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批评家罗兰•巴尔特1963年出版的作品，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论争，催生了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知识变革运动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是，作者打破了不同知识领域的界限，以结构分析的方法“努力重建一种拉辛人类学”，使批评话语从此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兰•巴尔特备受国内研究界关注，其著作绝大多数已有中译本，本书则是他生前发表专著中唯一未翻译的一本。

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西方哲学史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有趣。安东尼·戈特利布做到了。他认为在西方哲学迄今2500年历史中，有两个极其活跃的爆发期，每个时期有150年左右。第一个时期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末，作者就此写成了《理性之梦：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哲学史》；第二个时期在北欧，在欧洲宗教战争爆发和伽利略科学兴起之时，这个时期从17世纪30年代延伸到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大革命前夜，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卢梭和伏尔泰——即大多数最著名的现代哲学家——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启蒙之梦：现代哲学的兴起》讲了这些人的故事。他们探究新科学和宗教剧变的含义，对古希腊以来的哲学提出质疑。科学的进步对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对我们的上帝观有何影响？政府应当怎样对待宗教的多样性？究竟为什么建立政府？ 这些哲学家仍然在对我们说话，但这易使我们误解他们。为避免我们用现代人的观点语言去理解他们，作者希望我们重新穿上这些哲人的鞋子，追溯他们的时代，理解他们的怀疑和重建。而这种回溯，不仅带给我们生动丰富的故事，也让我们深思：当科技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并改变人类自身，甚至创造机器人类之时，在文化冲突再次加剧之时，哲学又带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世界？

本书是《斯宾诺莎文集》第1卷，含斯宾诺莎的两部著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和《知性改进论》。《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分为两卷和两个附录，第一卷为“论上帝”，第二卷为“论人和属于人的东西”，附录一为“论实体、自然、上帝”，附录二为”论人的心灵。第一卷有十章内容，对上帝的存在、上帝是什么、上帝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卷有二十八章内容，阐明了他关于人的境况的看法，对人如何受被动感情的影响、人的理性的御用以及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人的康乐和最完善的自由等问题进行了阐述。《知性改进论》是斯宾诺莎关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著作。

从1810年开始构思写作的《世界时代》是谢林自许的其整个哲学的“代表作”（Magnum Opus），尽管这部著作在他活着的时候从未以完整成书的形式出版。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谢林一直试图以“世界时代”的形式对自己的哲学体系作出最终的决定性的阐述，并为此创作了二十多份不同的书稿。这个计划最终搁浅，“世界时代哲学”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否定哲学-肯定哲学”或“神话哲学-天启哲学”的奠基性导论。谢林《世界时代》的二十多份书稿绝大多数已经遗失或毁于战火。本书收录了该书1811年和1813年的两部已正式排印的原稿、1814年的第81号手稿、以及1815年的残篇，这是国内外学界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世界时代》文本辑录。在《世界时代》这部著作里，谢林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框架，刻意地用一种夹杂着历史叙述与辩证法推演的语言阐述了上帝和人在永恒和时间之内的命运：从自身内部的不同本原之间的纠缠和斗争出发，通过斗争和分离，让一切各安其位，统一在唯一的绝对精神之下。在这个过程中，谢林几乎讨论了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其中关于“神性”、“存在者-存在”、“自由”、“恶”、“时间”的论述尤其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刻性和重大影响。因此，无论是就谢林的主观意愿而言，还是就客观影响而言，《世界时代》都是整个谢林哲学的核心枢纽，对于理解谢林的早期哲学和后期哲学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编辑推荐-
★ 2013年，七十高龄的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到国内诸多知名高校巡回演讲，掀起了一波学术研究的热潮。近十年来，他的主要著作已在国内大量出版。如何消化并吸收这位至今仍笔耕不辍的写作者的所思所想，成为了摆在国内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 本书汇集了国际学术界重要的朗西埃研究者所写的专题文章，力求全面梳理朗西埃在过去四十多年的著作中所发展的关键概念。
★ 这些概念闪耀在朗西埃著作的字里行间，有待大家去发现他思想丰富和精深的内涵。
-内容简介-
本书从哲学、政治、诗学和美学四个部分系统地回顾了朗西埃的思想历程：从早期对激进平等的肯定，到将这一基本的“公理”运用于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如劳工运动的历史和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他最近十年间出版的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歧义》、《电影寓言》、《影像的命运》）也是本书的主要着墨点。朗西埃的兴趣横跨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他是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本书对朗西埃每个关键概念的深入分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参照点。

