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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论”将欧洲和美国描述为人类发展的巅峰，然而这一20世纪初才出现的地理文化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虚构的叙事和修辞之上，通过抹杀其他地区的现代性，将世界分裂为文明发达的西方与不开化的非西方两个对立阵营，进而建构自身高级文明地位，对“落后国家”进行“合法”的殖民。
这就是发生在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
★内容简介
巴拿马运河一直被视为美国在20世纪的辉煌成就：凭借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现代性，美国征服并改造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西方“先进文明”治理的“落后地区”的标杆项目。然而这一文明与技术的成果更像是修辞上的胜利：在“西方文明论”盛行的年代，美国为了确立占领巴拿马运河的合法性，成功地将拉美这个民主政治先驱之地描绘成不开化的野蛮大陆，抹去巴拿马文化和政治上的现代性，将这个先进富饶的商贸王国塑造成贫穷落后的蛮荒之地，将殖民、破坏和侵占美化成“文明”的救赎。
历史学家玛丽萨·拉索根据大量未经披露的原始档案资料和私人回忆，还原了一个被美国商业和政治野心抹去的世界，描述了运河区真实的日常生活图景，并记录了美国在管理上的诸多失败之后，如何强制迁移城镇和居民，改换运河区景观，将破碎、失败与背井离乡的绝望留给了巴拿马。
巴拿马运河不仅是工程与技术的炼金术，更是美国展现自己神力的试验场；它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将世界分裂、建构成发达文明的“西方”和落后蛮荒的“非西方”，而这一虚构的观念又如何统治了现代世界。
★媒体推荐
《被抹去的历史》对工业化和城市变革的传统叙述提出了挑战，这些叙述长期以来都忽视了诸多真实的历史，以及为现代性做出基础性贡献的人们。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巴勃罗·皮卡托（Pablo Piccato）
本书以娴熟的技巧戳穿了西方文明的神话，即如何将一个共同的现代性世界划分成两个想象的世界：一边是蓬勃向上、遵纪守法、技术先进的美式运河区，另一边是暴力、原始、落后的热带“香蕉共和国”。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豪尔赫·卡伊扎雷斯-埃斯格拉（Jorge Canizares-Esguerra）
这本书不仅仅是美国如何将巴拿马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改换成热带蛮荒丛林的历史，还揭示了西方话语如何抹杀巴拿马的文明和现代性，以及这种抹杀对这一地区造成了什么样的长期政治影响……读者应该借此重新评估巴拿马和它的历史了。
——《选择》（Choice）杂志

学海堂是由有名汉学家阮元于道光五年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书院，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是清代很有影响力的书院之一。《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描述学海堂改变了广州的精英文化，与地方社会文化背景相映；尽管学海堂占有垄断地位，但在广州城内或在三角洲腹地，仍存有其他诸多广府文人认同的文化生产基地。《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通过考察文化学术各派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与地理上的认同现象，来展示十九世纪早期与中叶广州的社会文化景观和地方文化政治状况。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是西部这片热土所孕育出的灿烂杰作。如今随着考古发掘及文献释读的深入，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出版关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的图书数以千计，并且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论著问世。“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就是在以往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界关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与总结。

《中国秘密社会》一书分为七卷，本书为第五卷。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总结了历史上治理秘密社会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彻底、成功地解决帮会、会道门的方针原则、政策策略以及基本方法和经验，既能说明当时的斗争实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于实践。 　　　本书对民国有关会道门的一些基本情况，诸如其组织内幕、戒规、活动以及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探讨和论述，以期勾画民国时期会道门活动全貌的一个轮廓。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沿海、沿江、沿湖生活着大量的水上人。这些人或被称为“疍”，或被称为“九姓渔户”，等等。这些称呼的背后往往交织着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历史上，水上人往往不被允许上岸建屋居住，他们也很少掌握文字，因此撰写水上人历史的，几乎都是陆上人，采取的是陆上人的眼光。本书即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文字记录很不全面的社会历史，解读其与“陆上人”的联系与交流。

