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套丛书分为华北东北卷、西北西南卷、长江中下游卷、华南及港澳台卷等四卷，共1280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的近900所佛教寺院，全面反映中国汉传、藏传、南传佛教的现状。3000张彩色图片更使读者如临其境。

《寶性論》為佛教的重要論典，本論建立了「七金剛句」，將佛寶、法寶、僧寶、如來藏、證菩提、功德、事業等這七個主題並列，以佛、法、僧三寶為觀修的因，並以佛及眾生依本具的如來藏為觀修的中心，經過實踐修行的歷程，最後證得佛果菩提，具足一切佛法功德，圓滿濟度眾生的事業。

The Lamp that Integrates the Practices is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xposition of the most advanced yogas of the Esoteric Community (Guhyasamaja) Tantra as espoused by the Noble Tradition, an influential school of interpretation within the Mahayoga traditions of Indian Buddhist esoterism. Equal in authority to Nagarjuna’s famous Five Stages (Pañcakrama), Aryadeva’s work is perhaps the earliest prose example of the “stages of the mantra path” genre in Sanskrit. Its studied gradualism exerted immense influence on later Indian and Tibetan tradition, and it is widely cited by masters from all four major lineages of Tibetan Buddhism.
This volume presents the Lamp in a tri-lingual format: its Sanskrit original critically-edited from recently-identified manuscripts,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eleventh-century Tibetan translation by Rin-chen Bzang-po (including notes on readings found in “lost,” alternative translations), and a thoroughly-annotated English translation.
Includes an introductory study discussing the history of the Guhyasamaja and its exegetical traditions, surveying the scriptural and commentarial sources of the Noble Tradition, and analyzing in detail the contents of the Lamp. Features a detailed, tri-lingual glossary.

Taking two early Tibetan texts as his starting point, Jacob Dalton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violence has been integr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o-called age of fragmentation, Tibet's dark age that spanned from 842 to 986 C.E., he draws on previously unstudied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the famous "library cave" near Dunhuang, on the old Silk Road. These demonstrate how this supposedly inactive period in Tibetan history was in fact crucial to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spread of the violent themes of tantric Buddhism, at both the local and popular levels. From the late tenth century onward, this period and its mythic and ritual themes of violence, demon taming, and blood sacrifice came to play important symbolic roles in Tibetan history and politics. Despite its reputation as a tradition utterly opposed to violence, Tibetan Buddhism has long been haunted by violent rituals and imaginative associations. The resulting history challenges our own tendencies to romanticize or demonize the rich and ancient culture of Tibet.

藏传佛教传记。土观·却吉尼玛（1737—1802）著。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青海佑宁寺活佛，通晓藏、蒙、汉、满、梵等多种文字，学识渊博，著有《宗轮广论》和《正字学》等，主持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在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位居班首，总领蒙古地区佛教，极得乾隆皇帝之信任，对当时藏、蒙、汉的宗教和政治起过重要作用。本书作者是其亲传弟子，所记内容多为亲历和当事人口述，故真实可信。本书以木刻版传世。1989年甘肃民族出版社重刊。198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陈庆英、马连龙的汉译本。

这本书与同类著作相比，有两大贡献： 是摆脱了对佛教史的依赖，展开了独立的西藏绘画史研究，并将其纳入中国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直至纳入世界美术史来考察，提出了对西藏绘画史正确定位的重要学术命题。二是把西方美术的成熟理论运用于西藏绘画史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提炼出了西藏绘画的形式语言系统，形成了完整的西藏绘画风格史；系统、全面、丰富的图像学比较研究，填补了西藏绘画史图像志的空白，借用“图式一修正”理论解释了西藏绘画乃至符号化线形造型语言遭遇写实问题的缘由等等。这些都得益于作者研究方法的创新，应该归功于作者兼通东西方绘画的学养。更根本的，在于作者拥有一个开放的、世界性的美术视野和立足现实、独立判断的理论勇气。