《斯宾诺莎哲学研究》是作者在漫长岁月里断断续续撰写的，从统体上说，《斯宾诺莎哲学研究》是属于哲学史历史性和考证性的解释著作。鉴于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是一个从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的许多概念和术语无疑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作者试图通过对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一些主要概念作历史探讨和具体的解释，来寻找一条正确理解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途径。

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分析哲学是20世纪最主要的两大哲学流派之一，自摩尔、罗素以来，大师辈出，经典产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整个改变了西方哲学的面貌。本书是探讨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部巨著，作者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在书中详尽地考察了从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到蒯因、克里普克等大师的哲学思想，对其在哲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做了极其精彩的分析，对其论证中的不足同样做了犀利的批评。可以说，本书必将作为一部经典的哲学史而流传后世。
分析传统的出现，部分源自对十九世纪形而上学观念论的回应，部分源自逻辑的新发展、逻辑与数学的关系以及逻辑在理解和阐释语言意义中的作用。最初，逻辑和语言中的新旨趣集中在对重要概念的分析上，以期找到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新方案。但不久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家开始相信，逻辑上的和语言上的新技术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在这种新观念中，那些在过去由不可解的、最终说来是误解性的问题所产生的无休止的辩论，将被富有成效的、系统性的哲学探究所取代，这些探究所针对的问题虽然具有挑战性，但完全是可理解的并最终可解决的。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宏大的转变不会成功，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哲学家用他们精确的分析技术证明，哲学的这种转变将会面临无法修复的缺陷。第一卷讲述的正是上述故事。

本书从七世纪初唐朝建国开始写起，直至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的发生。这段时间内，唐帝国与境外诸多国家的冲突、往来不断。在此背景下，作者讲述与丝绸之路历史一体的粟特人的东方发展史、唐朝的建国史与建国前后突厥的动向、安史之乱为唐帝国带来的变化与回鹘的活动，并以此定位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唐王朝。本书特别关注唐帝国与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突厥、回鹘的关系，以及唐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关联，探讨丝绸之路这条人、事、信息、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的重要性。

婚姻家庭，看上去是一件区区小事，而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却有大量著作专论此事。这一问题虽已引起了西方不少学者的注意，但专门著书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自然与团契－－奥古斯丁婚姻家庭学说研究》作者孙帅应该算是国际奥古斯丁研究界的第一位了。
无论如何评价奥古斯丁，他是从古典思想向基督教和现代思想过渡的关键人物，应该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种过渡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何理解这种过渡，当然也就涉及如何理解西方古典思想、基督教思想和现代思想的品格。从哲学上看，奥古斯丁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挖掘深入自我的哲学家；从政治哲学上看，奥古斯丁提出的两城说奠定了日后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基本架构。这两点都是国际奥古斯丁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已经不需要多费口舌了。但是这两点是相互独立的，还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整体？如果是一个思想整体，那么，奥古斯丁扭动西方思想发展方向的那把钥匙究竟在哪里？婚姻家庭的问题，正是连结这两个方面的一个过渡环节，正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奥古斯丁思想体系的总体，并进而窥见西方思想古今之变的关键所在。

《从逻辑的观点看》是W.V.O．蒯因的第一部哲学论著，由九篇论文结集而成。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和挑战性的观点，如关于何物存在的本体论许诺的学说，关于共相（抽象物）问题上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的折中解决方案（概念论），关于经验论“两个教条”（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分与还原论）的批评和整体主义的知识观，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区别和对“意义”观念的否定，关于数理逻辑的新基础（NF）以及对内涵（模态）逻辑的批评等，都曾引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泰阿泰德》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作品，处于从中期对话录向晚期对话录过渡的阶段。它不可能是一篇早期作品，尽管在形式上它与早期对话录有相似之处，譬如，探究特定概念的定义，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辩驳论证，以无结论的方式结尾，等等。《泰阿泰德》这篇对话录由两场谈话组成。前一场是欧几里德和特尔普西翁两人简短的铺垫性谈话。这两人都是麦加拉人，也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在后者临死的时候，这两人都在场。欧几里德在这段简短的谈话中赞美了泰阿泰德，并说他曾经听苏格拉底向他转述了一场涉及泰阿泰德的谈话。欧几里德自称把这场谈话记录下来了，并且让仆人为特尔普西翁朗读出来。这读出来的内容就是《泰阿泰德》的主体部分，它是苏格拉底、塞奥多洛和泰阿泰德之间的一场哲学谈话，其主题是探究“知识”的本性。在结束谈话之时，苏格拉底说自己将去对付美勒托等人的控告。作者在此无疑暗示了苏格拉底的临死。这样，整篇对话录实际上处在临死的泰阿泰德和临死的苏格拉底之间；不难看出，柏拉图创作这部作品同时隐含着对这两人的纪念。

