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政治史上一個重要的事件，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裡，為世界帶來一連串的騷亂與迴響。俄國革命所釋放的能量，至今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整個世界政治的運轉。
本書主要在探索這場革命發生的原因以及過程。從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開始，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冬天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為止。解放農奴的法案通過後，俄帝國緊接著行政組織的改革，但多數法案卻含糊且矛盾。改革產生了新的社會、政治與思想的活力，但這些力量卻與當下的沙皇體制捍恪。於是人民的力量在壓縮許久後爆發，終促成了俄國人民的革命….

《弗里德曼文萃》(上下册)内容简介：这本论文集已经汇编成册，并且正在出版发行，以祝贺本世纪最杰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75岁生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位罕见的天才：拥有独特的天赋；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对无数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专业著作，使他赢得了经济学家同行的崇高敬意；他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真知灼见，使他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他清晰地阐述经济学原理的能力，使他赢得了所有人的艳羡；他对经济科学的巨大贡献，使他赢得了1976年诺贝尔奖。作为他辉煌成就的另一方面，他为(新闻周刊)(Newsweek)主办的专栏，是他成功地影响社会观念和舆论的许多论坛之一，而且这些活动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他的形象出现在1969年的<时代)(Time)杂志封面上，这清楚地说明了他所具有的巨大的、普遍的吸引力。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为公众所瞩目。

1980年的时候，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连续十个星期播放了一套电视节目，名字叫做“自由选择”。本书的内容同这个节目所涉及到的一样。不同之处在于，电视节目限于时间不得不删除或只一笔代过，本书的论述却比较系统和透彻。

Including three of his most famous and important essays,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and "Essay on Bentham," along with formative selections from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Austin, this volume provides a uniquely perspicuous view of Mill's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ontains Mill's most famous and influential works, "Utilitarianism" and "On Liberty" as well as his important "Essay on Bentham." Uses the 1871 edition of "Utilitarianism," the last to be published in Mill's lifetime. Includes selections from Bentham and John Austin, the two thinkers who most influenced Mill. Introduction written by Mary Warnock, a highly respected figure in 20th-century ethics in her own right. Provides an extensive, up-to-date bibliography with the best scholarship on Mill, Bentham and Utilitarianism.

●收录伯林早期分析哲学文章，从学科贡献和批判中看出伯林转向观念史的脉络
●依据普林斯顿2013年修订版，新增名家前言，首刊伯林未出版文字
●全新“伯林文集”，典雅装帧，宜读宜藏
概念与范畴，是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和自己的尺度。
《概念与范畴》收录了伯林早期的哲学论述和后期数篇关于科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和多元主义的文章。伯林总是说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抛弃了纯粹的哲学研究，转向观念史领域，但我们还是能够从本书收录的前后期文章中辨识出他学术生涯关键 的连续性，这正是伯林之所以是伯林的缘由。
不过，他[伯林]并没有与哲学脱离关系，他早期的著述与后期的著述还是存在关系的……伯林的确致力于观念史研究，但他写的观念史总体来说还是得益于哲学的观念史。难道还可能不是这样？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
在这个黑暗的世纪里，[伯林]向我们展现出真正的思想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始终怀疑、坚持反讽，保持冷静，争取自由。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作为一名极其活跃且具有原创性的知识分子，[伯林]定然希望理性能够彻底、迅速地改变人类的处境，但他的常识告诉他这绝无可能。
——《观察家》

