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法》主要記載了從殷商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壹些作戰原則和方法，是現代人研究古代軍事思想的可靠文獻，《史記》對此書即有記錄，稱之為《司馬穰且兵法》。可惜，在流傳過程中，此書多有亡佚，及至宋代元豐年間編纂《武經七書》，將《司馬法》收入其中時，已經僅存五篇，曰《仁本第壹》、《天子之義第二》、《定爵第三》、《嚴位第四》、《用眾第五》。本書整理者綜合歷代研究成果，將諸家闡釋加以爬梳整理，並匯校各個版本，寫成《司馬法集釋》，且於書末附錄逸文及相關序跋，以饗讀者。

Ritual is usually understood as pointing to some essence beyond the ritual act itself. This ambitiou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fers a convincing challenge to this understanding. The authors begin by seeking to explain how the conventional idea arose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locate its origin in a post-Protestant and post-Enlightenment vision of ritual action that emphasizes rituals as merely external signs of interior states. This approach, say the authors, is part of a far larger way of relating to the self and to the world, which they label "sincerity." But ritual, they say, is the very opposite of sincerity because it consists of stylized, repetitive interactions that construct an "as if" world, a world of role, propriety, play, and even fantasy, rather than pointing to the world as it actually is. In fact, that is ritual's great contribution. Ritual modes of behavior make a shared social world possible by helping to navigate between diverse people and groups,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transcend and efface boundaries. After setting forth this argument, the authors go on to build on it by showing how sincerity and ritual are stand-ins for two very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in the world. Although both modes are always present to some degree, modernity has deeply privileged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And, they say, we are now paying a heavy price for this extreme and often totalizing projection of personalit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ife.

本书是关于锡箔及其生产、流通、消费的历史。 锡箔是将锡片打制成箔，裱褙于纸上而制成，因其色白肖银，人们常将其折叠成元宝形状，用于象征银锭这一特定的货币形态。由于原料与工艺的特殊性，制作锡箔在历史上成为中国部分地区的特色产业，并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迷信运动中被推到历史前台。本书通过探索物质文化史的路径，以锡箔切入江浙地区礼俗消费，对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研。

在中国早期法秩序的运作中，程序的意义非同凡响，实体法律的功能往往要通过严格而讲究的程序才能体现出来。根据传世文献记载，西周时代已有了“刑书”之类的成文法，金文资料对此也有所反映。金文资料还表明，当时的官员也可以依据天子赋予自己的职权来制定、颁行法律。《刑书与道术: 大变局下的早期中国法》运用流传下来的文献做出的考证和研究。

Evidence from Shang oracle bones to memorials submitted to Western Han emperors attests to a long-lasting debate in early China over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gods. One pole of the debate saw the human and divine realms as separate and agonistic and encouraged divination to determine the will of the gods and sacrifices to appease and influence them. The opposite pole saw the two realms as related and claimed that humans could achieve divinity and thus control the cosmos. This wide-ranging book reconstructs this debate and places within their contemporary contexts the rival claim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cosmos and the spirits, the proper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 realms, and the types of power that humans and spirits can exercise. It is often claimed that the worldview of early China was unproblematically monistic and that hence China had avoided the tensions between gods and humans found in the West. By treating the issues of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that attends to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specific arguments, Michael J. Puett shows that the basic cosmological assumptions of ancient China were the subject of far more debate than is generally thought.

《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 究)》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古代礼制进行研究，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礼制文明篇，研究了中国古 代礼产生、形成、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探讨了古礼 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发挥的作用。第二部分都城礼制篇，探讨聚落的形成、都市的形成、由聚落 到都市发展的社会转化、中国古代都城礼制文明的形 成过程。第三部分丧葬礼制篇，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 料相结合，研究了先秦至两汉时期的丧葬礼制及其演变，复原了古代丧葬礼仪中早已失而不传的内容。第四部分青铜礼器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两周时期青铜壶、东周时期晋和楚国青铜器进行了形态学研究 。第五部分江汉地区古文化与楚文化研究篇，主要探讨了楚文化起源和发展，楚文化的特征及楚都屡迁地望等问题。

本书是作者六十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全书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考论《仪礼》写作年代、宗周礼乐文明以及汉代经学（尤其是礼学）的形成和发展；古文字研究；考述古代名物、风俗；介绍和评价有关古代礼仪、古典文献以及清代学者的未刊书稿等。作者说：“治经治礼不易，只有心除‘魔障’，胸臆如水，方能专注向学，趋于会通”。

“礼是郑学”之说来自《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而作者以此作为理解经典、分析经说的基本方法，重新梳理了汉唐经学诠释的发展脉络，提出汉唐经学传统是以如何理解郑玄为主轴构建而成的。本书以晓畅的语言带领读者走入古代经学家们的思维世界，回溯了从郑玄之学创立，到唐代《五经正义》的编订为止，近五百年间经学的发展历程。书中围绕郑玄学说以及后来学者对于郑玄的质疑、批评、调整和曲释、回归等等，从经说本身的内容发掘其中的演变关系与学术特色，提出了许多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论断。

