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vast and ancient body of documented knowledge about plants includes horticultural manuals and monographs, comprehensive encyclopedias, geographies, and specialized anthologies of verse and prose written by keen observers of nature. Until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owever, standard practice did not include deploying a set of diagnostic tools using a common terminology and methodology to identify and describe new and unknown species or properties.
Ordering the Myriad Things relates how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plants in China gave way to scientific botany between the mid-nineteenth and mid-twentieth centuries, when plants came to be understood in a hierarchy of taxonomic relationships to other plants and within a broader ecological context. This shift not only expanded the universe of plants beyond the familiar to encompass unknown species and geographies but fueled a new knowledge of China itself. Nicholas K. Menzie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botanical illustration as a tool for recording nature—contrasting how images of plants were used in the past to the conventions of scientific drawing and investigating the transition of “traditional” systems of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observation, and description to “modern” ones.

本书稿根据对中国西南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家屋的名号“房名”的研究为切入点，讨论了嘉绒藏族的社会结构，是一篇关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的民族志。作者希望以此展现作为一个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嘉绒藏族社会结构呈现何种特殊性。

★2016 專業烹飪國際協會（IACP）飲食書寫大獎得主
★以文化、殖民的角度，探查大吉嶺茶之所以為全球頂尖紅茶的時空背景。
在我們這個時代，去讚賞世界上少數用心製作的極品，並且記錄它們存續的奮鬥過程，這件事變得很重要。而這個任務，沒有其他作品比傑夫•寇勒對大吉嶺茶熱情洋溢的研究做得更好。──馬克•科蘭斯基（Mark Kurlansky），暢銷書《鱈魚》（Cod）、《鹽》（Salt）與《大牡犡》（The Big Oyster）作者
背景是若隱若現的喜馬拉雅山區與濕漉漉的季風，這是一個大吉嶺如何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發展出茶產業，而且最終產出全世界最優質好茶的故事。然而，今天這項產業正面臨產量下跌、激烈的獨立抗爭、勞動力不穩定，以及氣候變遷蹂躪的多重打擊。同時，這也是一個採取措施頑強抵抗這些挑戰、拯救印度最獨有而且最具圖騰式飲品的故事。
《大吉嶺》這本書包含了對這個區域迷人的描繪，豐富的帝國與謀略故事，既冒險又浪漫，呈現這種備受讚譽的茶之歷史的、神祕的與變動的世界。
關於種植大吉嶺茶的論述中，作者所談的遠超過茶葉本身。——《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作者親切的寫作風格，以及明顯對於大吉嶺茶有著極度的熱情，造就了這本可讀性極高的好書。——《圖書館學刊》（Library Journal）
當他撰寫茶的時候……關於如何巧妙地摘下茶葉並將之放入籃內、茶葉乾燥時，究竟有著怎樣的香味、每個茶莊如何進行每日的品嘗測試——他的散文兼具感官及優雅。——《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這本經過詳盡研究且可讀性極高的書，將能滿足美食、歷史愛好者，以及旅行者的需求。——《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
這本書不僅僅只是談論大吉嶺；甚至不只是關於茶。它也是一本關於殖民和後殖民印度的歷史……除此之外，它也是充滿了個性且有趣的書。作者身兼攝影師、旅行家及廚師等多重身分，擁有對所有事物的好奇心，同時也有著作家聆聽及重述一個好故事的能力……這是一本豐富的「離題」書。——《衛報》（Guardian）

《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史大系“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科技史文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五千多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然而在20多年前，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矢文历法史知之甚少，尽管偶见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并不成系统，有的则是肤浅的介绍，可以说对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1975年以后，笔者曾发动一些学者，有计划地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逐步奠定了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研究的基础。
当然，我们对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的研究还是很初步的。首先，对55个少数民族不可能逐个进行研究，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做深入的研究。我们注重对各个民族的起源和周围文化环境相互影响的研究，大致按华夏、东夷、苗瑶、百越、东胡、满族、突厥、蒙古、氐羌、藏族等进行分类。同一族系的民族，在天文历法方面也较相近。必须承认，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历史文献是很有限的，由于语言文字的阻隔，更增加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难度。书中所引文献出现错误、缺少代表性，或者具有重要缺漏的现象均难免发生，只能请读者们随时补充指正，并予以谅解。
笔者于1976年与张公瑾教授等人赴西双版纳对傣族天文学做了调研；1980年又与黄明信教授等研究西藏天文学，得到西藏天文研究所同行们的热情帮助，出版了《藏历的原理与实践》；1982年与卢央教授、刘尧汉教授合作对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进行调研，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1986年与王渝生教授等赴宁夏、西安、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做回回天文学调研，出版了《回回天文学史研究》；1994年与杜昇云、徐用武教授合作，对贵州水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等做天文历法调研，出版了《贵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其他零星调研还有若干次，不再一一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所载的内容，主要是自1975年以来笔者与合作者对各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史研究成果的系统汇编。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在以往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过，不过，这些论文都是按照我们早已设计好的编撰计划研究编写的，收入《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时，又重新作了修改。然，我们对蒙古族、满族、白族等的天文学史研究得比较少，书中也吸收了李迪、尼玛、李晓岑等学者的成果。

