的情志與生命，可說是全部奉獻給了重建中華的大業；一輩子為追求理想，維持人格而忍受艱辛、孤獨、挫折、屈辱與痛苦，母親和全家兄弟姐妹都共同承擔，說是全家受難也不為過。這當是一個胸懷經世濟民大使命感的儒者個人及家庭命運。希望父親遺留下來扎根的這個靈魂深處的痛苦噩夢，能隨著這本回憶錄的終於整理出版而露出一道曙光！尤其正在今日已十三、四億人口龐大中國的政經結構走入瓶頸，亟需新的視野與願景來引導，來轉入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與軌道的當口...。
父親於一九二○年進入北大預科。當時北大內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看他是個外地來的窮學生，想他可能會有階級觀念，曾吸收他做會員，但很快地就因理念不合而鬧翻退出了。一九二五年春，汪精衛在北方四處演講，宣揚中山主義，感動了無數青年學子，父親也就在那時與一些同學加入了國民黨，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近代史舞台與國民黨內的複雜矛盾的艱辛歲月。因此這本回憶錄，他命名為：「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由於父親特有的稟賦與人格特質，讀書功夫下得深刻而扎實，中國經史之學的根底不必說，西學方面，在中學時，就開始念《甲寅》雜誌、《天演論》等翻譯名著。有系統地開始吸收西方重要的民主憲政、法治與自由的思想與理論。進入北大後，師從陶孟和、顧孟餘等北大教授，讀到了《原富》及其他經學及法學名著，而知識論與社會科學方法學也深深地吸引了他，開始研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由於他念中學時外語念的是德文，所以他的康德哲學是直接從德文入手。
以他如此扎實的研究與深刻的思考，他很早就看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民權主義，只提到人民的公權，即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對於最根本的保障人民自由的私權，毫未提及，反而說中國老百姓的自由太多！而民生主義又搞得與共產主義糾纏不清，如真實施，恐怕製造的問題比原有的問題更多。但當時汪精衛在北方宣揚鼓動的氣氛下，知識份子普遍希望中國能即早脫離軍閥割據與混戰，在文人主導下，早日實施民主憲政。父親在自傳內說：「我自幼即有政治抱負，當時的形勢，北洋政府已屆末日，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夠格打倒北洋政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已如前述，打倒北洋政府，只有國民黨是當前可行之路，成功雖未可必，但總比其他黨派進步得多。政治運動總是現實的，個人幹不起來，故加入國民黨。...」（見第五章）
一九二八年，父親在天津創辦《天津雙週刊》，鼓吹實行憲政，反對軍人主政，反對打內戰，主張南方好好發展經濟、厚植實力，軍閥勢力自然會被歷史淘汰...。但到了一九二九年--「目睹當時國民黨之所謂訓政，無非新軍閥、新財閥攘奪權力，距離群眾益遠。新軍閥以蔣介石為領袖，附者盡闒庸奴才，財閥亦蔣氏一手培植...」「北洋舊財閥多以向蔣氏輸誠，滲入國民黨內分享杯羹。而才智之士，則排斥殆盡，歷朝開國規模之隘，無逾於此者...」
「當時萬念叢生，真不知如何著手，曾思獨組一自由黨闡明吾說，只使政府職權協助人民自由發展，而當時謀生不暇，資歷聲望又所不孚，不足以資號召，只有構想而已，終身無成愧恨而已。」（見第十二章）
由這裡可看到，為中國建立一個以保護人民權利與自由，促使社會自然演化、文化與學術自由創造與發展的「自由黨」，應是父親畢生嚮往的大夢罷！
隨即他加入了以實施憲政為號召，由汪精衛、顧孟餘領導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的國民黨「改組派」秘密組織。
一九三二年汪、蔣復合，父親在黨內及政界眼看即有不錯的前途，他卻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學問尚不足挑起治國的大業，尤其要救中國，必須要在經濟學上下功夫。在別人積極從事政黨活動時，他卻用功研讀，終於在民國二十二年拿到鐵道部獎學金，負笈英倫，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海耶克，廣讀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論著，後又轉入柏林大學，用德文完成《中立貨幣論》論文。返國後任湖南大學經濟系主任時，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又陸續用中文將它寫出。這篇經典論文，是在論述貨幣與生產必須維持穩定而平衡的關係，並闡明其原則與方法，以避免遭到經濟起伏膨脹收縮的干擾，這不只是維持社會經濟成長創造的大法，也是文化賴以發展的重要基石。他引中國經典《中庸》名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形象而生動地描述了「中立貨幣」的意義！