该书广泛利用汉文、蒙古文、藏文以及英文、日文、满文的原始资料，借鉴前贤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全面研讨了蒙元灭亡二百多年后的17世纪蒙古地区与西藏地区藏传佛教的关系，以及蒙古各部（土默特、喀尔喀、准噶尔）在藏传佛教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以便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和清朝政治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书稿特别针对为什么16世纪末蒙古人再度接受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于清朝在藏传佛教地区建立牢固政权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观点，很值得学术界的重视。
对于处理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論以歷史為綱、以教法為緯，其中第四至六品，更是全書的精華所在，所載各祖師、大德的傳記，除了很多不見於現有漢譯著述外，內裡所記的祖師言行、關乎甯瑪派法義的，亦所在多有。能得讀本論，可說是甯瑪派學人的福報。
敦珠法王在本書八品中，首先根據甯瑪派的見地，敘述佛法如何由釋迦牟尼佛陀傳弘人世 （第一品），及三內續 （摩訶、無比、和無上瑜伽）在天竺流傳的情況（第二品），復如何傳入藏地（第三品）；繼而法王以三內續為經，依心部、界部、口訣部為緯，編述一系列祖師的傳記（第四品）；第五品則為久遠教傳諸祖師的傳記，法王或據氏族的傳承、或據教法（如普巴金剛）的傳承，分別開列其中所屬祖師的經歷；第六品是伏藏（又稱極近巖傳）祖師的傳記，詳述了廿四位甯瑪派伏藏師的生平，和他們曾取出的伏藏名目。眾位伏藏師當中，不乏其他宗派的代表人物，如五世達賴喇嘛等；法王在第七品中，一力為甯瑪派的見地、教法等辨誣，從中可讓我們由另一角度領略甯瑪派教法的廣大和深邃；在最後的第八品，敦珠法王以藏曆六十勝生周為主，編列由佛陀入湼槃（本派定為公元前881年）至法王著書之年 （公元1962年）止，藏地甯瑪派各重要祖師降生年份及歷史大事，要言不繁；書末法王則以開列其資料來源、結頌回向和後跋來作結。書末附錄談錫永上師於1972年編纂的〈西藏密宗編年〉，稍加修訂，亦可配合本論之用。
本論敍述教法歷史固然重要，然而其中卻說及種種法系，即足以令讀者理解各種法系的關聯，這對於理解藏密教法相當重要，研究藏密的學者，應該將之看成為「法系索解」，普通讀者亦可由此知道許多密法的名相，知得愈多愈不易為人所誤。除此之外，由本書敍述的祖師傳記，即能理解觀修的次第。書中說及一些上師，致力攻一難關，及至得空行母之助才能渡越，讀者假如修密，便應該將祖師的難關看成是自己的難關，可以檢討自己是否真的已能越此難關，抑或是並未超越而自以為超越，這樣就可以鞭策學人，腳踏實地來觀修密法。
總序
近年西藏密宗在世界各地廣泛流傳，甯瑪派(rNying ma pa)的「大圓滿」 (rdzogs pa chen po) 亦同時受到歐、 美、目學者的重視。於是研究「大圓滿」及宵瑪派教法的外 文書籍不斷出版，研究文章亦於各學術機構的學報發表。
然而遺憾的是，我們接觸到的書刊文獻，絕大部分都未能如實說明「大圓滿」 (dbu ma chen po) 的修持見地──「大中觀見」即如來藏思想，於修持上亦未能說出次第修習與次第見地的配合，如抉擇見與決定見。因此便令到「大圓滿」這一法系，在大乘佛教中地位模糊。
事實上，「大圓滿」與漢土的禪宗同一淵源。即是說，他們本屬同一見地的印度大乘修持系統，即文殊師利不可思議法門。傳入漢土的成為禪宗，傳入西藏則成為甯瑪派的「大圓滿」。──因此「大圓滿」的修持，跟藏密其他教派的修持有所不同，可謂獨樹一幟。也因此，漢土禪宗於六祖慧能以前，以說如來藏的《入楞伽經》印心，而甯瑪派亦判《入楞伽經》為「大中觀」見的根本經典。
本叢書的編譯，即據甯瑪派近代法王敦珠甯波車(H.H. Dudjom Rinpoche，1904-1987) 的傳授，分「見」、「修」兩部編成。在「見」的部分，著重闡釋「大中觀見」，即「去阿拉藏思想」的真實義，使讀者能暸解此印度佛學系統中的重要思想，以及其與禪宗修持、「大圓滿」修持的關係。
至於「修」的部分，則選譯甯瑪派歷代祖師的論著， 及諸嚴傳法要。如是配合大圓滿「四部加行法」(sbyor ba bzhi) ──即外加行、內加行、密加行、密密加行。

