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不仅是竹林七贤中的重要人物，更是历代高士之代表，对历代士人精神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本书稿选取明嘉靖四年黄省曾刻本作为底本，以明成化、弘治年间吴宽丛书堂钞本等多本校勘，并参校了明代及明以前的总集、类书、诗文选本、史乘等。开篇前言探讨嵇康立身处世及著述、梳理其集版本源流等，后为各篇诗文之笺注。各篇前有题解，后有校记、笺注、集评，重在笺疏词语及典实出处。而《春秋左氏传音》、《圣贤高士传赞》两种嵇康著作残卷，收入诗文之后的“余编”，亦依诗文例加以校笺。书后有附录五种，搜集嵇康集佚文，汇编历代《嵇康集》序跋题辞、考释以及版本著录，载录嵇康传记及传说资料、历代评论及题咏。鉴于以往嵇康年谱之简陋，又新撰《嵇康年谱》。是迄今资料最为完备的嵇康集之注本。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简介：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胡的悬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还居然能看到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
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课，他平素从一迟到早退，可这天却突然中途辍讲，宣布下课，掩卷而去。老称生出于爱国的愤激心情，我们能理解，但反应如此强烈却也令人惊讶。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写了两首七绝，题目是《书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来事，又见虾夷入国门”和“老去此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神”之句。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先把三十几年前曾经目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和当前的“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这就难怪他的心情特别沉重了。“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黄先生在另一首题为《我诗》的七言律诗中，痛斥当时国民党反劝政府为”群贼”：“伤心群贼言经国，敦谓诗能见我悲！”（此诗不见于他的《兼葭楼诗集》，当为当路者所删。）黄先生的这一行事，对我和我的论文写作都很有影响，我说的“未欲一字苟”，并不仅在文字之间。本书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府民歌，尤其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遗憾的 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没有把这些乐府民歌记录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莫大损失。不过，班 固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比较具体全面地记载了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和数量，计采自全国各地的民歌
凡一百三十八篇 （未标明产地的《杂歌诗九篇》等尚未计在内）。二是对这一百几十篇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价，这就是他说的 “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 薄厚。”（均见《汉书·艺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乐府诗的传统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缘事而发” 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 “建安风骨”和 “五言腾踊”的局面。数百年后，由杜甫开创的 “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导的以 “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号召的新乐府运动，也都无从产生。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绝句之特见繁荣，显然也受到南北朝小乐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
关于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在 “引言”中已有所说明，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本书自草创以至出版，十余年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叙及民族矛盾时，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然非甚有碍者，亦不加点窜。第二，此书系已出版过的旧著，为了保存原样，不拟多所更张。凡此次增补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语加括符以示区别。
本书，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但印数甚少，纸张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们的关怀，每以 “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谬有所称引和评介；今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订重排发 行，刘文忠同志并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核校。

宫体诗派研究，ISBN：9787307039377，作者：石观海著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本书共选录汉魏乐府诗156首，汉诗以乐府所采民间歌诗为生，都是属于乐府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其中占最多的古辞是民间的创作，此外杂曲歌辞有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候的[董娇娆]等少数的文人模仿民歌的作品，全部内容都是从多方面反映但是社会各阶层的现实情况的。曹魏乐府不采民间诗歌，所歌都是统治阶级或当时文人的作品，就本书所选录曹操，曹丕，曹植，左延年等人的诗来看，虽然是用民歌形式，而内容和汉乐府显然有别，但在艺术上则比韩乐府所提高。

收集在这本小书中的二十一篇论文，除个别篇章外，都是在六十年代前期和1978年以后近几年内写成的。作者原来着重研究汉魏六朝、隋唐五代的文学史，六十年代起，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除参加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外，还陆续写了几十篇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论文。其中研讨《文心雕龙》的文章，因有十多篇，已编成《文心雕龙探索》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余的编成本书。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料非常丰富，问题很多，作者认为自己所认识和论述的仅是一小部分现象和问题，所见也不深，因此取名《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书中论文质、风骨的两篇，谈得比较简括，《文心雕龙探索》中另有长文详细阐述，请读者参看。

古人对于死后世界种种的假设，见于制度、宗教、仪式和书写，更直接呈现于墓葬之中。墓葬既是安置死者肉身的处所，又是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品的集合体，还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生死这个最大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下，以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视觉的语言，所营造的具有终极价值的艺术作品。本书综合采用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方法，从各个角度描述和阐释两汉至唐宋时期的墓葬材料，力图使这个幽暗的角落在中国艺术史上展现出特有的光芒。
中国自古就有一种观念——视死如生，即侍死如侍生。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彻底完结，而是在另一个世界得以延续，由此留下众多的墓葬艺术，构筑起纷繁的地下世界。它们在千百年的岁月里绵延至今，又不断变迁。本书以两汉至唐宋时期的墓葬艺术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考古学与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众多墓葬所包含的丰富信息，试图揭开那些逝去的面具，向读者展示出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先民对自我灵魂的深刻认知。

辞赋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它在汉魏六朝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本书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辞赋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众多的辞赋作家和作品，论述了辞赋与诗文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