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突厥语语法》试图对古代突厥语语法作一全面描写，描写对象是中国周边古突厥民族遗留之文献；至于其他地区的突厥民族，在13世纪蒙古铁骑纵横天下以至于突厥世界面目全非之前，似未留下任何文字资料。
《古突厥语语法》是对古突厥语研究现状的一个个人总结，但是，通过对语料的深入研究和对数据的细致分析，其中某些章节应当加以扩展而成专著。
《古突厥语语法》作者希望《古突厥语语法》的译本可为推动中国高等学府、科研院所对古突厥语进行语言学、语文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中路易·巴赞先生以历史语言学为出发点。广泛涉及了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民族古文字学、民俗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星相学、人类学、民族学、动植物学等诸多领域。在时间方面，他从公元5世纪—6世纪一直讲到18世纪—19世纪，涉过了13个—14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在空间方面，他从漠北蒙古地区的突厥人，经中亚突厥语诸民族，一直讲到巴尔干的吉不里阿耳人，横跨欧亚两大洲；在民族方面，他讲到了汉族人、突厥各部、波斯人、回鹘人、蒙古人、不里阿耳人、库蛮人和土库曼等几十个民族；在语言学方面，他讲到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斯拉夫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的诸多语言以及当今的主要东西方语言。《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是出自大学者手笔的高水平学术专著，填补了中国突厥语言历史学的空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将有所裨益。

十一世纪中期中国维吾尔族富于哲学思想的文学著作——《福乐智慧》(原名为《赐予幸福的知识》,《福乐智慧》是约定俗成的译名)，其主要表述治国之理与作者自己的哲学、道德思想。以独特的方式，即塑造四个人物形象﹕国王“日出”﹐大臣“月圆”﹐月圆之子“贤明”﹐大臣的族人﹑修道士“觉醒”﹐他们分别代表了“公正”﹑“幸运”﹑“智慧”﹑“知足”(一作“来世”)，故事情节主要是通过这四个人的对话﹐阐明了用兴邦治国之道把人们导向幸福建立一个理想王国的哲学观点。反映当时劳动人民企望统治者持法公正﹑抑制贪欲﹐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和平安宁的愿望。《福乐智慧》是用回鹘文(古维吾尔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也是当时已臻于成熟的维吾尔文学语言的典范作品。结构完整﹑篇幅宏伟﹐有叙事﹐有说理﹐有深刻精辟﹑意味隽永的哲言警语﹐亦有形像生动﹑刻划细致的景物描写，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本项研究的重点为古代突厥语词在哈萨克语中的演变。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语言历史的比较和描写方法。研究对象以古今语言词语的形式与意义为主，即词语的语音的变化、语音结构的演变、词语结构的演变、词义的演变以及某些相关形态的演变等。研究内容主要为语言历史和词源诠释。研究试图揭示古代突厥语词在现代哈萨克语中的演变及其基本规律以及哈萨克语词汇系统与古代语言的种种的渊源关系。

Two Arabic Travel Books combines two exceptional exemplars of Arabic travel writing, penned in the same era but chronicling wildly divergent experiences. 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 is a compilation of reports and anecdotes on the lands and peoples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Somali headlands to China and Korea. The early centuries of the Abbasid era witnessed a substantial network of maritime trade—the real-life background to the Sindbad tales. In this account, we first travel east to discover a vivid human landscape, including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government, Hindu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natural life from flying fish to Tibetan musk-deer and Sri Lankan gems. The juxtaposed accounts create a jigsaw picture of a world not unlike our own, a world on the road to globalization. In its ports, we find a priceless cargo of information; here are the first foreign descriptions of tea and porcelain, a panorama of unusual social practices, cannibal islands, and Indian holy men—a marvelous, mundane world, contained in the compass of a novella.
In Mission to the Volga, we move north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from Baghdad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Volga River in what is now central Russia. This colorful documentary by Ibn Fadlan relates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an embassy of diplomats and missionaries sent by caliph al-Muqtadir to delive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nstruction to the recently-converted King of the Bulghars. During eleven months of grueling travel, Ibn Fadlan records the marvels he witnesses on his journey, including an aurora borealis and the white nights of the North. Crucially, he offers a description of the Viking Rus, including their customs, clothing, tattoos, and a striking account of a ship funeral. Mission to the Volga is also the earliest surviving instance of sustained first-person travel narrative in Arabic—a pioneering text of peerles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value.
Together, the stories in Two Arabic Travel Books illuminate a vibrant world of diversity during the heyday of the Abbasid empire, narrated with as much curiosity and zeal as they were perceived by their observant beholders.

