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此书的文章共分为四组。第一组凡七篇，泛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组的五篇，主要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第三组由五篇构成，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讨论主题。纳入最后一组的四篇论文，则分别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人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人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一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蓊具有旗籍为依据。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贯穿大金百年兴废，推动女真北族政权由“夷狄”向“华夏”转变，演绎了代表汉文化的“异代”文士与大金政权的主体族群——女真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历史互动过程。 “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在批判地继承“汉化”研究中成果的基础上，更重视女真等北族接受与拒绝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寓民族认同于政治、文化认同的历史之中。

中日的近代交往，是一段兩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相衝撞、相廝殺的歷史。中國為何選擇了一條與傳統「天下」思想截然相反、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形式？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國接受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近代國 家思想的強烈影響所致。為了尊重歷史事實，本書作者使用了當年日本政府、外務省、陸軍省檔案等大量日文原始資料，以探討中國民族和邊疆問題與日本的關係。
書評 / 推薦
王柯教授指出近代日本之於中國兼有朋友、老師和敵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應當格外重視日本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近代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給兼有滿蒙回藏漢苗多民族的中國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轉型，帶來了種種啟示、問題和麻煩，反過來也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理解和觀感。作者在日本學界多年，對近代日本歷史和文獻非常熟悉，這一觀察角度十分重要，有關國家、邊疆和民族問題的討論，也相當有啟迪意義。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強國，關係陰晴不定，近年更因為領土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對立意味濃烈。雖然中日在戰略關係上屢有競爭，但兩者世界觀及民族主義原來擁有極大淵源。近代中國向明治日本求師複製改革經驗，不但引進現代科技，而且從中模仿「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改變中國的「邊疆」意識、影響國家建設過程，造成始料不及的效果，延續至今。王柯教授聚焦探討兩國民族主義觀的發展及其影響，是當代東亞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