不同於一般佛教傳記根據漢譯經典或傳說故事撰寫，《佛陀的聖弟子傳》內容均援引自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巴利佛典、論書與註釋書，詳實而生動地紀錄了聖弟子們的修行生活片段與悟道的特色、開悟的關鍵，以及佛陀智慧的教導。而引自《本生經》的故事，則提供了另一種訊息──聖弟子在過去生的發願與修行，以及對此生的影響。
其中最特別的是，本書引用了許多《長老偈》與《長老尼偈》中的詩偈，這些詩偈都是聖弟子親口所說的自身經歷與感受，使人彷彿親聽聖者的心靈之音。
選介這部書的原因有三：
第一、佛陀弟子傳種類繁多，但是純依巴利語佛典為基礎來書寫，且嚴守上座部傳統，而不擅自增添個人觀感與臆度的，本書為目前最佳的選擇。
第二、本書不論在選材撰述的書寫觀點，或資料查證勘誤等編輯功夫，都是足堪信任的上上之作。
第三、「聖弟子」為佛陀弟子中已解脫證道者。本書以此類弟子為主軸，詳實而生動地紀錄了他們的修行生活片段與悟道的特色、開悟的關鍵，以及佛陀智慧的教導。因此，本書是了解佛教初期素樸面貌的極佳讀本。
本書《佛法大將舍利弗•神通大師目犍連》是巴利佛典【佛陀的聖弟子傳】系列套書的第一冊。主要介紹佛陀身邊的兩位上首弟子，一位是以「大智慧」著稱的舍利弗尊者，另一位是以「神通」著稱的目犍連尊者。
佛陀曾比喻舍利弗就如母親，清楚地組織教法，並詳細分析它的內容，讓弟子們在解脫道上出生，敦促他們達到入流果。然後，由如保母的目犍連，運用神通力去除障礙，帶領、幫助弟子們證得阿羅漢果，讓他們繼續成長。 透過巴利佛典的紀錄，本書呈現了較為接近歷史與人性的原貌，讓我們一窺從凡夫蛻變為聖者，內心是經歷怎樣的轉化；
悟道後的他們，如何面對生、老、病、死等現實的人生歷程。閱讀這些早期佛教成就者鮮活的傳記，有助於提升我們心靈的洞見，擴大修行的視野，也為現代的修行者點燃一盞明燈，照亮修行的前路。

《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汉藏佛学研究丛书》为“汉藏佛学研究丛书”第13种。明代前期北京印、藏佛教兴盛，在北京形成了一个“西域僧团”，该僧团之中除了藏人、汉人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印度、安南的僧人，他们追随大慈法王、智光、班丹扎释等高僧大德，以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寺等皇家寺院为依托，积极弘扬藏传佛教。现存大量明代汉文密教文献也印证了明代北京藏传佛教以三大高僧为主导，以三大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基本格局。《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汉藏佛学研究丛书》选取《大乘要道密集》所收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汉译密教文献进行文本解读和研究，已期呈现明代北京藏传佛教的真实面貌。