本书广泛辑集散见于大量汉文古籍中的有关突厥的史料，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传、与突厥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诸部落的传记、突厥人的碑志、列传等等。此外，还收载了古突厥碑铭的汉译文，以及外国学者的论著选译。内容丰富，篇幅甚巨，达八十馀万字。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按系年先后或类别连贯编次；遇叙说有异同者，则加以考证。下册则为突厥本传、突厥部族传记以及汉文、突厥文之碑铭的校注。并附译文和论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参考。

六世紀突厥繼柔然之後稱霸北亞草原，它不但對中原農業朝廷，尤其是隋、唐朝有重大的影響；也與西方發生諸多關係，故突厥的研究素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可惜我國對此方面的研究不多，作者在國內外研習突厥史，並於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教學近二十年，係採歷史學、民族學及邊政學的角度，積其研究成果合成十二篇論文，取名「突厥研究」，希望能繼岑仲勉先進之後，對我國突厥研究有所貢獻。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帝国时代之前的吐蕃和中亚、进入中央亚洲之路、吐蕃帝国的西进、大食和西突厥人、突骑施联盟、唐朝和大食、后期帝国等。

由于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厥、回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的分支。丁零、高车既与突厥有民族渊源关系，而回纥、薛延陀的历史又与突厥的历史错综复杂，关系密切，故本书把丁零、高车、回纥、薛延陀各族的历史也略为涉及，以便把突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得更为分明。
本书为继拙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之后，第二本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著作，故撰写体例大体上与前书同。
突厥史一如匈奴史，是一门所谓“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它，并成为世界突厥学的一个内容。但在传统上，外国突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突厥语言、文字，因此对于突厥史，特别是六至八世纪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的历史，远远不如研究突厥语文那样兴盛，研究成果也不如突厥语文方面那样多。

《突厥语言学基础(原《突厥语概论》修订本)》，本书包括：绪论；突厥语和突厥语民族；突厥语族语言历史文献的分期及其分类；突厥语族语言的文字系统；突厥语族的现代语言；突厥语族语言的分类；突厥语族语言的语音系统；突厥语族语言之历史比较研究；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

