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之《毛诗逐字索引》为底本，然后用研究所[汉达古文献数据库]计算机检索系统，将先秦两汉典籍直接引录《诗经》的数据辑录出来。至于暗引或暗用《诗经》者，则由研究人员先行编纂《诗经》所见词汇表，然后利用数据库逐条检索，再反复核实，然后定稿。本书主要收录先秦两汉典籍引用《诗经》相关资料，不论经、史、子、集，举凡引用《诗经》者，皆予收录。王于汉世传注，例如群经郑玄《注》，《淮南子》、《吕氏春秋》高诱《注》，《楚辞》王逸《注》，如有称引《诗经》者，因属两汉范畴，亦予收录。

《毛诗郑笺平议》作者于此著中详细对比毛传与郑笺，综合前人诸意见，辨是非，阐述《诗经》之本义，多有新见和发现。"毛传"、"郑笺"是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黄焯先生认为"《诗》之本义，皆见之于《序》"，"平笺义，仍主毛传，而以三家为辅"。

《毛诗传笺通释(套装共3册)》主要优点首先是发挥了清代学者擅长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名物考证的优势，特别是运用了依声求义的方法来校勘、解释文字。诗经是羣经中产生时代较早的一部，文字多古音古义。而且毛诗依据的文本是古文经，其中假借字比较多。作者能广征博引，触类旁通，“以以音古义证其为互，以双声曐韵别其通借“有时一个字能处古书中找出十个以上通假的例证，并求出本字本义，从而纠正了清以前许多学者望文生义、产强附会的解释，比较准确地解释了字义和语法，使一些疑难问题涣然冰释。

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为读诗四论之外的一篇，写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文中一节重要的考证，是指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这一著名历史故事不可信，又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韩宣子不知郑诗，特请六卿赋诗“以知郑志”的记载，判断直到这一年诗三百篇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定本。再根据孔子说到“诗三百”，断定诗经的成书年代，在韩宣子聘郑至孔子壮年之间。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它部族的侵略。诗经的编写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是对诗经的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解释。文本说：“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作者当下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