在“本质直观”的天赋上，舍勒独占魁首。根据舍勒的理解，现象学是一种独特的直观行动，把握最原初的实际现象，而非从既有理论引导出来的现象。从基本情感现象学分析出发，舍勒向具体的基本价值感现象推进，分析同情、怨恨、害羞、懊悔、受苦感，恭顺感，广为论者称道，这些分析与他关注的现代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失序问题丝丝相扣，让人叹为观止。

《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在1818年任柏林大学教授时写的，于 1821年正式出版，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法律观、道德观、伦理观和国家观，也是人们研究黑格尔晚年政治思想的重要依据之一。《法哲学原理》从哲学的角度解析法，用辩证的思维探悉法、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奥秘，从而迈向自由的意志。
黑格尔的法哲学属于其哲学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是自然哲学还是精神哲学，都是对逻辑学的补充与应用。法哲学作为精神哲学中的客观精神同样也是对逻辑学的补充与应用。黑格尔认为，法是自由意志的体现，真正的自由是受客观的、具有普遍性的法的限制的自由。所以，自由在法中才能实现。他把这种法的发展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构成了《法哲学原理》一书的主要内容。

1930年代以来，哲学分裂为两大阵营：在英语世界盛行的分析传统和在欧洲大陆流行的欧陆传统。本书通过一个关键性事件考察了这一分裂的起源：1929年在瑞士达沃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争论。参加这一分水岭事件的还有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 作者解释了哲学分歧是如何与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海德格尔和卡尔纳普都将他们的哲学努力与个子的激进社会观相联系。卡尔纳普属于左派，海德格尔属于右派，而卡西尔则属于自由派的共和主义者。

Including three of his most famous and important essays,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and "Essay on Bentham," along with formative selections from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Austin, this volume provides a uniquely perspicuous view of Mill's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ontains Mill's most famous and influential works, "Utilitarianism" and "On Liberty" as well as his important "Essay on Bentham." Uses the 1871 edition of "Utilitarianism," the last to be published in Mill's lifetime. Includes selections from Bentham and John Austin, the two thinkers who most influenced Mill. Introduction written by Mary Warnock, a highly respected figure in 20th-century ethics in her own right. Provides an extensive, up-to-date bibliography with the best scholarship on Mill, Bentham and Utilitarianism.

这是一本有原创性的著作。意义与指称问题是分析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它是哲学领域中其他问题和讨论的概念基础。长期以来，在意义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都把指称解释为语言与世界中对象的关系，并据此而把意义与世界联系起来。传统观念在理论上造成一系列困难，不能解决虚构对象的名字等诸多语言现象。本书针对过去流行理论的困难，而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它力图重新解释指称概念，并由此而解释意义对指称的直接决定作用。在此方案之下，意义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直接的概念关系，而是一种发生学的关系。这个分析的结果同时修改了弗雷格关于意义决定指称的理论，从而确定了意义所具有的自主的性质。本书从对当代语言哲学的主流观念的分析入手，提出了对于指称问题，指称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分析性概念的性质问题，意义本身的性质问题等一系列基本的主张，这些主张建立在语言相对于世界的自主性质的基础之上。对于意义与指称概念的不同于传统的解释，引出对真理，对语言的历史发生，对语言的社会性等的重新理解。它的直接结果将使哲学中困扰人们多年的否定存在问题等等，有了不同于传统的解释的可能。