衡諸今天的中國及可見的未來，這仍是一篇極有價值與針對性的經典著作，卻是完成在七十餘年前的一九三○年代。父親去逝後，夏道平先生晚年曾細讀這篇論文，告訴我說，這篇不易讀的論文令人深思，受益甚多，真是一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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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晚年寫這部回憶錄，其實負著一個巨大的使命，等於是重寫國民黨史，他說：「我不寫國民黨史，國民黨將永無真史！」「雖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觸，寫出片斷的真相。但此片斷的真相，多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
原因是，在台灣--
「國民黨的史料，都控制在黨史委員會，此會的主委與委員們，向來看著蔣介石的顏色行事。」
早年羅家倫做主任，尚能有所節制，只是許多文件不敢公佈。
「現在更不像話，宮廷的宦豎小人也當起主任委員來了！保存的黨史及史料，不知經過若干拋棄、修改、杜撰、匿藏，凡不利於蔣家的資料一概無存！例如吳稚暉是蔣介石的國師，他每天有日記，死後，蔣介石派其機要秘書整理吳的資料，預備大事宣傳，但整理之下發現吳稚暉晚年有不利於老蔣及小蔣的言論，老蔣就命其一火燒之。...」
父親描述道出的民國初及北伐前後，以及抗日戰爭前親身參與，歷經與體會認識的歷史，讀之真是令人驚心動魄，拆穿了蔣介石長期壟斷，以他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賢，極端扭曲的民國史及國民黨史。父親下筆握住民國以來有識的知識份子文人，欲建立民主憲政的大目標，與蔣氏這個嗜好殺人，常採取暗殺手段對付政敵的新軍閥頭頭的艱苦辛酸的鬥爭競逐場面，令人讀之不勝唏噓，升起無窮感慨。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段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良知受難史。父親認為他如不寫，歷史的是非黑白、顛倒冤屈永無以得正。這實是民族歷史、道德與文化上的一件大事！他是企圖效法孔子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的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貶...（讓）後世垂為典範...。」
而他寫到自己的部分：「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一概不書...。」
這就是周德偉（字子若，取效法孔子之意）晚年提出的一部自傳--更是一部民國史--的告別人生的力作。
父親是在一九七五年與母親一同赴美兄姐處即未再回來，行前已寫了若干篇章。由於長年以來，我們家常被監視，電話更是被監聽。在台灣書寫這樣一部著作，使他十分沒有安全感。他去國前，身體已很不好，胃痛從年輕時就未斷過，晚年更是全身到處疼痛，這可能是由於年輕時一心努力，不注意身體。母親說他在英國留學時，身體瘦得只剩下九十幾磅，當時穿的英國呢料西裝，居然後來成為我家念中學的窈窕大姐的小洋裝外套！在他離開台灣前，我每每看到已年近七十的母親對他辛苦的照顧與扶持，心痛不已。他在一九六七年退休後，抱病翻譯了海耶克的大部頭巨著：《自由的憲章》，似乎就是這部書，也使生命末期的殷海光先生終於明白了真正的自由主義，改變了他對傳統的態度；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他的影響力，將另有一番景象。
父親是自幼讀中國經史，為文又受到章士釗及英國學界寫精鍊文章的影響。他帶文言的筆法，可能會使現在年輕讀者感到困難。但如能耐心慢慢熟悉他的文字，當可發現這是一部有崇高情操與深度思想見解的著作。前二章家族史讀來可能有些累贅，建議讀者可從第三章念起，將來有興趣再回頭讀前二章。
這份文字常十分潦草的手稿，可惜只寫到抗日戰爭初期在湖南大學任教的時期。可能是體能轉差，精神不繼，未得完成；也或許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這一部分是他最在意的，寫完這一部份，認為主要的使命已完成，從此停筆了。
這部父親的回憶錄能夠整理出來，有幾位女士與先生是我要致上由衷的感激：首先，是我的伙伴紫藤文化協會秘書長林慧峰女士，是她的魄力與毅力，力促並操作在紫藤廬三十週年時，把這本尊德性齋老主人最後的遺作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要感謝劉佳奇女士，是她尋找到願意打字的人，掌握打字、校對、排印的進度，並參與細校，使這部書能按期呈現出來。
而江玉英女士，也就是這位找了許多人後才找到的，願意耐心辨識手稿難認的字跡，逐步打出全書；她做了這份一般人都不願做的工作，我想這是大家都要感激的。
另外，我必須深深地表達對一位先生的感恩，就是鄭村棋先生，他邀中時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先生共同為這部回憶錄作了艱辛的初校工作；這份工作本來應該是由我來做的。
感謝戴芫品小姐，她費了許多精神，細心地查核史料，並對比手稿、鄭先生的校稿與排版稿；她也做了對父親其他手稿的整理與編排工作，而這份從散亂手稿整理起的工作，是在四、五年前由張志雲先生著手初編，在此也一并致謝。
我要感謝溫洽溢先生，以他的專業協助校正現代史人物的姓名及字號等。
最後，要感謝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先生，以出版家的眼光與使命感，把這部著作列入重頭出版；而吳家恆先生細心地在原書中找出「落筆驚風雨」的文句作為書名。