《〈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里包含了《突厥语词典》研究论述略、《突厥语词典》及其作者、学习《突厥语词典》语言的体会、《突厥语词典》第一卷研究等30多篇文章。《突厥语词典》是祖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经典巨著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建立了西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多所民族院校及科研机构。在加强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和加大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力度等方面，我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过建议。周恩来总理对我的建议很重视。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开设的突厥语专业及相关课程，就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设立的。几十年来，我们的专家学者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无论在人才培养，还是在课题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于对《突厥语词典》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课题。自该词典被发现和不同文种的版本问世以来，世界各国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三卷本的现代维吾尔文译本《突厥语词典》出版以后，我国学者加快了对该词典的研究步伐，一些研究成果也曾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近期，这部词典的汉文版也即将出版发行。这不仅能为更多的从事突厥语研究的人员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也将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维吾尔民族，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自汉代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人习惯上将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之为西域。广义上的西域包括西亚的条支、南亚的身毒和亚洲以远的大秦，而狭义上的西域主要指以天山为核心的中亚地区。西域的历史，特别是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西域的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个重要山系，它东近阿尔泰山，西瞰河中之地，由数列东西向的褶皱断块山组成，并伸展出一些支脉。它有若干盆地、河谷和草原，给畜牧和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控扼着古代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活动过。公元6世纪阿史那突厥兴起后，很快发展到这里。唐朝和吐蕃分别于8世纪中后期和9世纪中期无暇顾及西域以后，突厥语诸部族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10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开始较大规模地文化转型，并且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发展出初步的新的文化。西辽和蒙元时期，虽然有大批游牧部族从漠北进入天山地区，但这并没有改变突厥语诸部族是天山地区主要居民的局面，也没有中断这一地区文化转型的进程。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近代以来，国外许多东方学家都关心突厥语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探讨过8至10世纪天山历史的某些问题。并且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料，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已在西方整理出版。同时，突厥文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开始对天山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为西域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动力。
本世纪初以来，与西域地区历史特别是8至10世纪这段历史有关的最重要成果见于巴托尔德（B．B．Barthold）的一系列论著。这位著名的俄国／苏联学者几乎研究了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阿拉伯、波斯史料，探讨了许多重大事件，勾划出了其历史线索。他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1898一1900）、《七河史纲》（1893）、《中亚科学考查报告（1893—1900）》、《突厥斯坦简史》（1922）、《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等论述至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仍是我们研究的入门书和寻找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向导。不过正如巴托尔德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不懂汉文，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波斯史料，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
本世纪上半期研究有关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另一位大家是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米诺尔斯基整理、翻译、研究、注释了《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马尔瓦兹（A1-Marwazi）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这些史料和米诺尔斯基的研究对本文有直接意义。他的缺陷也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
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有关研究的学者首推沙畹（E．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学者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并结合其他史料研究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活动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利用。不过沙畹的研究以8世纪中期为下限，而我的研究正由此开始。
伯希和具有广博的语言学知识，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细部研究。虽然他并未系统论述8至10世纪以天山为核心的西域历史，但他涉及了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不容忽视。
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与本文有关的、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是哈密屯（J．R．Hamilton）。他的《五代回鹘史料》、《钢和泰藏卷杂考》、《托古兹古思和十姓回鹘》，我们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过他的研究对西部天山地区的历史涉及较少。
在研究西域地区史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能广泛利用汉文文献，又较早接触到西方的研究。本文利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成果。在日本学者中，安部健夫最早全面研究了8至10世纪整个天山地区的历史。他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1956）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他处理史料的方法和直接利用史料的范围，使他的许多重要结论与历史原貌相差较远。在日本老一辈学者中，羽田明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他就此发表的一些论著虽然并没有超出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但他的上述见解为今后研究的深入指出了一条道路。
40—50年代以来，前苏联对西域地区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成果，如对西部天山地区中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有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前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编写出版的大部头地区通史等等，对我们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就本文论及的时期内西域地区史而言，前苏联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对汉文材料的研究也不够。
国内对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史的注意可以追述到19世纪中叶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国内对8至10世纪这一地区历史的研究，在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的研究水平有了不少提高，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我们的课题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成就中有两方面特别重要。首先，对和田塞语文献（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在汉文、阿拉伯、波斯文、中古突厥语文等史料之外，利用一种新的当地文献。这种文献不仅增加了某些历史细节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些时间座标。其次，在国际藏学发展的推动下，一些学者重视利用藏文史料，结合汉文等文献记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吐蕃在西域活动的论著，弄清一些历史疑点，为我们研究突厥语诸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扫除了一些障碍。
总之，我们希望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波斯文和其他文字的材料，描绘出一幅有关8至10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活动史的更清晰的画面。