《黄史》是一部很重要的蒙古族历史文献，原文为古蒙古文。该书以蒙古族历史为主线，从远古神话传说开始一直记述到17世纪，其中主要记载了15－17世纪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全过程，其他相关内容也很丰富。
《黄史》也是一部很珍贵的历史文献，在它成书的几百年间很少流传。因此，它是一部很难得的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见证资料和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重要的研究价值。《黄史》的问世，填补了蒙古族历史文献的空白，并将为操用汉文的蒙古史研究者、爱好者提供一部新的历史文献读物。
《黄史》原名为《古代蒙古汗统大黄史》，学者通常称之为《黄史》。关于《黄史》成书年代不确定，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此书于1662年前成书的是肯定无疑的，作者不详。
《黄史》在世上流传的版本有四种，最早发现《黄史》的是俄国拉德洛夫，1891年拉德洛夫在领导俄国科学院鄂尔浑考察队期间，从蒙古北部地区获得了一部无标题的蒙文编年史，于是把这部编年史暂命名为《拉德洛夫史》。此后，俄国波兹德涅耶夫发现了两部《黄史》抄本，其中一部为无标题，计76页，现收藏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成，书号为F264。
波兹德涅耶夫发现的另一部《黄史》抄本计为43页，现收藏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书号为M·G·33，在此抄本封面上标写了该书全名《古代蒙古汗统大黄史》，这部抄本的内容与当时人们所称的《拉德洛夫史》相同，从此人们才知道拉德洛夫发现的抄本的名称为《黄史》。
1957年苏联沙斯提娜将上述三种抄本进行校勘后，与俄文和注释一起在苏联出版，书名为《黄史-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还有蒙古国乌兰巴托国立图书馆有本藏式贝叶装抄本，上述四种抄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四种。
1983年，内蒙古乌力吉图将《黄史》的四种抄本进行校勘后附加注释，并写了长篇的序论，在北京出版，这是国内公开发布的唯一的《黄史》校注本。
其内容不分篇章，开头就简略叙述了佛教的宇宙观念，这是17至19世纪多数蒙古历史著作的特点。接着列举了神话中的印度诸王的历史和传说中的西藏诸王的历史，作者的意图为将蒙古诸汗的起源说成是印度和西藏诸王，然后，作者叙述了成吉思汗的祖先和他们的历史，从成吉思汗最近的继承者到妥欢贴睦乐为止的元朝皇帝，其后，作者记述了北元时期的蒙古诸汗史，接着作者转到达延汗的第十一子格埒森札后裔世系，及其史略，其中尤为详细的记载了格埒森札世系普的名单。此外，书中还详尽地记载了组成蒙古六万户和四万户的诸部情况，还有卫拉特部及其起源等。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於西元1992年。其時羅時憲居士往返於香港及加拿大弘法，筆者則住夏威夷。羅公有意出版一套能引導學人上進，令其能自行研讀佛家經論的叢書，於是跟筆者洽商，釐定經論二十種，由是計劃開始。
1993年筆者返港，而羅公則已患惡疾，故於時間極為匆迫的情況下，趕出《異部宗輪論》、《心經》、《四法寶鬘》三冊，分攝小乘、大乘、密乘，羅公見後，極為歡喜，不久旋即往生。
叢書出版後極受歡迎，故於1998年，旋即由台灣全佛出版社再版，此中若干冊曾經修訂，但未全面。今則諸冊均經嚴格修訂，除訂正誤刊錯字外，並補充資料內容，令其更能引導讀者，於叢書中諸經論能融匯貫通，及能旁及其餘經論。
一
讀佛家經論，困難的地方不在於名相，而實在於領略其旨趣。若得其旨，開卷便覺終身受用；若不得其旨，則雖誦經終身，開卷終覺茫然。
經論有不同的旨趣，衍生成不同的宗派，實由於行者根器不同、修持不同之故。印度晚期，將此歸納為四宗部，而修持次第則分為九乘，這已成為藏密甯瑪派的傅統。若根據這傅統來讀經論，在領略經論意旨方面，會容易一些，也能深入一些。
本叢書的編輯，實亦根據此傳統。且依古代論師的善巧方便，先依唯識抉擇部派佛教的經論，再依中觀應成派抉擇唯識，最後，則依了義大中觀（如來藏）抉擇應成派。
所以本叢書可視為橋梁，由此即能過渡至《甯瑪派叢書》，領略甯瑪派九乘次第的基、道、果意趣。亦即由小乘的止觀修習，依次第而至「大圓滿」的修習，皆須知其基、道、果，然後始可修持。
二
依甯瑪派的觀點，一切經論實為了修持而建立，或說體性，此即為基；或說觀修，此即為道；或說現證，此即為果。依龍樹中觀，以般若波羅蜜多體性為基、修觀中道為道、其果即為現證般若；若依彌勒瑜伽行，則以法相為基、修觀唯識為道，其果即是如來藏。前者為二轉法輪的教法；後者則為三轉法輪的教法。
因此，本叢書所收的經論，實為各修持次第的基。其重要性，亦即在於此。
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近代佛教學者接受了西方的治學方法，喜歡用「發展」這一觀點來處理一個系統的學術，因此便將佛家經論視為一系列的「思想發展」。然而這樣做，卻實在非常不恰當。
釋尊當日教導弟子，依次第而教，因此開示的理論便亦依次第。但我們卻不能說釋尊於教導「四諦」時不識「十二因緣」；於教導「十二因緣」時不識「中觀」；於教導「中觀」時不識「唯識」；於教導「唯識」時不識「如來藏」。因此，我們不能說這種種學說，實由「發展」而來，而非釋尊的次第說法。
是故各種不同的佛家見地，只有傳播的先後差別，而非由一個思想，發展成另一個思想。也可以這樣說，只能有「佛家思想傳播」的歷史，絕對不可能有「佛家思想發展」的歷史。若說「發展」，有墮為謗佛的危險。至於在傳播方面，由於傳法者的根器與修持各各有別，是故對法義可有不同的演繹，但這亦並非「發展」。
由是讀者須知，佛家經論實為由上向下的建立，而非由下向上的發展。
由上向下建立理論，是為了實修的需要。我們喜歡說證空性，但如何去證空性呢？那就非依次第修持不可，那就需要由上向下建立各次第的基。蓋至最上時，實無「空性」可證，唯現證「樂空無二」，這才是行人的「最後一著」。但若一開始即不唯說空性而說「樂空」，行人亦必無入手處。是故由「樂空」境界向下建立，如是於中觀始有「四重緣起」的觀修；於瑜伽行始有「離相四加行」的觀修。
指出各次第的基，其旨趣何在，即是編輯這套叢書的基本觀點。
三
理解佛家經論，必須由實際修持著眼。若離修持去理解，則必生疑惑。
以《入楞伽經》為例。倘離實修，則會覺得其不純，既非純說「唯識」如《解深密經》等，亦非純說「如來藏」如《如來藏經》等。筆者當年即持此疑，向敦珠法王無畏智金剛尊者（Dudjom Rinpoche）請開示。法王只答一句：「《楞伽》說菩薩的心識，但菩薩亦由凡夫起修，是故便亦說凡夫的心識。」筆者即因法王這一句開示，才得叩開「如來藏」的大門，建立「了義大中觀」見，亦即「智境唯藉識境而成顯現」的「如來藏藏識」境界。
蓋佛家一切法門，無非只是心理改造，由凡夫改造為聖者，即是法門建立的目的。是故釋迦說「四諦」時，亦說「四諦十六行相」。所謂「行相」，便即是心的行相，也即是心理狀態。凡夫若不知自己在修持時的心理狀態如何變化，實不能稱為修持。
《楞伽》說「如來藏藏識」，即是「聖凡心理狀態」的分析。那實在是為實修作指導，而非建立一種思想。如是理解，即知《楞伽》並非不純。同時亦可明白，當年達摩尊者何以只傳「四卷楞伽」以印心。「印心」者，即是洞悉自己的心理狀態變化，而與修持的見地相印，那就是修持。
舉此一例，即知經論不是純理論的建立。本叢書的編輯，即以實際修持為著眼點，期望能因此而令讀者知道經論並非知識。若視之為知識，則釋尊已說之為「說食不飽」。
四
西元一九九二年，唯識大師羅時憲教授在香港，筆者在夏威夷，遙隔萬里，志趣一如，因有編纂本叢書之意念。經論多由羅公選定，導讀者亦由羅公圈定，羅公並委筆者為主編。於西元一九九三年中筆者返香港，籌集資金，編輯出版，終能於羅公往生前，完成叢書三冊，而整套叢書則於一九九七年中殺青。前後經營五年，總算未負羅公之所託。
於一九九八年，本叢書又經修訂，交台北全佛出版。今出簡體字本，各導讀者又作第二次修訂，編者亦更突出編輯意趣，力求此叢書能令學佛的人不墮入虛無，亦不偏執於宗義。雖非盡善，或可庶幾。
乃為之頌曰──
文字原非障 實為修道基
所修亦不執 次第斷毒塵
是故佛因位 喻為金剛心
頂禮諸聖眾 灑我以甘霖
談錫永
公元一九九三年歲次癸酉八月初版序
公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台灣版序
公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三月修訂版序