本书记录了从1897年仿照西方模式建立第一家中国近代银行，到1937年日本入侵造成中国银行业突然中断的历程。作者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支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近代中国各大银行的原始档案，以几家重要华资银行和几位杰出的中国银行家为中心，展示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演变，探讨这些银行在与国内外同行竞争时采用的商业做法，研究它们迅速增长的原因。这本书有丰富的历史细节，全面阐述了中国现代银行的起源和发展。

《发生在黄土村庄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是日本民间学术团体“从性暴力视角看日中战争的历史性格”和日本民间组织“搞清日军性暴力实情，支援请求赔偿诉讼会”的全体成员历经十多年的辛勤工作，先后走访当地20多次，形成了120分钟盒式录音带共约150多盘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整理、核实后完成的一部力作。调查对象主要为侵华日军在山西省盂县实施性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作者通过长期和受害者女性本人的发自内心的交流，以及紧紧扣住每一个具体的受害事件的展开，再现了当年的历史情景，勾画出了日军性暴力犯罪的种种形态。同时，在完成日军性暴力犯罪调查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对日军性暴力犯罪的深层次、多角度研究。包括对关于日军性暴力记录的发掘过程的反省；关于日军在山西乃至华北地区的“慰安所”的调查研究；从宏观角度对山西省日军特务机关和伪政权机构的研究；对日军占领期间，山西省盂县的抗日运动的研究。以及对日本的相关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战场上的性暴力描述的分析研究。书其中不乏深刻的、极具震撼力的论述。

本书是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纂写的“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南宋是我国人口重心、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历史时期。著者以南宋行政区域--路为单位，适当考虑各大自然区域的地理、历史等情况，考察研究了我国南宋政权（1127～1279）范围内的人口调查统计制度、人口数量和各时期各区域的人口发展过程。

北宋嘉祐二年，仁宗成立校正醫書局，負責校勘醫書。醫書校勘後，由國子監頒行，成為往後定本，對中國醫學發展影響極巨。本書不再以皇帝推行仁政的角度，了解校正醫書局的工作，而是以新的視野，將校勘醫書工作，放入北宋歷史脈絡中，探討校正醫書局成立的來龍去脈及其工作的特點，從而正確地理解校正醫書局的歷史意義。本書深入剖析太祖、太宗朝編撰本草和方書，仁宗朝校正醫書局的成立，神宗熙豐變法對醫學影響，以及徽宗朝政治與醫學關係，清晰地展現北宋醫學發展的面向。

鎌倉新仏教はゼロから生まれたのではなかった。偉大な祖師たちの思想が生まれる背景には、先行する有名無名の宗教者たちによる、さまざまな試みがあった。山林修行、戒律の問題、経典への信仰など「実践」をキーワードに、これまで見過ごされてきた、新仏教を準備したさまざまな運動に光を当てる。

本书依据大量史料文献，对北京白云观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具体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研究了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第二部分研究了白云观与民初社会；第三部分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白云观的两次住持危机；第四部分研究了白云观与近代宫观制度的改革；第五部分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白云观的诉争。

16、17世纪的中国民间社会非常流行一种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功过格是一种善书，它将善行与恶行分别加上功德分与过错分。这样，如果使用功过格的人做善事，积累了许多功德分，就有希望获得升迁或好报。通过考察时末清初使用功过格的情况，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

