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 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考活动、经历见闻。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三是要和军界打交道，四是进行国际联系，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
可以说《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收录浦江清先生1928－1949年间的全部日记，为存原貌起见，未加删削窜改。从中既可看到一位现代学者真实的生活、感情记录与教学、研究工作，又能时见陈寅格、吴宓、钱穆、朱自清、冯友兰等学人的言行风神，对理解或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尤其是清华与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化，颇多史料价值。其中“西行日记”提供了一位文弱学者不顾关山阻隔，置生命安危于不顾，历尽磨难，千里迢迢地自上海投奔昆明，赴任西南联大教学岗位的坎坷经历，显示出现代知识分子坚毅、执著、爱国的感人精神。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不胜枚举。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京，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概言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于检索查阅。

《南渡记、东藏记(全2册)》小说总体不离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事关人类命运前途，作者笔下不时流出带有些哲理的感慨。如在众人议论日本侵略军的被俘士兵时，孟弗之说：“他们也是人，但是在法西斯政策驱使下已经成为工具，被‘异化’ 了。我们进行这场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不仅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也要将‘人’还原为人。”“将‘人’还原为人”，乃是涉及为民立命的大问题，古今有多少哲人为之耗费心思呵！书中还用了很多笔墨写那时的青少年，今天都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他们个个文明聪颖，活泼天真，有教养，有理想。他们的对话、神态，在谈笑嬉戏之间，在敌人的野蛮轰炸面前，往往流露出父辈熏染的影响。我很喜欢这些片段的描绘。例如一群小青年在生物学教师带领下到山野采集植物标本那一节，即是既见情又见景的好文章。 《野葫芦引》是写知识分子的，也主要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尤其是写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大关节上的操守，写他们怎样坚韧不拨地、忠诚地守护着教育这块事关子孙后代的神圣“阵地”。总之，是一部为知识分子立传的作品。 宗璞的文风很有她本人的特色，风格即人，一看便知是宗璞的，不是任何其它人的。《南渡记、东藏记(全2册)》都是短句式，读起来可以“上口”而没有滞碍之感，这是得力于她中国古典文学的素养。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王浩20年倾力之作，书中包括哥德尔一些未发表的哲学观点，接续上一本《哥德尔》的论题并将其扩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柏拉图主义、逻辑的本质、心灵、上帝的存在性、实证主义、现象学等等。哥德尔定理于20世纪的意义相当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凯恩斯的经济学，依据作者和哥德尔多年的私人交往与探讨写就的此书，扩展了过去人们认为的哥德尔在逻辑和哲学方面的贡献。

本书由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主体共有四部分，并有导言和结语。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史料扎实，分析精湛，人物跃然纸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出版，势必会令广大读者注目与着迷。

《初等概率论(第4版)(英文版)》是一部介绍概率论及其应用的入门教程。其原始版本面世已经有30余年，但仍然是本科一二年级的经典概率教程。在第4版中增加了两章讲述应用和数学金融。传承前面版本详细、严谨的风格，讲述了有价证券和期货理论的基本知识。书中用最初等的方法讲述了概率测度、随机变量、分布以及期望等基本概念。离散和连续的案例都有所涉及，在讲述后者的时候运用了微积分知识。配以大量的典型例子重点讲述概率推理，集中介绍了组合问题、Poison过程、随机漫步、遗传模型和Markov链。每章末都附有习题及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