當然，對幾位為這部著作作序的學者：尉天驄先生、姚中秋先生、邵健先生、吳惠林先生，他們清晰地認識到周德偉先生在中國近代史與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與關鍵價值，對他們這種深刻地用心與努力，把周先生的思想、人格與看歷史的角度闡明並介紹出來，我是十分崇敬及感佩。此外，對最早發現並呈顯父親重要性的陳明先生、朱學勤先生與賀照田先生，我也要致上由衷的敬意。
相信這本書的印出，告慰的不只是父親在天之靈，也告慰了民國以來一些曾有偉大情操，付出巨大努力而不為人知，或更遭污辱冤屈的靈魂；也為後世人留下一份正義與悲憫；更希望革命以來，已歷經好幾個世代的犧牲與苦難的中國人，終能摸索到正道，正確而逐步地建立起未來中華民族與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周渝，紫藤廬茶館創辦人。大學時期研習經濟學、哲學及文學。畢業後曾任記者，創立「耕莘實驗劇團」，參與台灣早期民主運動，對民主發展及藝術人文皆懷抱極大熱情與理想，在戒嚴封閉的年代曾不遺餘力贊助新生代藝術家。一九八一年創立文化茶館「紫藤廬」，長期推廣茶道美學、國際茶文化交流及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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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試閱
北大生活與師長風采
余入北京大學後（為民國九年秋季，余年未滿十八），外文則加入德文班，時大學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大學改制後，世人以預科比高級中學，實則就師資及學生程度而論，比現在之高中高出遠甚。德文教師為海理威，本青島德國總督府秘書，與教務長顧孟餘先生善，日本佔據青島後顧先生乃迎之教德文，初教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威廉．泰爾》（Wilhelm Tell）劇本，彼不解華語，必須耐心聽講，後教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之《浮士德》（Faust）。一年級德文成績余第一，李梅羹第二（後加入共產黨，為托派，民國十八年，余猶遇之於上海，厥後不知所終），一年級結業後余能自讀德國典籍。國文教授則有單不厂，教國故概要，林損教散文，均當代名家。史學教授為陳漢章，清季中鄉舉，後專攻史學，有名，京師大學堂徵為史學講師，到校後求為學生，蓋京師大學堂畢業即為進士，可入翰林院。不二年鼎革，嚴復任校長，乃聘為教授，此亦一笑談也。第二外國語（英文）講師為涂允檀，留美學生（國民政府成立後，曾出任駐外公使），從ABC教起。經濟概要教員為余文燦，教育不佳，學生全賴自修，法律教員為林彬（後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所授皆現行法不講學理，余不感興趣，統計教員為陳啟修，學力亦不稱職，彼在各專校兼課，每週課務達卅六小時之多，故在各校輪流請假，是敗壞學風之第一人也。一年級結業，余領全班。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新青年》月刊移上海由陳獨秀主持，大肆宣傳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李大釗在北大開唯物史觀課程，戴季陶、沈玄廬主辦《星期評論》，以中山之幹部身分，竟為唯物史觀及共產主義張目，此外尚有《嚮導》月刊，亦為共產黨人所主辦，持論較《新青年》更顯白而激烈，胡漢民亦在《建設雜誌》上推崇唯物史觀，汪精衛反沉默，似只在《建設月刊》發表一篇文章，論歐戰後之國際問題。斯時並無左傾?相，戴胡等本亦讀中國書，舊思想既被推翻，心無主宰，故容易吸收流行之思想。最可異者胡適之，本以實驗主義為號，斯時亦向藍公武讓步，承認唯物史觀之正確性。此時余因學潮居上海，盡讀各派言論，思想極混沌，只靜觀演變。
民國十年秋，余已升入預科二年級，鄧康、羅章龍等邀余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教授主持，余思入會覘形勢亦未嘗不可。一日鄧康（中夏）來訪，請余每週赴長辛店教課一次，月酬三十元，旅費由學會擔任，余曰：「余讀書之不暇，何有時間教書？」鄧曰：「無階級意識乎？」余受儒書及心理學之影響甚深，乃曰：「余只知個人方有意識，階級乃一集體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來意識？」鄧曰：「你不相信唯物辯證法乎？」余曰：「辯證法之名稱甚古，黑格爾之辯證法亦從心性入手，馬克思以物易心，其中問題尚多（此引顧孟餘先生課堂上之言論），一時無可奉告。」鄧曰：「既如此，你不夠格做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余曰：「既稱學會，應使人人有研究之自由，你輩為此固執，我願退會。」時余已讀《浮士德》，又對鄧康曰：「歌德曾曰：『物質乃一堆腐朽』，我不願受腐朽東西指揮，我只知隻手可以挽狂瀾。」鄧康大怒曰：「你真不配做會員，請你退會。」余曰：「我已言明退會，何待你請。」事後李梅羹、胡家鳳、鍾繼璜告余曰：李大釗曾責鄧康「操之過急，致使本會喪失一英俊青年」，事後余亦未追問。