《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梳理大量文献资料，对清代重要历史事件评说其来龙去脉，辨析真伪疑义，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在勾勒出清王朝发挥藏传佛教高僧的作用治理蒙藏地区的过程中，既向读者揭示四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边方略的内在联系，又深刻分析清朝确立治理蒙藏方略的认识基础，阐述这一方略的发展与演变，探讨其得失与影响，总结出经验与启示，从而为做好当前乃至今后的民族工作，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汉藏佛学研究丛书》为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项目“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的终期成果。《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汉藏佛学研究丛书》将黑水城等所出西夏文文献中有关藏传佛教，主要是“大手印”法的文本择选、汉译、注释，并与藏传佛教汉译典籍《大乘要道密集》等所收的相应或相关文本予以比较、分析，对西夏所传藏传佛教中涉及大手印的法本、传承等，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了考证，丰富了西夏文的词汇和进一步对西夏文献的释读，是目前西夏文大手印法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对研究藏传佛教特别是大手印法在西夏和中原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青史》主要内容简介：1962年全国佛协副会长周叔迦先生来我舍商谈说：“佛协理事会上决定要翻译西藏史学名著。一致认为应精选中外共许的名著；而且必须是第一手资料为原则。经藏族中学术权威喜饶嘉措等人，和汉族中吕澄先生等许多有名学者一致认为只有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记》、布顿所著《佛教史》、廓诺.迅鲁伯所著《青史》等三部名著方合精选原则。