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本论文集，涉及星学、医学、翻译、文学等。
序
“序”放在书的最前面，却通常是最后才动笔写的。这个序也不例外。
这本集子，共收旧文十二篇，有些前后相隔竟有二十年之久。但话题却始终一贯，就是文化的空间延展与衍变。隋炀帝的《泛龙舟》，后来摇身变成了佛曲，出现在日本室町时代的涅槃会上；或者波斯人的水星神，竟然闯进了道教徒的永乐宫，化身为壁画上的辰星，这样离奇的情节，当中都有一段曲折多姿的文化流动史。某些文化因子，随着移民、商旅、军团与游方僧众等等，翻山越岭，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天地、新土壤，依样开花结果，却又不免“踰淮而枳”，或者说是“归化”，最终是让人再也瞧不出来自己本来是流落他乡的“客”。
搜集铨次，把十二篇都重头读了一次。第一个印象是，“全球一体化”这么一门摩登的东西，说不定在中世纪本来就可以拿来谈谈的。 这里谈论“星学”的几篇，展现出中国唐元之间的星命文化，实际上也流行于整个欧亚大陆。无论是杭州城里卖杏花的小巷，或者是Abbasid王朝巴格达的市街，或者西班牙Alfonso王的宫苑，只要你是学“仰观”的星士，你都不免要谈一点“身宫”、“命宫”、“疾厄宫”等等的运命十二宫，留心着福曜木与恶曜土在黄道十二宫上的进出，由此而为帝皇﹑公侯﹑诗人﹑妓女等等众生，推算出本来是无常的祸福。打开几本中世纪的星占书，从太平洋的此岸到大西洋的彼岸， “浮海八万里”，大家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星神信仰，试看︰
1. (十世纪)《秤星灵台秘要经》︰
禳火
使赤油麻七粒、赤稻五粒、赤小豆三粒、赤驴尾七茎，赤钢屑少许，以绯袋子盛，绯线子系在臂上，大吉。
禳土法
取黑油麻七粒、黑豆七粒，以皂绫袋子盛之，用皂索子系在臂上，能除一切鬼魅邪魔。…宜以犁具铧铁铸作一土星真形。…亦得以随年果子供养，黑色者大妙。
禳木法
取白猪毛七茎以白袋盛，系在臂上，…又以白银一两铸作真形供养。
2. (十一世纪)Al-Biruni, 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Saturn … Jet-black
Jupiter … White mixed with yellow and brown, shining, glittering
Mars … Dark red
Saturn … Litharge, iron
Jupiter … Tin, white lead
Mars … Iron and copper
[意译︰ 土星 … 漆黑色
木星 … 白色，渗混了黄褐色，色彩亮泽
火星 … 暗红色
土星 … 铅，铁
木星 … 锡，白铅
火星 … 铁，铜]
3. (十三世纪)Picatrix:
Saturn en effet,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fer …; parmi les pierres … qui est noir et brillant.
Jupiter,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plomb; parmi les pierres précieuses, les blanches et les jaunes.
Parmi les métaux, Mars possède le bronze rouge, … parmi les pierres, … toutes les pierres rouge et mouchetées.
[意译︰金属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铁，…；宝石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黑亮的。
金属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铅，…；宝石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白色和紫色。
金属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铜，…，宝石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色和花斑的。]
这样三条简单的资料，就已经展示出来，从中国一直到西班牙Alfonso的王廷，单是看星神配属什么颜色与金属，就几乎是东西方完全一致了。这部集子里谈星学的几篇，还举出其他中外之“同”。我们要是由此而谈一下中世纪的“全球一体化”，似乎也不算是“满纸荒唐言”的。文化交流，靠着远航的巨帆，或着伶俜的骆驼商队，似乎是有过深远的影响。
重读这十二篇，我的第二个印象却是要把第一个印象稍为修正一下。文化交流并不因为有了地域交通的条件就必然成功。中古时期开始，文化尽管能在地域上广泛地游动延伸，但不一定就能在异地得到新族群的认受与吸纳。这部集子有几篇谈到医术传播的，反映出来的事实，似乎都是文化传播的滞碍，以致最终失败。西医学东传，应该是很早就发生的事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册，就引述过一个应当发生在唐代的故事，涉及有名的伊斯兰医家al-Razi(卒于公元925 年)︰
拉兹(al-Razi)谈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中国人来拜访我，他留在城里(可能是巴格达)一年，五个月内就学会了讲写阿拉伯语，还说得很流利，写得挺漂亮。后来他要回国，回去前的一个月左右，到来跟我说︰‘我回去之前，倒是想有人把盖伦(Galen)的十六册医书都给我念出来，让我默写带回去。’ 我告诉他，仅余才一个月，连抄写它小部分的时间也不够呢。他就说︰‘我央求你，就把你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念给我听。我默写的速度，是要比你念出来还要快。’ 于是我就连同一个学生，轮流用最快的速度把盖伦的书朗读出来，而他的确写得比我们还要快。我们当初是不敢相信他能默写得一字不误的，但后来核对一下，他竟然写得原原本本，毫无错漏呢。”
