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一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该书采用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秘密社会史研究路径，即文化人类学，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在阐释这些元素如何建构起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简单来说，田海笔下的天地会，文化建构才是核心。田海精通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仔细爬梳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史料。他细致梳理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救世论，并概括为“神魔救世范式”，即末世灾劫+神魔救世+法术器物。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终跳不出这个框架。这些仪式和神话的意义是为原本缺乏如共同家族、邻里、职业而结成的天地会创造了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既要说明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与其成员的知识背景相适应。田海除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天地会之外，他还赋予给天地会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这当是此书一大贡献。
☆编辑推荐
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
这句出现在金庸笔下著名的天地会的暗语，给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天地会、三合会为内容的影视剧作品更是层出。“天地会”这一组织，并非艺术创作中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帮派组织，也是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秘密结社组织，亦黑亦白。荷兰著名汉学家田海的这本书，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一势力颇大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三合会）的创建过程、入会仪式、会规、行话等，作者对该秘密结社进行了深度剖析，为读者展示了一部不同的、真实的三合会历史。该书不同于读者在艺术作品中认识的天地会，更加神秘的真实的天地会，读者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全部答案。
☆专家推荐
这部厚重、详尽、独一无二的学术杰作堪称一绝，其范围之广、细节之细，令人印象深刻，对汉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美〕苏海涵（Michael Saso），《中国国际评论》（2004）
田海的这本书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著作，他以对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为中国秘密社会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如果这个复杂的话题很难说完，那么未来任何有关秘密社团、宗派宗教或民众运动的工作不能忽视这部书。
——〔加〕王大为（David Ownby），《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2000）
田海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国秘密会社描述成宗教组织，相当令人信服。……这本书最大的弱点可能在于试图把林爽文起义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人社区建立的秘密会社归为一个单一的宗教运动，即人们所熟知的三合会。……田海对秘密会社名称的讨论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因为他所研究的每一个团体是用天地会或三合会这些实名这一点很不清楚。实际上，继林爽文起义之后，政府对秘密会社打压的力度很大，很少有集团敢公开自称他们是天地会的。
——〔美〕康豹(Paul R. Katz)，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精彩试读
精彩试读：
三合会血盟的基本程式由起誓和诅咒两部分组成，它们要在充当见证者和应验者的天地神灵面前举行。起誓诅咒的同时要饮一杯掺和了禽血和/ 或人血的酒。誓约可以（但不一定要）写成文书，起誓完毕即烧毁。钻过一道刀剑架起的门关是仪式的一部分。
早期的证据来自于1786—1787 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的审讯资料，这些资料证实了起义参与者起过“誓”，但明确提到采用了“歃血”这一古老做法的仅见于1786年底在台湾发现的盟书。稍后才发现了一则关于歃血为盟的完整描述，它出自三合会师父陈信的一名徒弟。这名师父早在1787年就开始在台湾活动，但在林爽文叛乱被镇压后一直隐匿起来。在此期间，他教会了谢志如何举行盟誓仪式，并给了谢志一份盟书。
1790 年，谢志及其门徒在户外设立了一座祭桌，并向神灵供奉一只童子鸡。他们钻过了一道刀架门，随后谢志拿出陈信给他的那份旧盟书，所有人都跪伏在祭桌前，谢志对天宣读了如下口头誓约：“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接着谢志在桌前焚化了那份盟书，每人都饮下掺和着子鸡血的酒，仪式随即结束。后来谢志及其大徒弟被审讯时，他们只记得那份盟书的部分内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刀下亡身……总要同心协力，若是负盟，刀下亡身。
师父们总是向徒弟许诺好运以换取他们的效忠。他们还教给徒弟传统的三合会暗号—左手伸三指朝天。“同心”一词让我们想起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些血盟仪式中的“同心酒”。陈信的盟誓与当时保留下来的另一份盟书之间有些差别，这表明陈信在台湾时与卷入林爽文起义的网络并不相干。
血代表着生命的力量，因而在起誓之前饮血，便使誓约具有最强大的可能效力。一起饮酒则在参与者之间营造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相当贴切地表现在三合会内部的一种说法上，即把酒说成“家和兴”。大多数三合会会众的供词都具体提到了血和酒的使用，只有很少一些案例提到不用血和酒就起誓，而提到只传授会内知识但不需发誓的案例则更少。考虑到三合会团体普遍采用歃血为盟这一事实，上述这些偶尔的例外肯定是由个别师父的怪癖所致，甚至有可能是由于我们手头资料的疏漏造成的。我们只在江西—闽北地区三合会最初几十年的历史上发现了不采用血盟就传授三合会最起码知识的事例。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也不可能不经起誓即传授更详细的会内知识。
