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财产为切入点，讨论了自然法在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洛克、哈奇森和休谟之间的传承。该著作将休谟纳入这一传统，本身就是创新之处，因而颠覆了休谟在我们心中的怀疑主义形象。作者以财产权为视角，不但详细阐述了财产权的近代缘起，更主要的是透过这一主题，详尽无遗地讨论了自然法的内在演进、奴隶制废弃的观念争论和由此而来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以及哲人们模仿自然科学意图从人性中构建严谨的社会科学体系，尤其是道德科学体系的尝试。因此，该著作对政治学、历史学、古典经济学和法学等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作者在该书中采纳的梳理方法和论证思路也值得我们严肃对待。

《哲学与宗教》（1804）是谢林的“同一性哲学”时期的代表著作之一，其从发表伊始就引发大量争议，被认为在他的整个哲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在这部著作里，谢林提出了哲学与宗教“同源分流”，并最终回归“永恒同盟”的思想。从这个角度出发，谢林一方面反驳了宗教信仰对于哲学的僭越主张，坚决捍卫哲学和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勾勒出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议题。
本卷收录的另外几部（篇）著作，《伊曼努尔•康德》（1804）和《论德国科学的本质》（1807）表达了谢林对于同时代德国哲学的形势和走向的看法，《哲学导论》（1804）以阐释哲学史的方式引导初学者去接触“真正的哲学”，而《自然哲学导论箴言录》（1806）和《自然哲学箴言录》（1806）则是以独特的箴言写作方式阐释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部分（即“自然哲学”）。这些著作从多个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谢林“同一性哲学”的丰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