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阿泰德》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作品，处于从中期对话录向晚期对话录过渡的阶段。它不可能是一篇早期作品，尽管在形式上它与早期对话录有相似之处，譬如，探究特定概念的定义，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辩驳论证，以无结论的方式结尾，等等。《泰阿泰德》这篇对话录由两场谈话组成。前一场是欧几里德和特尔普西翁两人简短的铺垫性谈话。这两人都是麦加拉人，也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在后者临死的时候，这两人都在场。欧几里德在这段简短的谈话中赞美了泰阿泰德，并说他曾经听苏格拉底向他转述了一场涉及泰阿泰德的谈话。欧几里德自称把这场谈话记录下来了，并且让仆人为特尔普西翁朗读出来。这读出来的内容就是《泰阿泰德》的主体部分，它是苏格拉底、塞奥多洛和泰阿泰德之间的一场哲学谈话，其主题是探究“知识”的本性。在结束谈话之时，苏格拉底说自己将去对付美勒托等人的控告。作者在此无疑暗示了苏格拉底的临死。这样，整篇对话录实际上处在临死的泰阿泰德和临死的苏格拉底之间；不难看出，柏拉图创作这部作品同时隐含着对这两人的纪念。

“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唯物主义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主要哲学著作。这部书从1671年写起，直到1687年才完成，在1690年出版。“人类理解论”这一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承前启后的作用，洛克作为唯物主义路线上的一个哲学家是西方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洛克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并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可靠性和范围。本书一开头他首先批判了笛卡尔主张知识起源上的所谓“天赋观念”以及莱布尼兹的所谓“天赋实践原则”这样一个在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且从而提出了他的那个有名的白板论，即认识的唯一来源是经验这样一个有巨大意义的唯物主义论点。不过，洛克在经验论上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正如他的政治观点、阶级立场是妥协的一样。所以他的哲学观点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唯物主义者(特别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被唯心主义者(特别是贝克莱和休谟)有隙可乘地加以利用和歪曲。
本书的汉文译本早由本馆出版过，现在经原译者对照原文重加修改、校订，交由本馆出版。

《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主要内容包括：言述的和默会的、默会知识：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进路、能力之知、分离的和交接的、“在世”的认识论分析、具身性、亲知、普遍的和特殊的、实践智慧、判断力、应用的认识论分析、批判的和非批判的等

《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记叙了实证主义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资料翔实，观点深刻，夹叙夹议，对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总体风格以及对实证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在每一部分都附加了他本人经过深刻反思后的评论性意见，最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独特而发人深思的结论。

译者引言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是费尔巴哈早期的一部重要的哲学史著作，写于1836年，出版于1837年。1830年，费尔巴哈因写《关于死与不死的问题》一文，反对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死的教义，被爱尔兰根大学当局辞退。费尔巴哈希望通过撰写哲学史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才能而重返大学讲坛，因此于1833年出版了《近代哲学史》(从培根到斯宾诺莎)，1837年出版了此书，1838年出版了《比埃尔·培尔》一书。这三部哲学史著作虽然使他在学术界博得很高声誉，但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他始终未能重返大学讲坛。
费尔巴哈在著述此书时仍未摆脱唯心主义观点。1847年费尔巴哈在编纂自己的全集时，把这部著作收入《全集》第五卷，并从唯物主义观点补写了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以及许多注释。从这里也可看出费尔巴哈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1904年，为纪念费尔巴哈诞生一百周年，费尔巴哈的友人博林和信徒约德尔编辑了《费尔巴哈全集》第二版，把这部著作收入第四卷。列宁在1914—15年间根据这个版本阅读了这部著作，并作了详细摘录，写下许多精辟的评语。列宁的《摘要》对于理解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极其重要，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译著试图以列宁的评论为指针，对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作一简略介绍。
……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虽然是费尔巴哈的早期著作，但它是在广泛深入地研究莱布尼茨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包含有丰富的资料，提出许多重要的论点。列宁给与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他在摘录此书时指出：“在对莱布尼茨的精彩叙述中应当摘下某些特别出色的地方(这是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部分【第1—13节】全都是出色的)……”。因此，此书的翻译出版，无论对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或者对研究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本书根据《费尔巴哈全集》1904年第二版第四卷译出，译文旁边注有原著页码，以便核对。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恐有不少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1978年10月

本书由顶尖的政治学者以深入浅出的铺排，呈现并掌握政治学最新的动态内涵。原文书第二版已经相当迥异於一九九五年的第一版，新版不仅将前版第三部分「国家理论」全数删除，而且又延揽一些新学者彻底改写，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向读者引介政治学的研究途径丶方法论以及哲学中的知识论与现象学。探讨的主题包括了行为主义丶新制度主义丶理性选择途径丶女性主义丶马克思主义丶诠释论丶规范理论丶结构与能动性，以及质性丶量化研究法丶比较研究法。这是一本值得所有从事政治学研究增强政治学素养的必读佳作。

Tool-making or culture, language or religious belief: ever since Darwin, thinkers have struggled to identify wha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iates human beings from other animals. In this much-anticipated book, Michael Tomasello weaves his twenty year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umans and great apes into a compelling argument that cooperative social interaction is the key to our cognitive uniqueness. Once our ancestors learned to put their heads together with others to pursue shared goals, humankind was on an evolutionary path all its own.