如同清代一般的起誓一样，三合会盟誓时只用（通常是白色的）童子鸡的血，从来不用其他动物的血。童子鸡很便宜就能买到，而且它也被普遍看作是一种生命的象征。砍去子鸡的头，然后将鸡血滴入酒中。有时，每位参加者都要割破自己的一根手指（具体而言一般为左手手指），将血滴入酒中，然后饮他们自己的鲜血。另外一些情况下，童子鸡的血与誓盟者左手手指的血一起混在酒中。不管是子鸡血、人的手指血，还是两种血混用，它们都是滴入酒中饮下的。
前述供状中提到的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滴入酒中饮下盟誓的例子不多。但颇为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除两例以外，都提到了实质性的三合会知识的传授。最早的一份供词出现于1806 年，随后是1807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15 年、1819 年、1821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31年、1833 年和1835年的一些案子。此外，19 世纪40年代以后，会簿中描述的程序也包含有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掺入酒中的内容。仪式的扩展与会内知识传授的增加之间存在着联系，这表明，人血与鸡血混合在一起，是为了强化盟约的力量及对参加者的后续效力。

该书系田海博士论文的改进本，也是近年出版的非常重要的关于中国教派的西方作品。田海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1.重新建构中国教派运动的社会历史；2.研究“白莲社”及“白莲教”名称如何起用于宋代的主要资料中；3.分析现代学者的历史研究如何受他们不辨这二词的影响。田海推翻了传统上认为原先虔诚信徒们的“白莲社”在韩山童领导的元末起义时退化成八卦教的“白莲教”的观点。这样的认识是长期以一些错误的设想为基础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设想就是认为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白莲运动，认为不同地区和时间段的资料可以被集中在一起来研究这个运动，且所有宋以后的八卦教起义均可以被视作属于“白莲教”。田海还区分了这些集团的自称、他称以及用于批评他们的名称（标签）。根据这一区别，他说明“白莲”一词是宋元时期的一个自称，明初明太祖宣布白莲社和白莲教非法后就停止使用。后来，许多士大夫所用的“白莲教”，是描述教派运动的一个他称，或对那些他们决定镇压的运动进行攻击所用的标签。

Practicing Scripture is an original and detailed history of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religious movement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or Wuweijiao, from its beginnings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Zhejiang to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n communist repression dealt it a crippling blow. Uncovering important data on it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arend ter Haar paints a wholly new picture of the group, which, despite its Daoist-sounding name, was a deeply devout lay Buddhist movement whose adherents rejected the worship of statues and ancestors while venerating the writings of Patriarch Luo (fl.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a soldier-turned-lay-Buddhist. The texts,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known as the Five Books in Six Volumes, mix personal experiences, religious views, and a wealth of quotation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Ter Haar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was not messianic or millenarian in orientation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other new religious groups and networks traditionally labelled as White Lotus Teachings. It combined Chan and Pure Land practices with a strong self-identity and vegetarianism and actively insisted on the right of free practice. Members of the movement created a foundation myth in which Ming (1368–1644) emperor Zhengde bestowed the right upon their mythical forefather. In addition, they produced an imperial proclamation whereby Emperor Kangxi of the Qing (1645–1911) granted the group similar privileges.
Thanks to its expert handling of a great number and variety of extant sources, Practicing Scripture depicts one of the few lay move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a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n some depth, both in terms of its religious content and history and its social environment. The work will be welcomed by China specialists in religious and Buddhist studies and soci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