Al-Razi这个故事，本来是记载于al-Nadim(卒于公元995年)的《学术指南》(Fihrist al-‘ulum)(成书于公元988年)，就算它只是传闻，但唐代的中国人，通过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而认识到希腊Galen的医学，应该是极可能的事情。由唐代以至晚明，西医学数度东传，这部集子的其中三篇，就是谈及一些东传的细节。但西医对于中国本身极其强固的医药文化，似乎是没有影响，与西来的星命文化相比，星命之学竟然能落地生根，其成功绝非西医学之比。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死生祸福攸关的事情，何厚此而薄彼？<汤若望与《主制群征》的翻译>一篇，是想从翻译的角度查考一下。道理是很显浅的，翻译做不好，文化传播就不容易成功。但似乎这只是问题的片面。中医文化的独特性也可能有点关系。谈“脑筋”和”胰腺”的两篇，当初的设想就是要探讨一下中医学的强固性格。试想，阴阳五行思想本来在传统文化中是无所不在的，到了二十世纪，却已经从各个学术领域中隐退下来。就只有在中医学，始终捍守着一个强固的壁垒。中医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它的独特性与强韧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关于“文化定位”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文化之间怎么样定位，孰高孰下，孰主孰从，对于文化交流的流向，当然是有所影响。中国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外国人进入了我们国境，就叫做“观光上国”，上下大小的分别很清楚。文化流向主要是由上向下，由大至小，所以“汉化”这个词，基本上是能表示出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以至西北的高昌、西夏诸国的文化交流势态。但“定位”除了“高下”，还有“距离”这样一个维度。“距离”是比喻性的说法。对方的文化和自己的很相似，我们就说双方很接近，反之(不相似)就说差距很远。究竟“他者”是咫尺之近，还是千万里之遥，这往往是一个国族处于某个历史环境的心理势态问题。明末的天主教士如利玛窦等，基本上是强调天儒合一，于是天主教与儒教就变得既相似又相近，能一拍即合。但到了十九世纪，新教徒却是颇为一致地认为孔教有别于基督教，这个“有别”，当然就是“差得远”、“及不上”。十七世纪的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 )，他写过《天儒印》一书，谈到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语云︰“吾主圣训曾有是语，此即爱人如己之大旨也。” 所谓“吾主圣训”，就是玛窦福音里的“金律”(The Golden Rule)︰“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that they should do unto you.”(你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利安当的按语，等于说孔子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天儒同理，再用他的徒弟尚佑卿的话说，就是“大主(按︰ 即天主)其授印者乎，宣圣其承印者乎！” 但到了十九世纪，以翻译儒家经典而驰名中外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却说︰
When a comparison, however, is drawn between it and the rule laid down by Christ, it is proper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form of the latter. (p. 109)
The Golden rule of the Gospel is higher than both. (p. 177)
[意译︰拿《论语》的话和基督的训言相比，我们应该留心，基督的圣训是正面的。…它比《论语》和《中庸》 (指《论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都高尚得多。]
理雅各的结论是“How far short Confucius came of the standard of Christian benevolence！”(基督仁爱的高度，孔子是远远及不上！)(p. 110)
基督新教、旧教，尽管在神学上不尽相同，但谈到基督伦理之教，还是很相若的，但明末的天主教士认为能“合儒”，清末的新教徒就认为是“远非彼所能及”，当中涉及的应该就是文化定位的心理势态。理雅各心目中的西方，如日方中，目之所视，无非是日不没的殖民帝国，它是不轻易在文化上认为晚清中国能与自己等量齐观的。我们探讨明末与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翻译策略，这种中西文化上的距离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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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距离感”，使我想起另外一个话题︰亚当的肚脐眼。亚当是否有肚脐眼，这是西洋神学与画学的大话题。谈论了数百年，纷纷扬扬，连拿过诺贝尔奖的 Stephen Jay Gould也拿它做文章。 一般人认为亚当既非母胎所出，理应是没有肚脐眼的。但君不见，Michaelangelo给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绘画出举世闻名的天人图，亚当不也是有个肚脐眼的么？我见过的西洋画，不论是Masacio、Michaelangelo，还是后来的 Rubens、Savery等等，一律都给亚当画个肚脐眼，要不就拿一块树叶遮去肚脐眼的地方。似乎是没脐眼的原祖父母，大家都不忍看的。试想，把一对没脐眼的男女认作自己的老祖，心里不是会怪怪的吗？
这就是距离感的问题。“父母”要是有个没脐眼的躯体，始终是“匪我族类”，自然就说不上是“父母”，心理上的距离，何只十万八千里？所以画亚当就不得不让他长个肚脐眼，或者画块树叶遮去，似有还无，让这个天造的原人，向我们这一众母生的凡夫俗子“靠拢”、“归化”，如此这般，他才堪称为原祖。
文化交流中的“归化”现象，大概也有点像亚当的肚脐眼，心理偏向压倒理性认知，不得不把“异文化”改塑成自己所熟知惯见的模型。这并不是理性认知有所不足，就正如大家都知道亚当理应没肚脐眼一样，却还是给他画上一个才心里舒服。这里收录的好几篇文章，谈到Ptolemy星学换了头面，以干支的形态出现于民间习用的通书之内，又或者西洋人发现的Pancreas(胰)，归化成为中医五脏的脾，又或者两个裸男的双子宫(Gemini)变成了我们中国的男女宫，似乎都属于“亚当的肚脐眼”这一类的文化现象。“他者”向“我”这一方归化投诚，中外皆然，常情矣。
以上拉杂谈一点读后感。是为序。
丁亥年除夕于港大

