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纪事》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史著之一，是古罗斯国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编年史，约成书于12世纪初。史学界一般认为作者是基辅洞穴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而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公元1377年弗拉基米尔修士拉夫连季抄写的手稿。该书根据拜占庭的编年史，西斯拉夫、东斯拉夫的文学作品，官方文件以及口头文学等史料汇编而成，记载了从9世纪到公元1110年间东斯拉夫人及罗斯国家的历史，着重介绍了留里克称王和奥列格建国等古代罗斯的重大史实。

译 者 序
赫西俄德是荷马之后古希腊最早的诗人，以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闻名于后世。众所周知，荷马只是古代以弹唱英雄史诗谋生的盲歌手的代名词；《伊里亚特》和《奥德修纪》乃是依据民间流传的歌唱英雄业绩的许多短歌编写而成的。它们的真正作者是民众，是一个民族，是许多代人。赫西俄德则不同，他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工作与时日》、《神谱》等也被认为是他的个人作品。
……
三
《工作与时日》包括5个部分：(a)序曲，包括原诗1—10行，是献给缪斯，赞颂宙斯万能的。(b)包括11—382行，这部分总的劝导人们要勤奋工作。一开始用了两个不和女神的比喻。两个“不和”分别代表能激人奋发的“竞争’和无益的“争斗”。然后用潘多拉的神话说明人世怎么会有恶，怎么需要工作的，进而描述人类生活的五个时代，探究恶逐渐增加的原因，强调人世生活现状的艰辛和斗争的不可避免。其次，诗人讲了一个鹰和夜莺的寓言，谴责暴力和不公，进而对比公正带给一个国家的幸福和暴力所遭到的上天惩罚。作为这个部分的结论是一系列的格言，总的劝人公正、勤劳和谨慎。劝谕着重在道德方面，是全诗的要旨所在。(c)包括原诗383—694行，这部分告诉人们，耍避免匮乏和窘困的境况，只有在农业生产和海上贸易中勤奋劳动而又谨慎小心才能遭到。这部分着重在生产知识的指导。围绕农业生产，家畜饲养，海上航行，生动地反映了早期希腊的农村经济生活，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年四季的气候和自然景色的变换，记录了当时达到的关于气象、天文、动植物生长和活动规律等方面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这部分文字华美而又清新。(d)包括695—764行，充满各种各样的格言，大都是关于家庭内的日常生活活动，初看上去彼此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什么关联。但归纳一下，不外教人注意不要有亵渎神灵的行为，对人要注意谨慎；是(b)部分中劝导谨慎主题的继续发挥。(e)765—828行，教人注意每个月里的一些日子，注意这些日子对于农业生产和其它活动吉利还是不吉利。是当地农民关于吉日凶日的宗教观念甚至迷信信条的汇集，是(d)部分不可渎神思想的发挥。
长诗取名《工作与时日》根据的是(c)和(e)部分的内容，但是全球的主旨在(b)部分，即公正与勤劳的美德。(c)部分是(b)勤劳生产主题的具体化和发挥。至于(d)和(e)部分，似乎与主题无关，是五花八门格言的堆砌，且是杂乱无章的堆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批评家们常常指出长诗主题分散或无中心主题的缺点。细读这首诗，我们不得不承认文章的布局，文字的组织都不够严密，尤其是教谕格言，看上去好像是随感随记的，甚至连简单的整理分类工作都没做过。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全诗整体上看，也不得不承认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人类如何可以生活得幸福或快乐。幸福或快乐是古希腊人追求的人生理想。历代伦理思想家都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最高课题，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答案。虽然一般认为这首诗的主题包括道德训诫和生产技术指导两个方面，但细读起来仍不难看出其间的统一性。即统一在道德教训一个方面。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是伊璧鸠鲁快乐论的信徒。他曾指出，一个人要能过上体面的幸福生活，一定的生活资料或财富是不可或缺的。而生活资料取得的唯一正当途径在赫西俄德看来就是勤于劳作。公元前8世纪初希腊进入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人际关系开始复杂化，人们在社会灾难面前罔知所措。要取得幸福，还必须学会处理好各种人事，还有那代表威严的自然力和尚不可捉摸的社会力的神灵，更是不可轻慢的。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为了给人们指出幸福之路时要不厌其烦地缕述这么多方面的格言的缘故。
四
长诗在艺术形式上尽管远不是完美的，但由于它是文明之初的第一个个人作品，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它在西方文学、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如果说荷马史诗是浪漫主义的，那末《工作与时日》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诗人叙述的事情是现实的，要解决的矛盾是现实的，说的道理是现实的，格言也是那个时代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因此在浪漫主义和史诗创作已趋衰落的当时，《工作与时日》一定处处给人以清新感。因此人们才称它是“一支光荣的歌”，把它的作者和荷马相提并论。其次，《工作与时日》虽然使用的是史诗风格的语言，但它已突破了史诗的局限，已经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训谕诗。有叙述有教导，以教导为主。教导中广泛使用各种祈使语式，叙述中有的像抒情诗、田园诗，有的就是一篇寓言。因此可以说，诗中包含着后来几世纪文学的各种胚芽。
