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纯文集(套装共4卷)》主要讲述了：李思纯为川籍学者，然因其早年留学法德等国，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密等著名学者和其他非著名学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实非地方性学者。但是，由于李思纯在1950年以后受到政治冲击，其名隐而不彰，鲜为人知。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出身于昆明一官宦人家，祖父李春荣官至清曲靖府叙州知州。父李毓华清宣统年间任云南宁耳县知县。1990年，李春荣携全家人川，居成都骡马市。三年后李思纯降生于此。在此家庭环境下，李氏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民元以后始就新学，并拜著名诗人、书法家赵熙（尧生）先生为师。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文。

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 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考活动、经历见闻。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三是要和军界打交道，四是进行国际联系，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
可以说《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至今，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8个省（市、自治区），及东南亚除菲律宾以外的其他国家。对铜鼓的考察，不但对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探讨整个人类的早期文明观念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东南亚古代金属鼓》是奥地利的弗朗茨·黑格尔（Franz Heger）于1902年在莱比锡以德文出版的划时代巨著，是20世纪初西方学者铜鼓研究的集大成。本书对165面弥足珍贵的铜鼓按形制、纹饰的演化，划分为4个主要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并分别对这些鼓的重量、大小及图案进行了描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各面铜鼓的花纹图饰进行了极其细致并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是研究纹饰学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该书还探讨了这165面铜鼓的分布地区、铸作年代及其反映的文化内容，对人类学、神话学、民族学、冶金铸造史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认真总结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国民族学家的责任。本卷主要研究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历史演变。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集中对我国西南地区从上古到明清时期的历史地名加以考释，以时间顺序分为六篇，每篇先列概说，然后再一一详考地名。《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套装共2册)》对现存的文献资料基本搜罗殆尽，考证严密，是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工具书。

《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内容简介：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本校注本在文字校勘上以廖刻题襟馆本为工作本，参校诸本；注释上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注意文字的训诂解释；同时书中附有示意地图。修订版对原来注释中解释得太简略的历史资料有所补充，未引用原文的增引原文；原来注为“不详”的现在补充注释，注释不确的予以改正；对一些古地名的今释重加解释；另外对词句的训释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对文字的校勘也有一些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