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唐代的皇帝制度欲落實以禮爲主的統治,禮成爲政權合法性的基礎,重建家廟制度的目的正是要將官人的私禮納入國家的管轄之中。

《礼书通故》探讨的范围相当广，时限相当长，举凡经注史说，诸子杂家，上自秦汉经师，下逮当代学者，义有分歧，率皆甄绿，然后明辨是非，折衷至当。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研讨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比如三礼之学，向以郑玄注为宗，而此书驳郑处不下百条，其申郑处亦复不少。对待历代数十百家的经师、学者也莫不如此，皆是采择其精言，发挥其胜解，匡补其不逮，纠正其误说，或申或驳，大都有根有据。黄氏通过这部巨著，将两千年来的古代礼制研究成果，做了出色的总结。
黄以周基础厚，读书精，功力深，钻研透。他的遣部礼书通故考辨详明，断制准确，澄清了许多问题，解决了不少纠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俞樾称此书「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气章炳麟赞此书「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窍异义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气均推挹甚至。黄氏此书不仅是三礼学者和古制研究者不可不读的著作，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代礼学复兴，对儒学思想而言，不只是理学转型，更是礼学转型。礼学成为十八世纪以降儒学思想的主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揭示了儒学思想的另一种型态:经验界的秩序。这种直指经验世界之秩序安排的思想，因其兼具理念与形式，故在展开时，与理学产生必然之歧异。礼与理对话，成为儒学思想的另类交锋。此一儒学型态的开拓，不仅能解答学界极为关切的“礼教议题”，更能呈现礼经、礼制和礼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脉络里交互影响的复杂互动，从而为儒学思想史展开人伦日用经验面向的另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