“脱卜赤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胭·砚工作室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一同打造。
脱卜赤源自蒙古语tobči，意为总纲或纲要。在蒙古历史上，脱卜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称史书。例如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蒙古喇嘛罗布桑丹津所著之《诸汗源流 黄金史纲》（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ǰ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一般在蒙古文里就简称为《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či）。也就是《蒙古秘史》蒙古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u’ča tobči’an）中的“脱卜察安”。主编蔡伟杰以脱卜赤命名，希望出版雅俗共赏的另类历史图书，主题上则着重于探讨各种形式的边缘议题，包括地理上的边疆与外国、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性别上的妇女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最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最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杜光庭既是道士，亦是學者和作家的，其不平凡的一生，見證著晚唐的沒落及其後五代十國的混亂，並為後世留下來的大量著述。對於後世研究者來說，他既是宗教「傳奇」小說文體之主要代表人物，又是道教科儀的鼻祖。他既對《道德經》作了極為詳盡的注解，又對道教史寫作作出貢獻。雖然杜光庭的學術活動，由眾多不同的專門興趣和知識所構成，但是「宗教在社會所擔當的位置」卻是貫穿其中的主題。本文作者以選讀杜光庭的著述為基礎，考察某些在其思想世界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概念範疇，並透過這位重要人物的眼睛，看見其時代的社會景況和各種問題，包括道教與佛教兩個群體在中國社會中的互動、道教與家庭和超自然界的關係、怪異人物與他的社會經濟環境彼此之間的影響、仙人崇拜的社會處境和對長生不死的追求、以及成仙途徑所展現的宗教經驗多樣性等。杜光庭著作所述及的主題和觀察到的習慣，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人對「宗教」的一種普遍態度，即視宗教為基本上與社會脈絡互相交織的現象，即使它到了仙人崇拜這樣獨特的超越顯現（transcendent manifestations）的地步，亦是一樣。

《社会天文学史十讲》所揭举的“社会天文学史”是作者过去十多年来所尝试开创的新兴研究方向。《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从星占和择日这两个古代天文家相当重要的职掌出发，试图还原古代天文的真实面貌。

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对于中华民族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千百年来，人们以歌咏之，以文颂之，以绘画表现之，以影像记录之，而记载、研究黄河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本书《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考察了黄河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及其对整个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乃至其对于国际社会的意义；剖析了黄河的流经之地——华北平原上的水治理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大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华北平原水资源状况的共时面貌和历时变迁时，将中国治理黄河的复杂历史遗产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中国历代政权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不仅细描了黄河治理的不同阶段和策略，而且深剖了黄河的象征意义、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展现出一面别样的学术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