社会良心的呼吁———读秦晖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涟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就是目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在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的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justice（公平）与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更正置于与下列构成的“鱼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末公正与效率是必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则王侯败者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自有大意义在。在国际社会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墅及豪华住宅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财富，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入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序
这部著作于1850年12月出版时，按其原来形式，名为《社会静力学：或，人类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经过了好几年——我想大约10年——这一版售罄，因为需求似乎不太大，没有理由重排新版，决定由美国进口一版——当时在美国，本书已用铅版印刷。在这一版售出后，第三版也是同样进口的。
这时我已摒弃由原来制定的第一原理引出的某些结论。此外，虽然我仍旧信奉这项第一原理，但作为提出它的根据之一也已被我放弃。因此在接连几版前面我都附加声明，表示某些原来宣布的理论需要修改；但我却没有做这些需要做的改动，因为如果做这些改动，我就不得不搁置更加重要的工作。终于，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我的预先声明没有阻止别人对我后来的信仰产生误解；因此，10年前，在第三版书全部售完后，我决定不再用进口来满足仍然存在的需求。
可是，既然已经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许多推论仍然存留在我心里，我就一直想把它们用一种永久性的容易查找的形式保存下来；于是在1890年，我在暇时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一遍，删去某些部分，压缩另一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文字上的修订。其完全自成体系的部分现在被《伦理学原理：公正》一书的第四部分代替了；在这一部分里原来以不完善形式阐述的伦理学说，不再那么粗糙，而成为科学的有连贯性的了。但是《公正》一书既没有包括《社会静力学》一书内建设性部分之前的讨论，也没有包括在快结尾时指出政治上含义的一系列章节；而这两部分似乎都是值得保留的。
我也希望保留某些段落。它们包含了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一些思想或思想的萌芽。这些段落具有一种传记—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见第27—28页、30—32页、117—118页、143—144页、173页、196—198页、235—236页、240—243页、257—260页。
这部著作的后一部分，多处引述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和写作时还存在的机构；由于随后40年中社会的变化，它们已不那么切题，或者变得毫不相干了。但是似乎最好还是让它们照原样保留下来；这部分是因为虽然它们根据的资料已经改变，那些论证却仍然有效；部分是因为如果代之以别的例证，就需要我付出比目前我能付出的更多劳动；部分是因为即使把例证改为切合当今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很快又会变成陈旧的。
我最初想把这本书，或更确切地说，一本书的一部分，称为《社会静力学片断》，后来又想称为《社会静力学选编》。可是这两个书名所表示的似乎都是若干部分的集合体，远未反映它实际所包含的连贯性。另一方面，称之为节略本也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词不能表明若干大的、结构上重要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没有一个书名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最后我判定还是《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这个书名不恰当的程度最小。

1892年1月于伦敦

【内容简介】
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在本书中，迈克尔·弗里登考察了新型自由主义出现的过程，探究了共同体、福利和国家控制等概念在政治理论中的发展，强调了伦理和科学对自由主义思想流变的影响。
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重新解释了许多影响了当代政治的思潮之起源。弗里登认为，新型自由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 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又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为现代英国福利政治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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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新型自由主义”理论中哲学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一直在被讨论，却从未被细致地论证过，直到这部兼顾了学术性和趣味性的著作出现，终于打破了这一现状。
——《卫报》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是一部迟到的重要著作……本书基于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准分析，做出了复杂、有力的论述，其中的细节和微妙之处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探索。
——《英国历史评论》
说理清晰，令人信服……这本书会在我们的视野和讨论中停留很久。
——《美国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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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迈克尔·弗里登是“意识形态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英国政治理论研究的权威人物。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张新刚为本书作中文版导读，引领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位顶级学者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本书清晰、详尽地梳理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流变，以及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出现与发展，是一部叙述英国政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著作。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从进步主义、人文主义到自由主义，重新诠释了许多影响当代政治思潮之起源。
◆从密尔与格林到霍布豪斯与霍布森，这些伟大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如何解决他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的思想如何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定基础？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本书中寻得答案。
◆本书收录于三辉图书策划的“倾向与可能”书系，该书系汇集迈克尔·沃尔泽、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约翰·邓恩、查尔斯·泰勒等当今世界的一流头脑，他们试图用历史的经验和政治的知识，为今天的困难提供部分开放的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最终的结果，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视角和线索，每一个都充满深刻的洞见和面对真相的勇气。三辉将这些洞见和勇气集合在这里，奉献给所有愿意为当下和未来努力的汉语读者。

《自由主义的未来》是对自由主义极为扣人心弦的探索与辩护，不仅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建立以来的众多理论基石，还研究了那些挑战自由主义的理论。沃尔夫分析并赞赏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广阔人性概念，但他也明确表示，在自由主义被成功应用到诸如移民、堕胎、宗教自由等问题之前，它需要被修复、理解、接纳，以最有益的方式融入我们复杂的现代世界。
迄今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自由主义在守势和空想间摇摆不止。毋庸惊讶，美国公众难于辨识它所指何意。如今，艾伦·沃尔夫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

