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回溯的方法探究近代历史哲学的形成。近代西方的社会历史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近代历史学学论述与之相应，则是一个历史思想的世俗化过程。该书的主题就可以说是解析西方历史思想的世俗化过程。洛维特认为，作为历史思想的世俗化的现代历史主义并不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中世纪后期，对救赎历史的**目的持末世论圣经信仰的历史神学已有近代历史哲学的端倪。近代历史哲学的思想架构取自基督教历史神学，但颠倒了历史神学的历史道义论。洛维特的这种观点是要说明，二十世纪的众多政治事件及时世俗的，又具有神圣的特征，因为近代的世俗化历史观并非是纯此世性的，它寻求的历史中的道义具有超世性。

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这决定了本书论述的范围。“历史哲学”这一用法，一般认为开始于伏尔泰和启蒙运动，伴随而起的，是近代的理性史学，它充满了摆脱束缚的愉悦，自以为终于冲破了中世纪神学史观的藩篱。启蒙哲人自豪地宣告，那个带着上帝的启示和末世的地狱景象的历史已经被抛进了垃圾堆，“新的历史”已经开始，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自由地构建心目中的历史图式。现在我们所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从其本身的完整意义上讲，进入了自觉的形态。启蒙以降，众多历史哲学家如孔多塞，孔德，黑格尔，马克思，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接连粉墨登场，一台接着一台地唱着伏尔泰定下基调的老戏。
洛维特在书的开始就直指这种“历史哲学”的本质，即“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起来”。进而他敏锐地指出，“如果这样理解，则一切历史哲学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神学，即依赖于把历史看作救赎历史的神学解释”，而这本书的目的则在于阐明“现代的历史哲学发源自《圣经》中对某种践履的信仰，终结于末世论典范的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