乌古斯是包含有24个部落的突厥语部族，公元前2世纪形成于东部天山地区。此后由于汉朝与匈奴对该地区的争夺以及自6世纪中叶开始突厥的西向扩张而散布于东起蒙古高原，南达河西走廊，西至锡尔河东岸及费尔干纳盆地东缘的广大地区（后又进而扩散至黑海以南地区）。《乌古斯和回鹘研究》利用汉语、突厥语和波斯语史料，相互比勘、印证，首次从乌古斯部族的形成、发展史角度切入，对匈奴帝国、柔然汗国、前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关系，乌古斯部族和胡人部落的关系以及“十姓回纥”和“九姓乌护”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在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的构成、分布，喀喇汗王朝汗室所属部落，乌古斯部族与诸多现代民族的关系以及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同时，在民族史学理论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所述年代约八个世纪，在此期间，伊斯兰这一新的信仰日益兴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影响着中亚大部分地区、西伯利亚南部边缘地区及中国东部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与早已确立的各种信仰展开竞争。
在如今蒙古地区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各民族扩张具有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些民族先是突厥人，接着是契丹人，最后是蒙古人。
突厥游牧部落的西迂，对后来从阿富汗向西通过伊朗到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的种族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突厥，以及规模小得多的蒙古从乌浒河以南向阿富汗和北印度的军事扩张，对这些地区也将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突厥各民族的迁移而带来的变革，因13世纪蒙古入侵而加剧。这一地区始终满足于吸收周边各种文明的影响。然而，从长远看，佛教中的喇嘛教在蒙古和西藏奠定了基础，而伊斯兰教则在河中、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各族人民中扎下了根。在东欧，首先是俄罗斯，突厥一蒙古金帐帝国的建立对这一地区的历中进程产生了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北庭是唐代边疆的重要军政建置。本书以唐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为背景，对北庭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涉及北庭建置前的历史渊源、北庭建置的历史进程和兴废沿革、中央政权对北庭的有效治理及其周边关系、北庭的多元民族、宗教与文化、艺术的兴盛等，并附关于北庭历史的7篇考论及北庭各期的重要人物传略。本书以北庭历史文化为中心，兼及西域史的诸多重大专题，广泛涉猎，广征博引，深入开掘，时有新论。著者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证和训诂，更成为全书论证的一大特点。全书考证精详，图文并茂、自成体系，是至今为止关于北庭专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
第一卷 北庭故城历史溯源
第二卷 唐安西都護府治下的庭州
第三卷 金山都護府置廢
第四卷 武周朝建立前後的庭州
第五卷 北庭都護府创立
第六卷 唐朝复辟与北庭大都護府

該書稿是目前突厥史學界關於突厥、鐵勒與迴紇等部族構成和演變軌跡考證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以漢文史料為根基，有效運用古突厥文與古藏文史料，充分吸收國內外學界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嚴格遵循歷史比較語言學相關規則的基礎之上，對不同語言史料中出現的有關聯的專名進行盡可能細緻和精確的審音勘同，提出了關於「三窟」、「九姓」、「十姓」、「十二姓」及「三十姓」等漢文史料中用以指稱突厥、鐵勒與迴紇等部族的一系列專名涵義的最新見解。其中，關於薛延陀同迴紇阿史德部及突厥第二汗國關係的研究、關於迴紇藥羅葛部兩次建立漠北汗國的研究、關於中古時期東西方史料共同出現的可薩與卑失部落的研究、關於後突厥復國元勳暾欲谷家世的研究、關於兩姓阿跌進入後突厥核心集團的研究、關於突厥執失部落在早期東突厥對隋唐關係中獨特地位的研究以及關於亡國後突厥十二姓餘眾流亡避難在北庭附近區域的研究等，都立足於細緻入微的考證，並得出了與以往研究不同的結論。該書稿對於進一步推動突厥史學界的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學術貢獻，同時對於唐代前期的政治史、民族史和軍事史研究，對於唐代的蕃將研究、藩鎮研究和安史之亂的研究，以及對於中古時期的北方民族史及內陸歐亞史等研究的推進也具有重要的啟迪與參考價值。

《先祖阔尔库特书》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成书的一部突厥语口头文学作品，是古代突厥乌古斯人最著名的英雄史诗。该书语言代表了古突厥语分化为4支后位居最西部的一支——乌古斯语组中世纪的状况。现代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等认为这部史诗式他们的文化遗产，同为乌古斯人后裔的中国撒拉族，而且是该史诗中最重要英雄主人公撒鲁尔部后代的撒拉族自然也应该是这部史诗的继承者。元朝初期，撒拉族祖先从中亚迁徙至甘青边界的循化，基本断绝了与中亚地区的各种联系，伴随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密切，我们发现撒拉族与该史诗中的人物、风俗、社会现象有诸多惊人联系，《先祖阔尔库特书》也因此成为一部连接中国与中亚人民的史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