本書從具像的觀點，結合物質文化與靈媒研究，從鄉村與都市情境中探討民間宗教的意涵。第一部分以台灣鄉村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從神像與乩童分析漢人民間宗教中靈力的概念與展現的形式，並以此說明漢人靈力的文化概念。第二部分，作者隨著村民從鄉村移往都市，探討移民在面對都市生活種種困難時，如何透過改造原鄉宗教，發展出新的都市宗教形式以面對快速變遷的都市情境。提供我們一個理解台灣民間宗教從鄉村到都市的動態樣貌，呈現了台灣民間宗教發展更整體的圖像。
※本書英文版榮獲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德国马普学会组建伙伴小组，是国际科学合作的一个重要尝试。以此台，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前沿的研究与交流，扩大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中德科组成国际团队，便于共同探讨科学前沿问题及解决复杂的跨文化传统、涉及多个领学术问题。
力学既是人类认识与阐释自然努力的结晶，也是人类发明与创新的重要实践依据和灌论源泉。中国与欧洲都有着长期的力学知识积累，两个知识传统在经典力学体系形成的前夜相遇，《奇器图说》就是此相遇的一个成果。马普学会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史伙伴小组及德国学者选择这样的一部著作，研究它的内容、结构、来源及其成书与流传过程，探讨中国与西方之间跨文化力学知识的传播与互动的过程和模式，以及社会、文化等环境对科学发展与传播的作用，最终完成了《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上下)》。现在，这部书即将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省金陵科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正式出版。

本书囊括考古发掘报告、文物修复保护报告和研究论文14篇，详尽记录了唐李倕墓遗迹和遗物的发掘、现场石膏打包提取、检测、清理、修复和复原过程。不同于传统现场器物单个提取的发掘方法，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对复杂脆弱质文物采用石膏包进行封护提取，在文物修复保护实验室开展“室内微型发掘”。经过X射线拍摄、逐层清理、分体保护、整体复原等一系列复杂工艺，中德专家成功修复和复原李倕冠饰和佩饰，堪称中国古代复杂脆弱质文物修复保护的经典案例。

