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传》内容包括：耶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耶稣的童年和青年——他最初的印记、耶稣所受的教育、耶稣成长的思想环境、耶稣的初期教训，圣父和纯粹宗教的观念，初期门徒、施洗者约翰——耶稣对约翰的请求，他在犹底亚沙漠中的住所——约翰为耶稣施洗、耶稣“上帝之国”观念的发展、耶稣在迦百农、耶稣的门徒、湖畔讲道、接纳穷人的上帝之国、约翰在狱中的重任——约翰之死——约翰派与耶稣派的关系、在耶路撒冷的最初尝试……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宗教与科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
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包括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两部重要著作。前者发表于1794年，是作者阐述自己的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主要著作。文中着重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阐述了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性。《人的使命》发表于1799年夏秋之交，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基本阐述他过去的哲学思想，而在第三部分，费希特则把信仰当作把握实在的官能，由此可看出他从哲学到宗教的过渡。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在公共选择理论发展中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在他的著作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特别列举出的就是《民主财政论》一书，该书于1967年第一次出版。正像美国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詹姆斯·C．米勒第三在他的前言中所说明的那样，“这本书也许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最为简明的表述”。
在《民主财政论》最初出版时，财政研究通常分析财政制度对个人和公司市场选择行为的影响。然而，在本书中，布坎南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研究了当个人参加民主决策过程时财政制度对个人政治选择行为的影响。
詹姆斯·M．布坎南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他所建立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主任。他写过许多著作，包括《赞成的计算》（同戈登·塔洛克合著）。

《斯宾诺莎书信集》在消除一些对斯宾诺莎哲学观点过分夸大的理解方面也起了明显的纠正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其“规定就是否定”的理解。众所周知，黑格尔对斯宾诺莎这一命题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规定的东西就是有限的东西：对于任何东西，包括思想（与广延相对立）在内，都可以说，这是一个规定的东西，所以自身中包含着否定，它的本质是建立在否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