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是透過日治時期「同化」教育的分析──有關近代化論述和實際政策內容，以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繼而去探討近代臺灣人認同意識之內涵、特質及意義。
由於掣肘於「國體論」這個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中含有相當程度的近代性，以及日本獨特的精神文化。而根據「國體論」，臺灣人取得平等待遇的條件取決於「同化」教育的程度。因此為了爭取平等待遇，臺灣人以選擇性、自律性的態度積極去接受「同化」中的近代化，應該不是妥協而是一種「以接受作為抵抗」的抵殖民。因為如此對應「同化」的方式，必然會壓縮到殖民差別統治的正當性，或動搖到「國體論」。
跳脫出「漢賊不兩立」的傳統抵抗觀，我們發現臺灣人在日治時期不斷圍繞著近代文明這個議題，與統治者之間產生賦與、接受、希求、拒絕、自立、抑止的複雜互動。在這個互動過程中，統治者被迫不斷的調整其「同化」政策並大量普及教育機構。而在「以接受作為抵抗」的歷程中，臺灣人以機巧的抵抗方式達成了近代化。
不過臺灣人利用「同化」教育強烈追求近代文明的態度，相對的淡化了其保存或強調傳統文化的意願和形象。而透過如此的抵殖民過程和經驗，所形構出的漢民族共同體「想像」，成為戰後臺灣人認同意識的特質與基礎。

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于1839 年诞生，随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项新发明便随着殖民扩张一起来到中国。从西方旅行家*早的摄影记录开始，到“文革”后的实验摄影，摄影在中国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变化，生发出了丰富多元的内涵，或者与瞬息万变的政治社会情势相关，或者表现个人的心灵世界，抑或以此为媒介直接与艺术本身对话。
巫鸿教授采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选取十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探索中国摄影表现的多重历史，在对事实进行仔细检验的基础上，他通过对摄影形式、图像、技术和社会语境的研究，结合近距离视觉分析和广泛的跨学科阐释，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摄影师及其作品，开掘中国摄影的多元视觉传统，并探讨这些影像如何参与并构成了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

《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历史与文献》论述满铁和伪满洲国主要科研机构的大致历史脉络，它们在战后被接收情况和文献的调拨，以及战后相关文献的出版等。它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论述这部分历史的著作，基本上查明了这些日伪科研机构在战前的沿革情况和主要的科研活动内容，新中国一些科研机构与它们的关系，以及它们形成和收藏的文献在战后的流向等。作为基础性的史料调查工作，它为进一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资料方面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