《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任编委会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仲南、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桂科、广东省政协委员黄尚立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家钰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卢庆滨主任和王次澄教授、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博士等四位学者编著，是中英学者共同合作的重点项目。
该书承大英图书馆授权，将该馆珍藏的中国清代外销画首次公布并在中国出版，其中相当多的画作是罕见的藏品，有的更是存世的珍贵孤本。该书共8卷（每卷1册），收入748幅外销画，100多万字。每幅画都注明馆藏编号、画作时间、画作种类、原画尺寸。1至6卷是反映广东题材的画作，7至8卷是反映北京题材的画作。
该书按画的内容分为15类：
1．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
2．历代人物服饰组画；
3．广州街市百业组画；
4．佛山手工制造业作坊组画；
5．广东官府衙门建筑、陈设及官吏仪仗器用画；
6．刑罚组画；
7．园林宅第组画；
8．宗教建筑、祭祀陈设画；
9．劝戒鸦片烟组画；
10．室内陈设组画；
11．海幢寺组画；
12．戏剧组画；
13．广东船舶与江河风景组画；
14．北京社会生活与风俗组画；
15．北京店铺招幌组画。
本书的《编著说明》，就本书《导论》和各组画《概述》的撰写、图版的编辑、图画的考释等方面加以说明。
本书每组画均有《概述》，主要敍述该组画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对这些基本内容的分析考释，介绍与这些绘画相关的一些中外重要历史记载，考证部分绘画的作者年代，指出该组画的价值。根据中外历史记载，对画作进行考释。
本书的《导论》长达5万多字，在“外销画的先驱”、“外销画的收藏和收藏家”、“外销画家及画技传承”、“本书收录之外销画藏品”、“外销画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新出版图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和论述。同时，指出了西方某些画家和作家在前人画作的基础上胡乱重组或并凑，导致出现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误导读者的现象，劝告人们在使用分析外销画时，应秉持小心求证的态度。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戴逸先生为本书作序，充分肯定了编著者对清代外销画内容和性质界定的重要意义，判定外销画真实性的历史价值和重要贡献，考证外销画源流的重要成果，考释图画内容的以图证史、以史证图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
本书是中英学者成功合作的重要成果，是“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为了方便中外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本书采用了中英文对照，中文排繁体字，是一套画卷珍贵、艺术性高、资料丰富、考释详细、学术性强、印制精美的鸿篇巨制。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美术史的空白，不但在美术史和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清史、社会史、民俗史、建筑史、船舶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必将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这幅长卷，原画长920厘米，高74厘米，为绢裱本卷轴水粉画，创作时间约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英国人雇用中国画家为纪念其在广州商贸经历而作，是英皇佐氏三世的藏画。此画画面，西起广州府城西边珠江上游的黄沙、柳波涌的西关炮台，东至广州府城东边珠江下游的大沙头、东水炮台，所画内容是广州港口、广州府城和珠江此段沿岸风景，画有大小码头和各类官私、宗教、中西建筑200多处，各种停泊或行驶的船舶四五百艘，岸上和船上人物六七百余，生动、形象、真实地再现了250年前长达八九公里的广州贸易口岸的繁荣景象，被人称为精美珍贵的“广州清明上河图”， 令人叹为观止。
在诸多外销画中，此画最典型地表现了中外画技的融会和交流。在清代部分采用西方画技绘制的同类题材、形式的外销画中，是创作时间较早、画幅最大、绘制最精的画作，不论在历史资料或绘画艺术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珍贵价值。

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考察可知，先秦时期楚地广泛存在着尚剑的文化习俗与信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前珍视、渴慕宝剑，以宝剑为神物；第二，死后以剑随葬，剑乃人们死后世界观与墓葬仪式构筑的重要参与者。考察道经文献可知，在早期道教的信仰世界中，道门中人所佩法剑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与仪式功用：包括道门身份象征与修行层次、神界等级喻指；辟邪制怪、却祸消灾的仪式凭籍；尸解成仙，助力个人修道飞升之功；以及在社会变乱中摄敌壮胆的神学功用。从道家始祖到道教尊神，佩剑老君形象的生成，表明早期道教有效融合了道家与楚地尚剑习俗这两支文化脉络。先秦楚地的尚剑文化习俗乃是道教法剑信仰的重要源头与生长土壤。宋以来，法剑信仰的潜在威胁特质终致政府打压与佛教攻讦，导致其自我“祛魅”进程的展开，由此不断衰变与异化。通过对道教法剑信仰兴衰变异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道教法剑信仰的兴衰，是道教与佛教神学之间及其与世俗皇权之间相互竞争，并最终妥协或屈服的结果。由此，道教法剑信仰衰落的现象背后，能够牵扯和勾勒出的，是宗教神学之间，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

Drawing on a range of examples from Western and developing cultures, this book offers a re-rea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as the product of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behaviour.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xpansion in the range and number of material goods have tended to view people as estranged from the objects they produce, while massive consumption reinforces the fragmented and individualistic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develops a more positive theory of material culture, revealing the creative potentia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goods. He argues that rather than being oppressed by them, people redefine material objects to make them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heir cultures. He shows that everyday objects reflect not only personal tastes and attributes, but also moral principles and social ideals.

"In the diversity of methods and objects of analysis it offers,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this Italian historian who has become such an essential point of reference in many domains of cultural study today." -- Dana Polan, Camera Obscura.