由于长诗是前8世纪唯一的文学作品，又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其社会历史资料价值也可想而知。根据长诗的反映，公元前8世纪初的希腊社会粗看起来似乎仍如荷马时代一样，但事实上已经有了不少新的特点，甚至质的不同。虽然一如荷马时代的希腊，居民主要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居次，手工业，包括冶铁、制造农具等仍热是农民的副业，但和荷马时代不同，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较为先进的小亚细亚地区居民常有出海经商的，连地处内陆的波俄提亚的农民也拥有自己可供出海的船只了。至于当时是否出现了专做买卖的商人阶层，从诗中不得而知。贸易双方看来还是物物交换，还没有出现货币。
商业的发展给8世纪的希腊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这个时候居民的财富、地位分化加快了。自由民很容易穷的变富，富的变穷了。穷了的成为乞丐、雇工、奴隶。奴隶的数量增加了，如赫西俄德这样的小康农家也往往不止一个奴隶；他们已由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辅助性劳动的家长制奴隶变为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他们耕地、播种、收割、打扫谷仓、造打谷场等等。女奴也开始用于田间劳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产生，但国家机器还处于不发达状态。统治者是荷马时代称为巴西琉斯的大大小小的贵族权势人物。从《工作与时日》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和平时期巴西琉斯的职能在于司法审判，他们裁决各种民事案件，主要是买卖纠纷和遗产争执，法庭就设在市场上，根据的是习惯法。如所周知，习惯法有很大的任意性。巴西琉斯收受贿赂偏袒一方。平民希望审判公正，但还不知道要求制定成文法。
此外，希腊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波俄提亚的诗人参加了欧波亚的卡尔克斯城国王的葬礼竞技会并获得了奖品。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全希腊性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举行了。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又促进了全希腊民族意识和各种地域性政治同盟的形成。赫西俄德居住的阿斯克拉受制于塞斯比亚城的巴西琉斯可以视为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工作与时日》，反映出来的希腊社会的这些特点，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已经进入文明时期。
五
《神谱》包括三个部分：(a)序曲，原诗1—115行，述说缪斯的诞生，缪斯九神的名字，她们的性情品格特点，她们给两位诗人——赫西俄德和《神谱》作者的引导。104—115行作者祈求缪斯述说诸神的诞生，转入正题。(b)116—1020行是全诗的主体部分。“从头开始”述说宇宙诸神和奥林波斯诸神的诞生，即他们之间的亲缘世系，描绘他们的形相性情等等。“最先产生的确实是卡俄斯(混沌)，其次便产生该亚——宽胸的大地，……”大地母亲的后裔以天神乌兰诺斯系为主系，最为繁盛， 一传至克洛诺斯，二传至宙斯。宙斯打败了提坦和提丰，确立和保住了对全宇宙的统治权，给诸神分配职司。此后便是宙期的子女雅典娜、阿波罗等的出世，女神和凡间男子生了半人半神的英雄们。旁系有塔耳塔罗斯(地渊或地狱)系诸恶物和蓬托斯(大海)系的神与怪。(c)尾声，原诗1021—1022行。话题转向另一方面，预示另一诗篇的创作，另一批半人半神的英雄的产生。他们是一群凡间淑女和男神相爱所生的子女，是一些部落或氏族的祖先。
六
公元前8—7世纪希腊社会已进入文明时期，作为氏族社会精神产物的神话至此已基本定型。希腊神话是最丰富的。但由于希腊世界居民在古代曾发生过多次的迁移、冲突、交汇、溶合，除各部落氏族自己创造的神话而外，又继承了克里特、迈锡尼的遗产，并在和先进的东方接触中改造吸收了埃及和西亚的神话。因此希腊神话这时呈现纷繁复杂的现象。往往不同的神具有相同的职能和相同的故事，同一个神在不同的地区又会有不同的职能和不同的故事，如此等等。《神谱》以奥林波斯神系为归宿，把诸神纳入了一个单一的世系。这样就完成了希腊神话的统一。
《神谱》对古代希腊人的宗教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公元前8—7世纪，希腊流行三种宗教，即奥林波斯崇拜、俄尔甫斯教派和厄琉息斯秘仪。后两者以德墨特尔和狄俄尼索斯为主要崇拜对象，奥林波斯教的崇拜对象则主要是宙斯、阿波罗和雅典娜。《神谱》不但继承荷马史诗传统，树立宙斯对天上和人间的统治地位，而且还把宇宙诸神和外来的神都降到他的臣仆的地位，同时把人间的贵族巴西琉斯和宙斯拉上关系，把他们说成是宙斯的学生，歌颂他们的公正和智慧。这符合初期阶级社会贵族人物的口味，在他们的提倡下，对奥林波斯诸神的崇拜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神谱》对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这一影响甚至比对宗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古希腊自然哲学一开始便以寻求世界的本原为其主课题，这和《神谱》中追述诸神的起源有着明显的联系。本世纪初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家康福德就不相信泰勒斯的水为万物之本原的思想是突然地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从地下进出来的。现代西方学者从第尔斯到格思里都从赫西俄德(作为《神谱》的作者)的思想中看到一种“离开神话向理性思想发展的倾向”，因而把赫西俄德作为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先驱之一。
张 竹 明
1990．6．16 于南京大学历史系

