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村。1997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村治书系”，计10部著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面研究乡村治理。进入新世纪，有关成果陆续问世。为此，我们准备以“乡村治理书系”将这些成果统合起来，并奉献给社会。这套书延续了“村治书系”重实证研究的风格，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由此也可以反映我们的研究正在步步深入。

为什么瑞士和日本的山林公地能维持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稳定，而土耳其的近海渔场却屡屡因过度捕捞而发生冲突？为什么菲律宾桑赫拉的农民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公共灌溉系统，而美国加州政府却迟迟无法解决地下水的过度使用问题？面对哈丁的“公地悲剧”，一些人建议由“国家”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实行控制，以防止它们的毁灭；另一些入则建议把这些自然资源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是：无论国家还是市场，都未能成功地解决“公地悲剧”；反而是许多地方和社群中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那么，对于一个地方和社群中互相依赖的公民而言，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自我组织和治理，从而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对此，《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通过对各种成败案例的实证考察，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理论模型，并从博奔的角度探索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代表作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典那些在一个实际场景中找到具有公地困境结构的分析人员，常常要求由一个局外人来强加一种解决方案：实行X是解决某种公地困境的“唯一方法”。这种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X对解决各种特定的公地困境都是必要且充分的。但是，X的内容却极少变化。一种主张假定，中央政府应该持续地为一种特定资源的统一决策承担责任。另一种主张则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放弃对资源的所有权，允许个人在一组界定明确的财产权范围内，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无论是中央集权的倡导者还是私有化的倡导者，都把制度变迁必须来自外部并强加给受它影响的个人作为中心的信条。但是，尽管他们对“国家”在为提高效率而变更制度方面所具有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建议的制度变迁方法仍有很大差别。如果一种主张是正确的，另一种就不可能也是正确的。矛盾的立场不可能两者同时都正确。我对这两种主张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赞同。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意见都过于表浅。与只存在一个单一问题和一种单一解决方案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问题和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与能够容易地设计出最优制度安排、并能由一个外部权威以很低的成本去强行实施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把制度搞正确”是一个困难的，耗时的和引发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有一整套能在文化上被认同的规则，又需要有关于时间变量和空间变量的可靠信息。新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中不会如在抽象模型中那样运行，除非这些模型建构完整、有实际依据，以及现实场景中的当事人理解如何发挥新规则的作用。对于共同拥有公共池塘资源的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跌人陷阱并不能自拔的假设，我并不认同。我认为，个人使他们自己从各种不同困境中解脱出来的能力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本书讨论的案例具体描述了为解脱悲剧性结局所作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努力。……导言第一章公地治理之反思三种有影响的模型模型的隐喻性用法当前的政策方案挑战第二章研究公共池塘资源情境中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制度方法公共池塘资源的情境相互依存、独立行动和集体行动三个难题：供给、承诺和监督调查框架现实场景的制度研

《治理的秩序:乡土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实践逻辑》内容简介：随着底层民主操练的不断深化，乡村治理绩效已经越来越取决于乡村社会力量的博弈与均衡。乡村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和琐碎实践展示出乡村治理的非同质性和非均衡性。《治理的秩序:乡土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实践逻辑》以他者的立场，通过对日常乡村生活隐秘知识的挖掘，以阅读和理解的方式将“解释性的说明”和“说明性的解释”结合起来，以期达到对“行动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及其背后人们信念和价值观的理解。面对偏执效率累进的城市工业化进程和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自身传统小农经济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迈向城乡一体化已然成为当前中国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前进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