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一次对霍姆斯思想的另类解读，它并非要对一位“学者型法官”的著作进行什么分类和整理，而是要通过16篇长短不一的论文和演讲呈现一个思想者的学术关怀、职业取向与人生态度。
本书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增进我们的知识，而在于启迪我们的思想。任何与伟大思想者的对话都是令人兴奋的，作为美国 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异议者”，霍姆斯依然站在我们身旁，等待着我们翻开这本书，感受他诗性的文字与这些文字背后那锐利的思想。或许今天的法律人已经很难再用这样一种诗歌般的表达方式来写作，因为我们的法律知识已经变得太过技术化，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否还能延续霍姆斯那份光芒四射却又不乏理性的激情？如果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那么法律人的生命或许就在这里，正如霍姆斯告诉每个想在法律领域成功的男孩的那句话，“他灵魂的欲望就是他命运的先知”。

《法哲学》主要内容：对所有的作者来说，都有这么一个时刻——因为他自己会感到这个必要性——用来整理、了结自己的工作，并且把有生之年的剩余时间腾出来给其他任务。《法哲学》就是笔者对法哲学方面工作的一个总结。《法哲学》是《法哲学大纲》的第三版。第二版仅仅是1922年对第一版的重印，所以第二版上的出版年份写的还是第一版的年份，1914年。当时需要一个新版本，而要彻底改写又是不可能的，但在战争和革命这样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做全面修改的必要性。在新版上仍然标注原版的年份也可以说明，这种形式下的新版并不要求把笔者出版此书时的思想状态体现出来。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新版是以对全书重新阅读的记录为基础的。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版本，不如说它是本新书，比如总论11章一15章)和个论(16章一29章)的一些章节就是新收录进来的。在个论中，笔者并没有把对个论的每一方面的对象加以详尽论述当作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开始研究总论所强调过的观点所指向的对象，并且用一个总论中的实例来检验其正确性。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哲学(Staatsphilosophie)被剔除了出来，就此而言他也与法哲学分开了。即使是在老版中讨论过的部分也做了各种各样的改动，有些改动是对以前错误的更正，比如，在法律中体现正义的合目的性(Zweckm
igkeit)被赋予了独立的含义；另外一些改动，比如关于意志自由(Willensfreiheit)问题的论述被删除了，这么做，不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一段是不正确的，而是因为它在前后文关系中是多余的；还有，许多以前详细的阐述也被缩减了。一些措辞，以及整《法哲学》的论调可能都有所改变，因为当年从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听着很自然的东西，在近二十年之后再从这已然老去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不真实了。当然也有可能，一些人会觉得老版(VII)比新版更好，然而，老版离我们并不遥远，新版也并没有替代它，而只是站在了它的旁边。但是笔者自始至终都信奉一种思考方法：“愿意停留在人们称之为启蒙运动之前的漫漫长夜中”(拉伦茨，Larenz)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和“将自己当作完全非科学理论结果”(绍尔，Sauer)*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us)，而相对主义没有追赶非理性主义的时尚。当然，《法哲学》中所主张的理
性主义并不认为，这个世界能够被理性(Vemunft)整除而不余一物；它在对终极矛盾的理性揭示中，而不是在非理性的迷雾中，看到了自己的任务。作者还赋予了当代相对主义比《法哲学》第一次出现时更大的意义。因为，相对主义是民主在思想上的前提：民主拒绝把自己和确定的政治观点视为等同，而是准备将对国家的领导委托给任何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的政治观点，因为它没有找出一个衡量政治观之正确性的明确标准，也不认为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党
派的立场。相对主义及其学说认为，没有一个政治观点是可以被证明或者是反驳的。这非常适合抵制在我们周围的政治斗争中及其常见的自以为是，它自称在政敌那里只能看到愚蠢和敌意：如果没有一个政党的观点能够被证明，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与每一个立场相对立的观点而斗争；如果没有一个观点可以被反驳，那么与每一个立场相对立的观点都应该被关注。这样，相对主义同时给我们传授了对自己观点的坚决性和对相反观点的正义性。
这里的法哲学，1914年作为一个微小的贡献，被归入了当时研究论文的一个系列丛书中，这个丛书是在法哲学研究停顿了几十年之后——这期问只有鲁道夫•施塔姆勒维护着法哲学的旗帜——使其重新开展起来的。从那以后，文献的数量得到了难以估算的增长，因此，笔者也无此能力在此书中把所有文献都深入研究一遍。鉴于在其他教科书(施塔姆勒，绍尔)中有充足的文献说明，我认为也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我认为，与其让学习者知道法哲学是什么，不如让他们知道法哲学是怎么样的，我想要让他们少囿于结果，而多引导他们进行法哲学的思考。我要让那些一同的追求者，特别是那些朋友——我最喜欢把他们当作是我的读者——回想起那句贺拉斯(Horaz)的诗：
再会吧，一路平安!你有比我知道的多得多的智慧，
于是诚实地告诉我：不智之处，与我一起体味。