Tomasello argues that our prehuman ancestors, like today's great apes, were social beings who could solve problems by thinking. But they were almost entirely competitive, aiming only at their individual goals. As ecological changes forced them into more cooperative living arrangements, early humans had to coordinate their actions and communicate their thoughts with collaborative partners. Tomasello's "shared intentionality hypothesis" captures how these more socially complex forms of life led to more conceptually complex forms of thinking. In order to survive, humans had to learn to see the world from multiple social perspectives, to draw socially recursive inferences, and to monitor their own thinking via the normative standards of the group. Even language and culture arose from the preexisting need to work together. What differentiates us most from other great apes, Tomasello proposes, are the new forms of thinking engendered by our new forms of collaborative an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Thinking is the most detailed scientific analysis to dat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sociality and cognition.

《康德的知识学》是齐良骥未完成的遗著，齐良骥是著名的伊曼努尔·康德研究专家，倾毕生精力研究康德思想。该书只完成了原先构想中完整著作的感性、知性两编，共7章23节，但仍可独立成书，是一部代表汉语学术界康德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
该书是几十年研究康德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分析与证明，批判与另立学说，都有令人信服的根据，同时不仅是对康德哲学思想的研究，而更以康德哲学为根据，提出新的思想和观点，很有价值，成为汉语康德研究中的经典。

怀特海的《思维方式》这部书稿的翻译我早在1964年就已完成了。记得拙译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一书196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曾想过是否能继续译点什么；编辑部的先生也问我是否还有这方面的兴趣，并寄来了怀特海的“Modes of Thought”一书让我试译。那时我正在全增嘏教授的指导下，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尝试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全先生早年在哈佛求学时是怀特海的学生，对怀特海哲学知之甚详。他认为研究一下怀特海哲学对理解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很是有益，而通过翻译怀特海本人的论著来理解怀特海不失为一种较为踏实的方式。于是我就同商务印书馆约定翻译此书。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我一直得到全先生的指点，全书译成后还请他审校过。我根据当时自己对怀特海一知半解的认识写过一篇译序(《中译本序言：怀特海哲学评介》)，记得1964年我就将其与译稿一道寄给了商务印书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四清运动”开始，正常的出版秩序被打乱，本书未能及时出版。接着就是十年动乱，被归属于反动哲学家之列的怀特海的书更难出版。我也很少再想到它。
十年动乱结束后，大致是在70年代末，我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先生见面时谈起过这部书稿，他们表示要安排出版。因感到60年代写的那篇译序基本上固守旧的简单否定的批判框架，显然已不合时宜，于是我取了回来，准备重写。以后的近20年，我既忙于教学，更忙于编写和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以及完成几项必须限期完成的国家和教育部的科研课题，还忙于一些社会工作，无暇顾及翻译。对怀特海也没有另作专门研究。上述的那篇《中译本序言》不仅未能重写，连原来的稿本也丢失了。商务印书馆也一直没有催问我。据我所知，他们有大量“文革”前的积稿待处理，我对自己的译稿未出并不奇怪，更不在乎。因此我同样没有主动与商务印书馆再谈及此事，甚至几乎没有再去想它。
一直到1997年，我意外地收到商务印书馆译作室张伯幼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们在清理库存旧稿时发现了我的这部译稿，希望由我自己审读一遍，然后交他们安排出版。我对此当然感到高兴。但当时我正忙于《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因此我回信说如果近期出，我无法校订，如不是近期出，我当然要将其重校一遍，我估计商务印书馆方面同我自己一样并不急于出，事情再次拖下了。2000年，我又收到商务印书馆译作室朱泱先生的信，说他正在看我那部译稿。他除了就个别译名的译法提出意见外，还谈到译稿中有几页未找到，另外是要我寄回那篇《译序》。前几件具体事都容易解决。但原来的《译序》已丢失，即便在，也不能用。如何写一篇对怀特海哲学有较公正的介绍的《译序》，一时还难住了我。因为近些年来我一直未把怀特海哲学作为重点来研究，对之仍然是一知半解。写一篇关于怀特海哲学的介绍总得对之作些研究。更重要的是：这部译稿毕竟是我在近40年前完成的，必然存在种种不足。应当尽可能由我自己重校一遍。这些都需要较多时间。而这两年我又忙于一些不可耽搁的事。这样，我只好再度延期了。
然而不管怎么忙，只要我还有心出版这部译稿，总得对它作出一些必要的处理，不能再拖下去了。故此我在2002年暑期抽空将旧译稿重校了一遍。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没有做过翻译工作。这次校订，从技巧上说就显得生疏。对原译稿改动不大。很可能还存在不少不当之处。前几个月，朱泱先生告诉我，怀特海的这部书1998年华夏出版社已出了一个译本，建议我找来参考。但我自己未买到此书，在复旦哲学系资料室也未找到。这种参考当然有好处，但也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我想就免了吧!
至于对怀特海哲学的介绍，我几次动笔试图写，都是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有画虎不成之感，将其作为本书的译序可能误导读者。因此觉得不如不写。好在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怀特海已有一些介绍。这方面的专著、译著都有出版。还有几位研究美国哲学的专家在其论著中也有关于怀特海的介绍。建议想了解和研究怀特海的读者去参考这些论著。
刘 放 桐
2003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