本书是古罗马哲学家波爱修斯的论文集，全书包括两部分，神学论文三篇，及他的名著《哲学的慰藉》。作者出生于罗马古城谷中的安尼修斯家族，著作颇丰，学识渊博，勤奋工作，学无止境，向罗马人介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还把他们之间一些明显歧异的观点加以调和，成就斐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西域考古记》是英国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对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进行四次探险的纪实之作。书中通过记录大量的考古挖掘，首次揭开了诸如楼兰、尼雅等古国的神秘，具有珍贵的史料意义，对于我们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书中大胆地抓住了由现代官僚国家提出的棘手问题。作者认为，即使身陷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之中，人也不能轻易停止存在，人仍然是一个人，“有着个人的动机、脉搏和意愿”。作者将马基雅维里和帕金森的论述与自己原创的理性选择方法结合在一起，对当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官僚体制占压倒之势的赞誉进行了全面抨击，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对一个官僚机构的内部工作进行理性选择的评估方法，赋予官僚体制中的“政治人”以鲜活血肉，让他运用自己的权利去决策、去行动。本书为后来跟进的难度更大的建模工作和统计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

《纯粹现象学通论》，本书简介: 《纯粹现象学通论》(作者胡塞尔)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书中分为事实和本质；自然主义的错误解释；自然主义的错误解释；自然态度的设定及其排除；现象学还原；纯粹意识的一般结构；关于理性理论问题系列的一般性层级等数章内容。

本书是中世纪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的回忆录，原文由拉丁文写成，写作时间推定为1132年或更晚，是中世纪最早的一批自传作品之一。为补充写作背景，并充实篇幅，成书时另选取了作者与爱人爱洛伊丝的往来书信，及英文版编者贝蒂•雷迪斯写作的《导言》，与正文。

撒路斯提乌斯曾著有一部《罗马史》，记述了公元前78年至公元前67年罗马的重大事件。可惜这部著作自佚失之后再也没有被发现，只能在他的另外2部著作中找到一点线索和片断。他流传下来的2部著作是：
《喀提林阴谋》(Conspiracy of Catiline，亦译作"喀提林叛乱记")，记述了罗马贵族喀提林利用当时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兴兵叛乱、最后战死的经过。
《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记述了公元前2世纪末年罗马用兵努米底亚王国、其国王朱古达率军抵抗、最后战败的经过。

本书是耶里内克在英美学术界最著名的一部著作。他在文中阐释的观点据说启发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写作，这篇短小精干的文章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至今仍有影响。
这篇文章探讨了法国人权宣言的历史来源。其令人称道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局限在法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内部，而是把权利宣言这一问题放置到了更加宽广宏大的欧洲政治历史和思想史中进行考察。这一超越单纯文本争议的视角展现了权利宣言背后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让人看到了一个更生动和全面的现代宪法基本权利诞生的历史图景。