◎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当代著名历史学者跨越十余年的师生情谊
◎一位坚韧的自由斗士，一个敏锐的青年学子，一段合乎理性的师生对谈
◎手写信件承载历史与思想，一个时代的思想线索隐隐可见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殷海光、林毓生的通信六十余封，以及林毓生纪念先师、追忆求学历程的四篇文章。殷、林二人的通信起自一九五七年，终于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去世，其中大多数信件为林毓生赴美求学后所写。两人在这些跨越大洲的信件中无所不谈，从留学琐事到家庭碎务，从推荐书单到讨论重要学术问题……一个时代的思想线索隐隐可见。时移世易，但师生情谊从未改变，其中蕴含的现代理性和道德自觉令人动容。
【学者推荐】
在精神上，我受到殷先生那种特有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震撼，自然怀持着一种使命感，深深地觉得应该为苦难的中国尽一己之力。
——林毓生
殷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位先驱与表率。……热烈地参与当时的各种政治社会的活动与讨论，从此终生把他的知识与理念，投入公共空间，发为社会良知、批判意识与抗议精神。甚至不惜冒着自己职业与生命安全的危险，为当时台湾与20世纪后半叶的华人世界树立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
——张灏（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殷海光，对我来说意味着解放。……他的思想，是对当时台湾沉闷压抑的政治空气的一种突破；那时候的台湾青年，只要对那样的现实有所不满，很难不受到殷先生的影响。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走近殷海光，让我获得了对那个时代更为真切的感受……殷海光这一切仍旧是受到其道德热情的影响，他的学生林毓生称其为具有强烈道德热情与诗人气质的人，提倡科学只是满足道德热情的道路。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认为道出了其“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翻开两人40年前的书信，我不禁为两人的爱国热情及探索学术的真诚心灵而感动。读到情深处，心似乎与他们连在了一起，与他们共悲伤、共欢喜。读后，宛若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今日之中国有几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呢？
——郭绍敏（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the Greeks said,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 In his most comprehensive work Ronald Dworkin argues that value in all its forms is one big thing: that what truth is, life means, morality requires, and justice demands ar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large question. He develops original theories on a great variety of issues very rarely considered in the same book: moral skepticism, literary, artistic,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ree will, ancient moral theory, being good and living well, liberty, equality, and law among many other topics. What we think about any one of these must stand up, eventually, to any argument we find compelling about the rest.
Skepticism in all its forms—philosophical, cynical, or post-modern—threatens that unity. The Galilean revolution once made the theological world of value safe for science. But the new republic gradually became a new empire: the modern philosophers inflated the methods of physics into a totalitarian theory of everything. They invaded and occupied all the honorifics—reality, truth, fact, ground, meaning, knowledge, and being—and dictated the terms on which other bodies of thought might aspire to them, and skepticism has been the inevitable result. We need a new revolution. We must make the world of science safe for value.

《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就人类自由之性质的两种对立理论提供了一份精彩绝伦的比较性研究。其中第一种起源于古典时代，是古罗马公共生活所遵循的共和主义传统的内核，此论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中臻于鼎盛，而在当代政治理论家关于共和主义的大量近期讨论中，一直是个焦点议题。这一思维模式的最可畏敌手是托马斯•霍布斯，他对它的质疑之举，构成了英语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一次不折不扣的划时代事件。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守法主义》（Legalism）一书初版于1964年，再版于1986年。在本书中，施克莱提出法律职业者（包括法官、律师、法律学者）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即守法主义，并系统阐述了守法主义的概念、特征、价值和弱点。
本书的上篇，评析了法与道德的关系。这一领域在传统上是实证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进行激烈对抗的战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本书写作前夕，两大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H. L. A. Hart）和富勒（Lon L. Fuller）还就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1] 而施克莱则指出，两派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都是守法主义的表现。她揭示了两大法学派各自的意识形态根源和局限性，主张不能割裂法与道德的关系，而要把它们看作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
本书的下篇，对法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各种传统法律思想，无论是实证法学还是自然法学，都一致认为法应当脱离于政治，并且认为法优越于政治。施克莱对此进行了批判。围绕着政治审判，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施克莱展示了守法主义立场的偏狭，指出这些审判无法基于守法主义获得正当性，而只能从自由主义政治的角度加以论证才站得住脚。因此，法“不是凌驾于政治世界之上，而是恰在其中”。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美国货币史(1867-1960)》以货币存量为主线，研究了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对美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作者通过对货币供应变化和通胀水平的因果关系的细致描绘，证明了货币政策对于一国经济运行的深远影响，尤其是货币在稳定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地位。全书将繁杂详尽的历史统计材料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经济分析完美地融于一体。书中许多视角独特的分析以及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结论，例如作者关于1929—1933年大萧条的分析和解释，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深化了全球金融界对金融市场的理解。
《美国货币史(1867-1960)》被公认为是弗里德曼的影响最为深远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20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不仅是经济学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参考文献，而且对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理解全球金融动荡及其政策走向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译本编者说明
中译本导言：自由主义和犹太人问题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
序
一 旧约圣经起源；基督教—神学的（解释）和犹太教—神秘主义的解释；这个象征经霍布斯而复兴的意义和可能性
二 从文本分析和词源学来看霍布斯著作中的利维坦
三 利维坦是“会死的上帝”；同时，他又是代表的、主权的法人和一台巨型机器
四 这台巨型机器以一个技术上中立、不可违抗地起作用的机械装置臻于完善
五 这个主权代表死于内外之分
六 法制国家机器毁于间接权力的多元主义
七 这个象征落败，也不胜任相反的解释
附录
霍布斯和笛卡儿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
完成了的宗教改革
论施米特的“利维坦”
……
《霍布期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一个政治符号的意义及其失败》是施米特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部学术论著，论题接续其20年代至30年代初思考的政治学— 神学问题，充满曲笔，堪称施米特在非常政治处境中写的非常性的政治论著，在霍布斯研究史乃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算得上一个理程碑。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的英译本依据旧版移译，因而没有“完成了的宗教改革”和Maschke编后记，但选了一篇施米特写于1937年的文章《霍布斯和笛卡儿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这篇文章的德文原文收在Maschke编的施米特文集《国家、大空间、法》一书中。