陳獨秀既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乃招北大教授胡適之、顧孟餘二先生入粵，胡應招而顧則拒之。胡赴粵先訪陳炯明，會談情形不明，後訪中山。中山正擬擴大國民黨，邀胡入黨並預許為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孫擁總統空名，一籌莫展，支票不靈，胡拒之。胡返北大後，一日，余見北大日刊，刊出胡先生一篇文章，謂「見了宣統，宣統稱我為先生，我稱宣統為皇上」等語，余思「既赴粵見中山及陳炯明，回來又見宣統，到底是什麼作法？」於時，胡之《紅樓夢考證》出版，余思胡先生以杜威之學說相標榜，杜威主張研究法的問題，又謂「學校即是社會，社會即是學校」，乃美國之激進首領，胡先生何以費大力研究死問題，真是玩物喪志，何況我素不喜《紅樓夢》，此書只寫出一班女孩子爭風吃醋，無思想可言，如是胡先生在余心中價值表上，一落千丈，不復視為哲人矣！後方知胡先生數數見宣統，成為好友！（見溥儀自傳）孫先生被陳炯明所逐，邵力子時主持上海《民國日報》，力詆陳炯明為叛逆。胡先生又在北大日刊發表一文，大意謂，「陳炯明之行動乃革命行動，不能稱為叛逆，民國時代，還有什麼叛逆。」等語，余思「陳炯明自清季即奉孫先生為領袖，現在之實力，亦孫先生一手所提拔，何能為此毒辣，即對朋友亦太不顧道義，否則社會內人與人相偶，尚有協調合作之可能乎？充胡先生之論旨，則中西倫理學及社會學各科可廢，人類均將退化為原始人！」民國時代既無叛逆可言，又安可稱溥儀為皇上，如是益不滿於胡，胡先生此類文章，現已不見於胡適全集，其他被胡先生刪去之文章尚多，以掩其矛盾之跡。

Only human beings have a rich conceptual repertoire with concepts like tort, entropy, Abelian group, mannerism, icon and deconstruction. How have humans constructed these concepts? And once they have been constructed by adults, how do children acquire them? While primarily focusing on the second question, in The Origin of Concepts, Susan Carey shows that the answers to both overlap substantially.
Carey begins by characterizing the innate starting point for conceptual development, namely systems of core cognition. Representations of core cognition are the output of dedicated input analyzers, as with 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s, but these core representations differ from 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s in having more abstract contents and richer functional roles. Carey argues tha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development lies in recognizing conceptual discontinuities in which new representational systems emerge that have more expressive power than core cognition and are also incommensurate with core cognition and other earlier representational systems. Finally, Carey fleshes out Quinian bootstrapping, a learning mechanism that has been repeatedly sketched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e demonstrates that Quinian bootstrapping is a major mechan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over the course of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Carey shows how developmental cognitive science resolves aspects of long-standing philosophical debates about the existence, nature, content, and format of innate knowledge. She also show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es of conceptua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illuminat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by which concepts are constructed, and transforms the way we think about philosophical problems about the nature of concept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thought.