本书共6卷，作者以田野调查与经典文本（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主）相结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中国学结合的观念和方法展开叙述，从西方角度对中国本土宗教进行了相当全面的介绍，包括丧葬礼仪、古代死亡与灵魂的观念、坟墓制度（帝王陵寝、义冢及各地民间坟茔）、丧葬方式、居丧习俗、风水、灵魂与祖先崇拜、投胎转世观念、鬼神观念、驱鬼辟邪习俗及仪式、神职人员等等各个方面。内容极为翔实、系统，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书中所附插图为作者在100多年前所摄，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和浓厚的历史场景感。

本书是“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的第二册，本书围绕“中华秩序”这一主题来讨论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理想、事实和想象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华秩序”所呈现的多元性，通过不同学者的解读来挖掘“中华秩序”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朱熹是中国经学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学者。元明至清代前期，礼学以朱熹为宗；近代以来，朱熹则以哲学思想为学者所重，礼学渐被淡忘。回顾两千年经学史或礼学史，朱熹尤其重要，一则以其元明前后五百年主导学术之重要历史意义，二则以近两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朱熹礼学的陌生。本书正是一部探讨朱熹礼学的论文集，共收录22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朱熹礼学的特点、朱熹礼学逐渐形成的过程以及特性、礼制与礼学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对研究朱熹礼学的核心文献《仪礼经传通解》进行版本详考。本书内容丰富多彩，同时主题明确，对朱熹礼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及丰富的启发。

全书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丧葬仪礼、墓地设施和葬穴遗迹为框架，集中考述突厥丧葬风俗的基本内容。在这里，笔者广搜正史要籍、方志杂纂、笔记野史以及国内外的考古资料，将极其零星的有关内容从中钩沉出来，尽量反映突厥丧葬风俗的全貌。第二部分则对突厥丧葬风俗所蕴内涵进行层层探讨和分析。为此笔者借用了民俗、宗教等其它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手段，从突厥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宗教特征（萨满教）、死亡意识几个角度去透视突厥丧葬风俗的内在机理。第三部分，仍然回归到历史研究方法，从时间的角度理顺突厥丧葬风俗的发展线索，上溯其源头，下辨其演化，由此剖析突厥丧葬习俗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以及其中所曾吸纳的中西方文明元素。第四部分，从突厥所曾影响的民族和流散的地域入手，深究突厥丧葬风俗辗转传播和渗透的主要环节，梳理突厥文化在中国乃至欧亚文明发展长河中久被忽略的遗脉和流痕。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礼则兼有祭祀与战争两种要素。本书作为对先秦军礼的专题研究，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的各种军礼，尽可能地复原仪式的细节，弄清其渊源流变。第二部分重点讨论军旗及与军礼有关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着重探寻军礼的起源及衰亡，是在第一部分考证基础上对军礼进行的整体性思考。本书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解决各种军礼仪节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军礼的探讨窥见其背后所反映的思想信仰与历史变迁。

本书以政权合法性建设为论旨，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界定“民国国家仪式”概念，并用个案形式考察民国前20年间国家仪式的操演状况。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系统深入探寻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

本书是金子修一先生在皇帝祭祀研究方面的通论作品。从郊祀、宗庙、明堂、封禅及即位礼仪等具体制度入手，对汉唐间的皇帝祭祀进行了通贯性的考察。重视汉唐间各王朝对皇帝祭祀的不同运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如西汉后期郊祀与宗庙制度的成立，南北朝时期在郊祀方面突出的正统之争，唐代皇帝祭祀中祝典性质的强化等，均显示了皇帝祭祀与时代传统之间的密切互动。作者自1970年代以来致力于从国家祭祀和礼制层面，探究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乃至东亚王权的特质所在，在日中学界均有深远影响。

《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讲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始终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而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引起学者们的思考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比如自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一直延续至清朝覆亡，期间长达两千多年。中国的君主专制时代何以如此的漫长？或者说，是什么因素或条件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的权力秩序能够在崩溃之后，经过一段时期又能恢复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状态，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些自然也就成为学术界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

本书选取商周金文中出现的姓氏，介绍其现存状况、来源传说，并结合金文字形、铭文内容等考证其始见年代、得名之由、历史沿革、字形演变等问题。作者运用文字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姓氏的起源，将一些姓氏的出现时间从传统姓氏学所考证的时代提前至商周时期。从本书中亦可窥见作者碗面在金文释读方面的一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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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言《儀禮圖》六卷，此書張氏生前未刊板，張死後，阮元女婿得到了稿本並交由阮元刊刻出版，這就是本次影印的底本——嘉慶十年阮氏文選樓刊本。後來道光六年刊刻《皇清經解》，阮氏也擬收入此書，但因為開本特殊，不好翻刻，也不同於《經解》刊刻板式，所以暫時擱置。後來崇文書局進行翻刻，改易板式，文字改為楷體，校勘荒疏，質量不高。《續經解》本翻刻的時候也照顧本身刊刻體例，對原書進行改動。葉德輝曾感嘆方形初刻本甚不易見，辛德勇老師也在微博中說曾有機會拍下終究躊躇而失之交臂，今師顧堂用嘉慶初刻本影印，影印設計仿照原書做正方形大開本，收入《師顧堂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