本书是关于锡箔及其生产、流通、消费的历史。 锡箔是将锡片打制成箔，裱褙于纸上而制成，因其色白肖银，人们常将其折叠成元宝形状，用于象征银锭这一特定的货币形态。由于原料与工艺的特殊性，制作锡箔在历史上成为中国部分地区的特色产业，并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迷信运动中被推到历史前台。本书通过探索物质文化史的路径，以锡箔切入江浙地区礼俗消费，对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研。

今天世界上每五人中就有一个用筷子进餐。大约7世纪以来筷子在亚洲地区的广泛使用促成了一种独特饮食习惯的产生。因此有学者指出，依照取食方式的特点，亚洲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筷子文化圈”，它同时与儒家文化产生和影响范围相一致。历史上，筷子的地位和使用，随着北方面食的出现和普及、南方消费大米的增加、茶点的流行以及合食制的产生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与之相关的礼仪规范也逐渐形成。筷子还被赋予了美好的爱情意义和道德价值，而不同材质的筷子也有独特的内涵。随着现代消费主义的流行，一次性筷子风靡全球，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引发了环保问题。

《博物馆变迁》是一部探寻博物馆发展脉络和 使命的综合性、通论性著作，对博物馆的历史和功能进行了宏大的叙事和阐释，展现了自18世纪以来六大类博物馆的动态发展史，剖析了博物馆行业的五大功能，史论丰富，案例详实，蕴蓄极富。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其每章最后的“挑战”部分，收录了围绕该章主题提出的开放性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关乎博物馆的现在和未来，反映出博物馆在变化环境中需思考和做出的变革。它们当中很多都还没有或刚刚引起学术关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势必会拓宽博物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包括了：杨柳与信仰：作为生命神灵的植物、杨柳信仰：生命崇拜与第三关系、神佛之木：守护生命与驱除鬼疫、妖鬼之木：由神木到鬼木的颠覆性变异、《万叶集》的柳蕴与中国的《折杨柳》、柳圈等内容。

自从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以来，人类学家就在思考建筑形式。这本书首次综述式地展示了人类学家怎样去研究建筑，以及研究所带来的丰富思想和信息。该书聚焦于居住空间——人类学家传统上十分熟悉的研究语境，解释了人类学家们如何思考公共与私人的边界，性别、性和身体，建成形式以及材料的物质性，建筑技术和建筑表现。每一章都使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案例进行研究，从人类学内部考察建筑到底“做”了什么——建筑如何塑造人与形态，如何维系和解析社会关系。

本书收入了十五篇文章，讨论了自商周以迄宋元的青铜、钢铁、金银、陶瓷、石刻、漆画等类古文物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它们或多或少都和东西文化交流有点关连。笔者研究的出发点本是探讨我国出土文物的性质，但有时被其中所饮食的外来因素所吸引，而随着若干诱人的细节，追踪到一片陌生的天地中去。。。

“物尽其用”是一个由“破烂儿”组成的庞大方阵，承载了亲人间相濡以沫的痕迹与温暖，承载了物资匮乏时代对生活的理解与敬重。
“物尽其用”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展览，从北京到光州，从柏林到纽约，无数观众默默地流下眼泪，好像突然见到过世已久的亲人与挚友。
“物尽其用”是一种默默地收集与保存爱的哲学, 顽强地对抗着将置换与丢弃作为基本态度的当下，记录着中国老百姓对家庭与生活的永恒的爱。
赵湘源是宋冬的母亲，像中国千千万万勤俭持家的妇女一样，她保存下大量的生活物品：化石般的洗衣皂、孩子们丢弃的玩具、堆积如山的瓶瓶罐罐锅碗瓢盆……“物尽其用”是她的人生信条。艺术史家巫鸿和当代艺术家宋冬，与赵湘源女士一起，将她的这些庞大的收藏变成了一次巡回世界的展览。

《中世纪初期吐鲁番绿洲的物质生活》由莫尼克·玛雅尔编著。《中世纪初期吐鲁番绿洲的物质生活》对不同民族及宗教在古代高昌地区留下的建筑、服装、丧葬等门类众多的物质文明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与研究，展示了这一地区的历史风貌，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柯嘉豪的一本重要学术著作，在西方中国宗教研究领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书详细分析了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建筑、衣着、家具以及饮食的贡献。在此书之前，西方学者撰写中国通史时，除了提到佛教在思想、信仰以及仪式等方面的激荡外，很少强调佛教曾影响中国的物质文化；同时，也很少留意佛教的流传与物质文化间的关系。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从一个较宏观的角度来讨论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促使其思索宗教物品在其信仰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具有新颖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