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到行动》汇集了利科在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重要系列论文，这些文本代表了利科研究诠释学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现象学到诠释学，从文本诠释到行动诠释；对话语和叙事作出反思，并对意识形态与处于城邦核心的人的行动进行追问的同时，利科强调了介入这两者之间的诸种关系。
在《从文本到行动》中，利科逐渐摆脱了要在其他学科面前捍卫诠释学的焦虑，他从胡塞尔现象学与诠释学的关系以及诠释学自身的历史看到了自己研究的独特角度和价值：立足于文本理论建构一种超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甚至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并且将之应用于解释人的行动、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建立新的政治和伦理。

本书是德国著名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1927年在马堡大学开讲座课时的讲义。全书详细研究了《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第三篇的中心问题、通过提出作为一切存在领悟之境域的“时间”，来回答引导着此在分析论的、对存在一般之意义的基础存在论式的追问、使读者真正了解到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实事内涵与内在体系。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一书是专为英美读者写的一部现象学入门书，完成于1959年，多次再版和修订。本书是根据1982年第三版译出。作者是按照现象学运动的历史向一般读者介绍现象学运动，对现象学运动的起源、成长和繁衍加以简明易懂的叙述。著者认为，现象学运动并不是胡塞尔一个人的现象学的发展史，这个运动的多样性比起他相互联系的统一性更为突出。本书从现象学纵向的历史发展方面和横向的传播方面，展示了现象学运动丰富多彩的内容，是迄今为止介绍现象学的一部最全面、最完整的著作。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对胡塞尔概念的概念术语做出初步的确定，以便能为尽早形成在这些术语之中文翻译上的统一创造条件。《通释》显然无法也无意对胡塞尔术语的中译进行某种最终的规定。但它的确带有一定的“证义”意图：只有通过相互间的讨论，而非各行其是，才有可能达到在概念理解和翻译上的互识与共识，从而使得学术的交流和推广成为可能。愿《通释》能为胡塞尔概念中译的讨论提供一个开端性的基础！另一方面，《通释》不仅想面对阅读、研究和翻译胡塞尔原文的专业研究者，而且也想服务于更为宽泛的读者群，即服务于那些无法接触胡塞尔原文、只能阅读和诉诸其中译文的读者。《通释》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为这些读者进入胡塞尔的巨大思维视域提供一条可能的通道。一个哲学读者，即使他在胡塞尔现象学方面无所准备，也应当可以借助于《通释》而获得对胡塞尔思想的初步理解，甚至可以具体地通过在《通释》中对胡塞尔现象学一、二手资料的介绍而获得对胡塞尔文字风格以及对由一些中心概念所标识的现象学基本问题的初步认识。

本书为“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的一种，是著名哲学家和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发表的第二部著作。全书分两卷，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论”，主要意图有三个：其一，将一门纯粹逻辑学的观念分离于对逻辑学的这样一些理解：理解为工艺论；其二，拒绝对那些从意识本性中被构想出来的逻辑规律做心理学的论证，主张从逻辑基本概念的意义出发进行一种认识论的论证；其三，对纯粹逻辑学及其基本概念和任务领域做一个临时的勾画。第二卷“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对表达与含义、种类的观念统一与现代抽象理论、整体与部分的学说进行了论述。本书对于哲学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十二篇代表性论文。编者按课题对它们作了相对的分划，组合为三篇，第一篇立题为“作为起点的胡塞尔现象学”，第二篇立题为海德格尔与世界现象学，第三篇立题为“政治现象学和交互文化现象学”。前两篇呈现作者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阐释以及对两者之间哲学联系的梳理工作，也传达了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主体主义的世界现象学的立场；第三篇则代表了作者在政治现象学方向上的思想尝试。这个安排是经过编者与黑尔德教授的多次讨论之后形成的。

《现象学导论》一书简洁明快，论理深入浅出，就如同索科拉夫斯基教授讲课的风格一样。追求思想的清晰性一直是哲学乃至现象学的最高境界，胡塞尔曾说过没有思维的明晰性，他就没法活下去；把哲学从黑格尔式的繁琐概念思辨返回到思维的自明呈现，原本是胡塞尔创立“直面实事本身”的现象学方法的主旨。就这一点而言，索科拉夫斯基教授恰恰是顺应了现象学的原初精义。索科拉夫斯基教授一直在天主教大学开讲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笛卡尔沉思》，对胡塞尔及现象学本文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成为这本导论性著作的自然朴实之风的前提和基础。这本《导论》梳理和诠释了现象学的主题，诸如“意向性”、“形式结构”、“自我”、“时间性”、“生活世界”、“主体间性”和“本质直观”等等，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学思想系统地纳入到这些主题之中，思想深刻而又条理明晰。

《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收录《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现象学》、《先验现象学引论》、《现象学与认识论》、《现象学美学》等文章32篇。

这里所关涉的不可能是某些可以从定义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术语，而只是一些用来进行描述和对比的手段，它们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人析状况而从每一个个别情况中得到原初的、新的吸取。
胡塞尔始终是一个描述性的哲学家，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使在他思想发而展的后期，当胡塞尔偏重于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并因此而或多或少地进行解释性的操作时，他的总体研究风格也仍然只能用来描述来概括。而描述-尤其是现象学的描述-具体有两方面的依赖性：一方面是它对直观的依赖性：它仅仅描述在直观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而不试图对非直观的背景因素做因果的解释或思辩的揣，另一方面，描述必须依赖于语词概念：在直观中所看到的图像越是丰富，对它们的描述所需要的词汇也就是繁多。胡塞尔因此在他一生的操学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现有哲学术语，并且自己同时还生造了众多的专用词汇供作描述用。很可能在哲学史上没有另一个哲学家会像胡塞尔那样需要诉诸于如此之多的概念表述。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每个想学点胡塞尔现象学的人都应首先完全理解其哲学概念。
胡塞尔现象学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汉语学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随着胡塞尔现象学文献的大量翻译和出版，现象学概念的中文译名问题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胡塞尔的严格描述性理想偏偏又使他或挪用或生造了数目繁多的名词术语，这就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译名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胡塞尔的同一个概念被译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文名称，如“先验的”和“超验的”源于同一个概念“transzendental”，“透视变形”和“射映”译自“Abschattung”，“当下拥有”、“呈现”、“现前化”和“当前化”其实都指“Gegenwaertigung”，等等不一而足；其二，看似相近却具有本质差异的概念只有一个中文译名，例如“original”和“originaer”涵义不同，却同被译为“原本”，“Aktualitaet”和“Wirklichkeit”被笼统译作“现实性”，“urspruenglich”、“primordial”和“primaer”被平均化为“原初的”等等(若单纯根据语言词典的释义，上面的译名并不算错)。
这一问题不仅让初入现象学之门的人容易误入歧途，而且给现象学在汉语言空间内的探讨和交流带来重重困难，不止如此，这一问题还影响到应用现象学的健康发展，现在已有学者尝试把传统文化和现、当代历史置于现象学视域之中进行观照，但这一视域中的“路标”却依然模棱两可！在这样的时候，倪梁康先生的著作《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以下简称《通释》)的出版可以说是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