《曼荼罗之研究(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曼荼罗（梵文Mandala），旧译“坛”、“道场”，新译“轮圆具足”，其义显然，即轮圆具足之宇宙万法，无一不是修行之道场，无一不是诸佛菩萨聚集表法之地也。佛教之曼荼罗，大致可分为金胎两部及别尊部三大类，即依《大日经》建立之胎藏曼荼罗，依《金刚顶经》建立之金刚界曼茶罗，以及依余经所立之别尊曼荼罗。其中，以金胎两部曼荼罗为主干。然而，诚如《曼荼罗之研究(套装上下册)》作者所言，历来对此两部大经之研究，极不完善。就《大日经》而言，仅有一部唐代僧一行之《大日经疏》可供指南；对《金刚顶经》来说，则资料更为乏少，以致学人无从入手。直至二十世纪初，《曼荼罗之研究(套装上下册)》作者发现，在藏文《大藏经》中，不但有两部大经之藏译本，更有佛陀瞿咽耶对《大日经》所作广略二释，以及释迦弥怛罗、庆喜藏对《初会金刚顶经》所作之疏释，于是潜心钻研十余载，对两部经疏的汉藏译本，作了大量对比研究，厘清了许多困惑学人已久的问题，完成了具有权威性的巨制《曼茶罗之研究》。书中作者运用西方近代研究方法，逻辑严谨，注重实据，虽亦有局限性，但全书以其详实的文献史料和缜密的分析梳理，将佛教曼荼罗随机（缘）演变的历史脉络，如此清晰地勾画出来，无论是对于佛教研究者，还是对于佛法修行者来说，都有绝大的学习参考价值。上世纪30年代，顾净缘居士主编的《威音》佛刊，翻译并连载此书，后因抗战爆发，《威音》停刊，致使连载中断。半个世纪后，时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吴立民（吴信如）先生，又承担起此书的主编工作，对原《威音》连载《曼荼罗之研究(套装上下册)》之前半部，根据原著重新作了校正，将中断未译的后半部书（自供养会之后）交由杨笑天先生等翻译完成，并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标题、注释及图示（取自《大正藏·图像部》仁和寺版），又附录《藏密金胎两部曼荼罗》-文，终将一部更加系统完整的佛教曼荼罗专著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