《合同法总论(第3版)》修订的动因是：其一，出台了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其二，裁判实务产生了新案型、新问题；其三，学术研究在主客观方面均有新进展；其四，获得了一些新资料。本次修订是全面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较前版有明显的进步。在内容方面，结合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特别是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逐处修订《合同法总论(第3版)》内容。另外，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面的案例，也是本次修订关注的重点之一。

从1820年到1842年，萨维尼先后在马堡大学、兰茨胡特大学、柏林大学开设三十多次法学方法论课程，以其清晰、流畅、优雅并且富有洞察力的讲授吸引了大批学子，听课者有不秒后来成为著名法学家，如温德夏、霍默耶、布卢默、布尔沙迪等。可以说，萨维法学方法论直接影响了不止一代法学家。
在萨维尼学法学方法论课程资料中，最系统、最完整的是雅各布·格林所作的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听课笔记——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雅各布·格林生于1785年，卒于1863年，与其弟威廉·格林被后人合称为“格林兄弟”。人们对梅林兄弟的了解通常仅限于其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成就，尤其是家喻户晓的《格林童话》（出版于1812-1815年），一百多年来，这部童话集一直都是每一代儿童的经典读物。除此之外，格林兄弟合编的《德语大词典》以及雅格布·格林撰写的《德语语法》在德国语言学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格林兄弟也是法学家，尤其是雅各布·格林，著有《论法中的诗意》（1816年）、《德意志法律遗产讲稿》，在那个时代产生重大影响。凭借其在日耳曼法律史方面的出色研究，雅各布·格林成为历史法学派日耳曼法分支的代表之一，1840年被柏林科学聘为法学教授，并于1846-1847年任法兰克福、吕贝克日耳曼法学家大会主席。

在这本《民法总则》中，作者王泽鉴了应用一种“实例研习”法来讲解，这种方法是在讲授民法理论时，通过一定的实例去讲述，而不是仅仅讲抽象的理论。这些实例有的取自现实的司法实践（即如判例和案例），有的出自讲授者的设想或编制，因而可以涉及民法的每一方面、每一理论，而不受限制；另一方面，这些实例仍是按照民法的体系，以民法法典的编制体系为依托。学生学过后得到的仍是全面的民法理论，不只是一些片断的东西。
《民法总则》1982年在台湾初版，经反复修改补充，始成现在的规模。中国大陆的民法体系虽与台湾的民法体系略有差异，但就整体而言，民法理论基本相同，所以这部书对中国大陆的民法学者也是有所教益的。

拉德布鲁赫的人生，是一个法律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生。在当代法律思想史上，他已被公认为一代法学大师。他以哲学上的两元论为出发点所阐发的实证相对主义法律思想，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思想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终其一生都在现象公正和事实公正、表面理性和客观理性之间探求真正的公正和理性。他早期表达的观点与晚年所获的认识，实际上表明了他关于公正思考的一个大回旋——否定之否定。在他的思想历程中，虽然不无偏差失误，但却从未迷失过方向，相反，他愈来愈接近自己的目标。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