本書是臺大圖書館與日本九州大學由松原孝俊與中野三敏教授率領之書目調查暨解題撰寫團隊共同完成之成果；是以多年的書目製作校核之成果為基礎，遴選珍善罕本之貴重書資料118種，進行更詳細的解題說明並附各作品具有特色或重要資訊之頁的書影編輯而成。由書目製作開始之時期計，是以十年完成之作。
本書除包含本館典藏日文線裝書善本資料之書目與解題（含中、日文對譯）之外，亦將本書收錄之圖書資料中的重要藏書印，整理成「藏書印譜」一節，並以「名詞解釋」一節，針對日本時代分期、版本學、文學分類、文學名詞、歷史等相關的名詞，以及身分職稱、民俗故事、機關學塾、地名、人名等，進行詳細的名詞解釋。此外，又製作「中日文學關係與臺大圖書館典藏日文善本年表」（含「『年表』日文書籍書名假名」、「『年表』日文書籍書名羅馬拼音」），以及提供書名、編/著者‧畫者、主題分類、關鍵詞、書籍調閱號等多種索引。因此本書不只可以增進讀者對臺大圖書館典藏的珍善日文古籍資料之認知與利用，同時也是學習日本近代文藝與日本版本學最適當之入門書籍。

從晚清到五四前後，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巨變期之一。在這個巨變期中，「戊戌」、「辛亥」、「五四」是三個高峰，其中「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一個改變思想氣候的晴天霹靂，影響之廣大、深遠，在整個中國歷史中少有能及。
本書收錄作者王汎森橫跨二十年的五四研究文章，圍繞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除了講五四本身，同時也儘量涉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後」、「左」、「右」；「前」指的即是與「起源」有關的部分，「後」指的是五四之後「主義時代」的來臨，探索「主義時代」如何為當時失去方向、感到茫然困惑的青年人提供一套新的藍圖。而所謂「左右」，則是指這個運動本身在實際歷史中擴散、浸染、薰陶，在生活、氣質、心態、人生觀、時間觀，乃至習癖、偏好，或對於事物優劣好壞的判斷等各方面的影響。作者冀能透過本書，探索這個巨變時期的心靈世界中，各種思想元素交互錯綜的意義。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and the defeat of the Aztecs has been told in the words of the Spanish victors. Miguel León-Portilla has long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expanding that history to include the voic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is new and updated edition of his classic The Broken Spears , León-Portilla has included accounts from native Aztec descendants across the centuries. These texts bear witness to the extraordinary vitality of an oral tradition that preserves the viewpoints of the vanquished instead of the victors. León-Portilla's new Postscript reflects upon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these unexpected historical accounts.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原名即《五溪蛮图志》，又曾名《五溪苗族风土记》，分“五溪图案”、“五溪风土”、“五溪诗文”、“五溪兵事”，共四集。《五溪蛮图志》，系明成化（1465—1487）初，昆山（今江苏省苏州市地）沈瓒任辰州（治今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教谕时初撰，然未刊。近300年后，清乾隆十六年（1751），由时官辰州的“沅川”（应为今湖南泸溪县地）李涌重加整理，但仍未刊行。陈心传；基督教传教士，作了考校重编，以平时在湘西民族地区传教时所作笔记，即自己实地所见所闻的资料为依据，见所载事迹不足之处“增补之”，见其所记风土与“近年异同处”，则“以案语证明之”。并将增补重编稿初定为《五溪苗族风土记》，后改为《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分析哲学是20世纪最主要的两大哲学流派之一，自摩尔、罗素以来，大师辈出，经典产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整个改变了西方哲学的面貌。本书是探讨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部巨著，作者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在书中详尽地考察了从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到蒯因、克里普克等大师的哲学思想，对其在哲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做了极其精彩的分析，对其论证中的不足同样做了犀利的批评。可以说，本书必将作为一部经典的哲学史而流传后世。
分析传统的出现，部分源自对十九世纪形而上学观念论的回应，部分源自逻辑的新发展、逻辑与数学的关系以及逻辑在理解和阐释语言意义中的作用。最初，逻辑和语言中的新旨趣集中在对重要概念的分析上，以期找到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新方案。但不久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家开始相信，逻辑上的和语言上的新技术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在这种新观念中，那些在过去由不可解的、最终说来是误解性的问题所产生的无休止的辩论，将被富有成效的、系统性的哲学探究所取代，这些探究所针对的问题虽然具有挑战性，但完全是可理解的并最终可解决的。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宏大的转变不会成功，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哲学家用他们精确的分析技术证明，哲学的这种转变将会面临无法修复的缺陷。第一卷讲述的正是上述故事。

《白云观访信录》是日本学者吉冈义丰的研究性著作。全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道士的日常生活、工作职责、具体分工，观宇的清规戒律、救济功能，以及祭神的分类、仪式、贡品等内容，并提供了民国二十九年和三十二年的住观道士的资料。第二部分探源溯流，对白云观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分别介绍了唐、金、辽、元代白云观的发展概况，对天长观、长春宫与白云观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基本阐释。第三部分回顾了全真教的成立过程，介绍了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并涉及始祖王重阳、二祖马丹阳的生平事迹。第四部分实则为作者实地考察白云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包括观内的饮食住宿、管理上的矛盾、各圣殿的布局风貌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