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周至隋唐历史上的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本书上起鬼方，下迄公元七四四年回纥汗国建立前夕，分列三编（《丁零篇》、《高车篇》、《铁勒篇》）十四章，叙述此民族约两千年的历史。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丁零、高车、铁勒是今日维吾尔民族的先民，丁零、高车、铁勒的历史是今日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根据史籍、考古材料并参照前人研究成果，证明鬼方是丁零的族源。集鬼方、丁零、高车、铁勒历史于一书，阐明其源流和历史，以显现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全貌，这不仅是个饶有兴趣的学术问题，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参照和吸取了上述诸家的研究成果。这里特别向已故的突厥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表示感激之情。岑仲勉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特丰。他不仅对隋唐突厥史有精湛的研究，而且对突厥、铁勒史籍和碑文进行了独到的规模宏大的考订和注释，将我国突厥、铁勒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不尽同意岑仲勉先生的看法，但下编《铁勒篇》的撰写，还是比较多地利用了岑先生的研究成果。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西域通史》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从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作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作者在收集、整理吐谷浑史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中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撰写了本书。由于我国史籍中有关吐谷浑的资料十分缺乏，而且现存资料大都是出自内地政权汉族封建史家的手笔，他们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内地政权与吐谷浑的关系上，因而，要完整地论述吐谷浑族本身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象吐谷浑的社会性质这类的重大问题，也难作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情况，也恰好说明我国西北古代民族吐谷浑与其它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关系之密切，研究这种关系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基于上述情况，本书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吐谷浑与邻近各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本书探讨的重要课题。

本书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