它是面具與武器，也是病徵與處方；
透過這扇窗口，重新理解觀念與權力、知識與欲望、真理與意志的關係。
「意識形態」終結了嗎？自冷戰結束後，各種類型的終結論在知識圈中蔚為流行，「意識形態的終結」亦是其中一個常被觸及的話題；但事實上直至今日，「意識形態」一詞在日常的溝通中仍被廣泛地使用，甚至被視為當代人文社科領域內不可或缺的概念。「意識形態」究竟是什麼？
自馬克思提出「意識形態」（idéologie）一詞以來，這個語彙經常被當作是個不證自明的概念，但卻也一直難以被定位，故一般大多停留在內容上對它作解釋、比較、分類與歸納；或是單純地將它視為是受到外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影響下的結果。事實上，意識形態無法簡單地被歸類於個人認知層次上的問題，它是象徵體系的產生與運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亦是構成現實或思想的可能性條件。
本書原為一長期的書寫計畫，問題意識起始於對當年解嚴後台灣「南進論述」的批判，闡明「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與認同過程的關聯性；由此議題出發，進一步深入構成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基礎──同時也是現實世界再現的基礎──語言，最終釐清意識形態中主體性形成的過程。從現實到理論，逐步充實關於意識形態論述的架構。
在書籍結構上，則從意識形態的形成出發，首先在認識論上替意識形態問題作一歷史定位，其次分析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內容及問題，並處理作為意識形態基本物質元素的語言；接著探討巴赫金和阿爾杜塞關於意識形態物質性的議題，最後則是從精神分析角度，闡明意識形態中的主體性如何形成。第二部分現象分析則是以三篇文章，分別討論1994年台灣的「南進論述」、中國當代的自我認同，以及法國1968年5月學運，以此展現意識形態議題不同的形貌。從理論到現實，嘗試從運作機置及其功能的角度，重新闡釋意識形態。
在法國大革命、民族國家興起的時代，意識形態首次發揮功用，取代過往宗教的功能，成為凝聚社會認同不可或缺的力量。就人文學科的發展而言，意識形態某種程度縫合了知識體系的缺口，將西方本土價值包裝成普世真理，讓其中暗藏的權力與欲望合理化。不過另一方面，在想像層次運作，如幽靈般穿梭、暫留於各個學科之間的意識形態，或許亦可視為理解現代社會連結形式的重要節點──透過這扇窗口，可以重新理解觀念與權力、知識與欲望、真理與意志的關係。

夏道平的文字让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从理想与信念的层次，大大提升到完整与严谨的学术体系。
他是胡适的挚友，徐复观的同窗。
这是一部发自良心深处的对台湾经济的分析与批判的书。不但逻辑严密，而且感人至深。大陆和台湾同文同种，台湾发生的事大陆可以引以为鉴。因此这本书非常值得大陆关心经济和法律的同仁阅读。 ---茅于轼
华文世界译介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社会思想最用力者，非夏道平先生莫非。但先生乃是缘学以求道、成仁，由这本文集，依稀可见先生智、仁、勇之三达德。---秋风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位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理念的一位持之以恒的传道人。---韦森
自由的智慧，在夏道平先生的笔中泉涌。看夏道平先生的文选，可以感受到自由的力量。---毛寿龙
本问卷分上下篇和两组附录。上篇38篇，最集中表达其经济思想的部分，下篇10篇，为作者关于人生的体察，和对人物的忆念的文章。附录有夏先生原有文存的序跋，包括学者对其思想的评论，又包括夏先生的夫子自道，另一组是夏先生辞世后社会知名人士和生前好友对其人生事业的追忆。
一个真正的“自由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