《皮浪学说概要》（PH）分三卷，第一卷（PH 1）是怀疑论的基本纲要，涉及怀疑论的概念、缘起、论述、标准、目的，论式，表述以及怀疑论同相近哲学的区别，第二卷（PH 2）是对逻辑学问题的反驳，第三卷（PH 3）是对物理学和伦理学问题的反驳。
《皮浪学说概要》中文译本，除了收入恩披里柯的版本之外，还收录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三个论皮浪哲学的短篇，分别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皮浪与提蒙思想评传》、甫修斯的《埃奈西德<皮浪派的论证>》和尤西比乌斯的《亚里士多克勒<反皮浪怀疑派>》。
本书是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皮浪学说概要》的全译本，所根据的是洛布经典丛书R.G.Bury编辑的Outlinesof Pyrrhonis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1933)，译者直接从希腊文译出。塞克斯都的著作的史料价值在于它比较客观地记述了公元2世纪以前希腊哲学几乎所有流派的主要观点，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希腊哲学绕不过去的一手文献。
★精彩试读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其人其书
（代序）
尽管人们对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以下简称塞克斯都）的生平所知甚微，但他的《皮浪学说概要》（Pyrrhoniae Hypotyposes，以下简称《概要》）及其“拓展版”《反学问家》（Adversus
Mathematicos）在希腊化时代却广为流传，曾深刻影响了当时哲学发展的思想特质，尤其自16世纪被重新发现和翻译之后，对西方近代早期哲学的转型和形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乃至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皮浪主义的思想传统仍然生生不息。塞克斯都的著作是集思想性和史料性于一身的经典，它们完整呈现了怀疑论的本质、目的、表述、论式以及反驳独断论的主要论题，系统阐发了存疑（epochē）这种宝贵的人类思想品质的原初形态，凝练了怀疑论的典型论证形式，张扬了逻辑理性的力量。在希腊思想被信仰主义、神秘主义日益浸淫的希腊化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可贵。其思想性、严整性、逻辑性和写作艺术性在怀疑论思想史上独领风骚，为近代怀疑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论证范式，直到17世纪笛卡尔哲学出现以前，没有一本怀疑论的著述可以出乎其右。
塞克斯都著作的史料价值在于它比较客观地记述了公元2 世纪以前希腊哲学几乎所有流派的主要观点，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希腊哲学绕不过去的基本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塞克斯都的著作视为真实性较高的希腊哲学“史料汇编”，或希腊人自己写的一部比较客观的“希腊哲学批评史”。塞克斯都的著作之所以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这与他的写作风格以及他所理解的怀疑论的目的直接相关。塞克斯都坚持，怀疑论是一种不持有自己哲学立场（mē dogmatizein）的哲学，不对任何独断的观念、信念、学说做出确切的判断，而是通过大量援引（propheresthai）和转述（diēgisthai）其他哲学的观点，发现这些观点之间的矛盾对立，以求达致心灵的存疑和宁静。a 在塞克斯都的笔下，apaggellō（“报告”、“记述”之意）一词频频出现，比如，“像史学那样清楚地（historikōs）报告每种东西”b，“在不持有信念的意义上述说自己的感受”，“以报告或记述的方式（apaggeltikōs）表达当下向他呈现出来的显明之物，并非独断地做出确切的表明，而是叙述他所感受的东西”。正是由于怀疑论者的这一动机，使他自然而然地避免在他所引述的观点中加入自己的判断，尽可能地保持这些文本原有的风貌。比如，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塞克斯都对欧几里得的引述，才使我们能够有幸看到《几何学原理》的正确文本，而公元3世纪左右的文本已被学者们穿凿附会得面目全非，伊阿姆布利科斯（Iamblichus）使用的本子已彻底毁坏。再如，有学者认为，尽管塞克斯都的论述冗长繁琐，却相当重要。正是塞克斯都的引用，才使巴门尼德的诗序部分得以保存至今。

施特劳斯在1965至1966年间的讲课，或许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论法的精神》的理解——迄今，坊间对此书的印象，大多仍停留在“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这一命题。擅长文本细读功夫的施特劳斯，带领着美国学生们研读这一作品，将孟氏的巨著视为政治哲学作品来严肃对待。与此同时，施特劳斯也延续了向来的授课风格：少给定论，多给问题。在讲课中，他努力启发学生们思考：《论法的精神》何以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之作？它如何隐秘地颠倒了西方传统政治学的考察方式？对德性与自由的新理解，又如何为现代人的政治生活设下困境……

《论月面》的内容丰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它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反射光学、物理学等多个自然科学学科。十七世纪大天文学家开普勒就盛赞这篇对话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关于地球卫星的最 有价值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