第一章 论奴隶制与自然的自由
第二章 论父权和王权
第三章 论亚当由于为神所创造而享有主权
第四章 论亚当由于神的赐予而享有主权（《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第五章 论亚当由于夏娃对他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第六章 论亚当由于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
第七章 论父权与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根源
第八章 论亚当的最高君主统治权的转移
第九章 论从亚当承袭下来的君主制
第十章 论亚当的君权的继承者
第十一章 谁是这个继承人？

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载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撤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复了它。
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或盖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诺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势、谄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郁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贪污暴虐、军事的失利、军队纪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说术的低落、统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我们不敢说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圣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饰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们。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贵的事实材料。
塔西佗在罗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他在古罗马的文坛上更是一员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惜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罗马史”（Historiae）
5.“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写成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古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M.I.芬利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古史学家之一。本书是他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所做的讲座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主要讨论了古代世界的国家、阶级与权力的关系，对政治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进行了处理。

《历史的地理枢纽》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文章虽然都不很长，影响却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后者，我们就以它作为书名。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份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则影响到世界政治。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六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科学哲学的兴起》所涉及的虽说是哲学体系和科学思想，但在写作时并没有假定读者对于它的主题已具有专业知识。这里所谈到的哲学概念和这说一一都伴随着它们所受的批判而作了说明。《科学哲学的兴起》虽然论及现代数这和物理学的逻辑分析，但并没有预先假定读者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只要读者有足够的普能常识，期望学到一些多于普通常识的东西，他就具有充分准备，能够随着《科学哲学的兴起》的论述前进了。

译者引言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是费尔巴哈早期的一部重要的哲学史著作，写于1836年，出版于1837年。1830年，费尔巴哈因写《关于死与不死的问题》一文，反对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死的教义，被爱尔兰根大学当局辞退。费尔巴哈希望通过撰写哲学史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才能而重返大学讲坛，因此于1833年出版了《近代哲学史》(从培根到斯宾诺莎)，1837年出版了此书，1838年出版了《比埃尔·培尔》一书。这三部哲学史著作虽然使他在学术界博得很高声誉，但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他始终未能重返大学讲坛。
费尔巴哈在著述此书时仍未摆脱唯心主义观点。1847年费尔巴哈在编纂自己的全集时，把这部著作收入《全集》第五卷，并从唯物主义观点补写了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以及许多注释。从这里也可看出费尔巴哈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1904年，为纪念费尔巴哈诞生一百周年，费尔巴哈的友人博林和信徒约德尔编辑了《费尔巴哈全集》第二版，把这部著作收入第四卷。列宁在1914—15年间根据这个版本阅读了这部著作，并作了详细摘录，写下许多精辟的评语。列宁的《摘要》对于理解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极其重要，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译著试图以列宁的评论为指针，对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作一简略介绍。
……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虽然是费尔巴哈的早期著作，但它是在广泛深入地研究莱布尼茨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包含有丰富的资料，提出许多重要的论点。列宁给与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他在摘录此书时指出：“在对莱布尼茨的精彩叙述中应当摘下某些特别出色的地方(这是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部分【第1—13节】全都是出色的)……”。因此，此书的翻译出版，无论对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或者对研究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本书根据《费尔巴哈全集》1904年第二版第四卷译出，译文旁边注有原著页码，以便核对。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恐有不少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1978年10月

《拱廊研究计划》是本雅明对巴黎19世纪城市景观的研究计划。在19世纪与20世纪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本雅明接受列宁所说“最后阶段”，相信资本主义的末世不远，萌生了通过研究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盛世”的计划，即《巴黎拱廊计划》。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本雅明自杀身亡，遗留下来的只有两篇提纲（1935年提纲与1939年提纲）和两篇关于泼德莱尔的论文。这些所有遗留的文字即是本书《巴黎，19世纪的首都》。虽然是一部未完成作品，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重要性。

《哈义·本·叶格赞》中的主人公不是伊本·图斐利笔下第一个创造性人物。早在10世纪，伊本·西那为解释自己理性主义而使用波斯文学家所酷爱的象征法时，已写出了象征体故事《哈义·本·叶格赞》。在这部短篇著作中，哈义是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叟。他对我们的哲人现身说法，指出现代哲人欲借内外感官，认识天地。他们只有一条路——向东走，那是一条永纯的、精神的道路，而西行则是趋向物质和罪恶。这里，哈义是思维的灵魂的向导，以其象征原动的精神作用于人类的最后的天体的精神。它说明了灵魂由四行的世界、超自然世界、精神世界上升至独一无始者的宝座。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宗教与科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
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革命节日》是奥祖夫的代表作。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