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石先生治学严谨，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的研究方法，重视调查，讲求实证。在他早年学习生物时，即服膺乾嘉安徽学者程瑶田治学之精。程经过实地调查考察，辩证九谷之名实，作《九谷考》，这对他的启发很大。以后他所提出楚辞中一些名物训诂的新解，都是经过调查求证得出的。抗战时期，他在四川详细调查了江津县的方言，结合古今语音的变化，作《江津县方言志》。
在古文字音韵的研究上，他跳出等韵学的范围，注意到戴东原、钱大昕重视声转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戴东原在《转语二十章序》中提出：“疑於义者，以声求之；疑於声者，以义正之”的辩证方法，促使他撰写《声统表》，探求语音遞转和对转的规律。他研究《说文解字》一书，不同于一般学者简单地将它看成一本字书，而是强调文字、声音的统一。解放后，他曾为研究生开设《说文部首》一课，强调说文是一部声书，在讲课时，始终贯穿“以声求义”这一原则。
他研究古文字，敢于突破历来学者尊六书为圭臬的藩篱。他赞同清末吴大澂所提出的论点，认为《说文》中所引古文是战国时期的文字，并作《说文古文考》以助吴说，考出《说文》古文每与晚周齐器铭刻相近。他并按年代和地域论述了自殷至战国文字的三变，由方笔——园笔——纤笔的发展规律，并得出了铜器花纹和铭刻相应变化的规律。其论说见《齐楚古金表》、《古文变迁论》等著作中。当时一些学者，坚持六书体系，指甲骨刻辞为伪作，胡小石先生不顾反对，研讨至勤。他在甲骨文字的诠释上有所发现，而在甲骨文语法的研究上，有先导之功。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发表了《甲骨文例》一文，以客观的态度，从许多例句的分析排比和词汇在句中的地位，来说明词汇的性质。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力地批判了当时以武断想象来解释甲骨文的错误观点。
胡小石先生的书学理论，是吸收了李瑞清以治经方法论书的体系。他从甲骨钟鼎简牍碑帖中综合探讨，论述幹源支派、风格造诣，并详细剖析。解放后，他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书艺发展规律。他提出创造书艺的是劳动人民，在此基础上发展提高，才出现了专家。他认为书体的产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而是时代发展，孕成风气所致。他对临书的三步骤：用笔、结体、布白，均有研究。从他的代表作《书艺略论》中，可以看出已融合南北书流，注意碑帖并重。他吸收沈曾植的书学特长，全面地论述了我国的书艺特色。
胡小石先生很早就开设《中国文学史》一课，他以焦里堂提出“一代又一代之胜”的观点，阐述我国历代文学的发展和流变，颇多创见，并由《中国文学史》一书问世。他曾开设历代作家作品专题课多种，特别以楚辞、杜诗见长。

清朱駿聲撰 18卷 附索引原刻影印
1966年初版 32開本精裝8冊
此書實小學之大成，後學之津逮。書成於道光季年，原刻流傳日少，坊間雖有印本，字小如黍，不便閱讀。今本館特據臨嘯閣原刻影印流傳，字大悅目，極便研讀。首載石隱山人自訂年譜，末附檢字索引，尤便翻檢。

本書探討《大唐西域記》的詞彙，介紹作者玄奘生平，譯經事業，次簡釋《大唐西域記》之難詞，分析各種詞彙的構詞方式。對音譯詞加以探究，比較梵音譯成中古漢語的情形，並與國語對比。以獲得語音變化的線索。比較結果，證實中古音譯詞多以高元音、中元音字對譯梵語低元音字。由此獲知元音高化確為漢語發展的規律。另顎化、入聲消失、舌尖後音、輕唇音等漢語發展的現象也獲得證明。

郑康成，一生编注群经，旁及秘纬，宣究微言，蔚为圣译。身后，弟子撰其答问“五经”作《郑志》八篇，以拟《论语》。被人称为“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深受时人之敬重。本书作者根据往日造说，为之匡正拾补，编为年谱一册，谱前考其世系，年谱之后，列有祠墓、著述、弟子、轶闻、评论、祀典诸栏，收入了各种有关资料。

蒋礼鸿教授（1916-1995），浙江嘉兴人。毕业于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改之江大学）国文系。留校任助教。后在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校任教，1978年任教授。论著有《敦煌词校议》、《读变枝谈》、《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还著有《商君书锥指》、《义府续貂》、《怀任斋文集》等。
《将礼鸿集》编委会由原杭州大学蒋礼鸿先生的同事、弟子及家属组成。成员有吴熊和、肖瑞峰、祝鸿熹、黄金贵、陵堅、颜洽茂、俞忠鑫、方一新、黄征、任平、并由蒋礼鸿先生的夫人盛静霞教授给予指导。
《蒋礼鸿集》收录蒋礼鸿先生所撰各种专著、论文及诗词。编排次序：先专著，次论文，次诗词及附录。论文则以已发表，尚水发表，及未完成者为先后。已出专著凡误排字句均已改正。

孙诒让的二十余种著作，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尤负盛名。
札迻十二卷，是孙诒让第一部问世之作，成于清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全书校勘订正了秦、汉至齐、梁间七十八种古书中的讹误衍脱千余条，是他三十多年研读古书心得的集录。“凡所考论，虽复简丝数米，或涉琐屑，于作述闳恉，未窥百一，然匡违芮佚，必有谊据，无以孤证肊说，贸乱古书之直”，是他遵循的基本原则。俞樾曾给以高度评价，说他“精孰训诂，通达假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参考，而且对了解清代朴学及其研究方法，提高研读和整理古书的能力，亦可得到有益的启示。
《札迻》一书，系孙诒让把自己三十年来阅读周秦汉魏以迄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所作的笔记，与他家见解互相参证，害以校勘文字，诠释疑义，订正讹误的校雠学名著。其考释精审，学者交誉。
卷一
易干凿度郑康成注
易干览图郑康成注
易辨终备郑康成注
易通卦验郑康成注
易是类谋某氏注
易坤灵图郑康成注
易干元序制记郑康成注
卷二
韩诗外传
春秋繁露
春秋释例
急就篇颜师古注
方言郭璞注
释名
卷三
战国策高诱注
越绝书
吴越春秋
汉旧仪
列女传
山海经郭璞注
山海经图赞
水经郦道元注
卷四
管子尹知章注
晏子春秋
老子王弼河上公注
文子徐灵府注
卷五
邓析子
列子张湛注
附校列子卢重元注
商子
庄子郭象注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附录

《诗词曲语辞汇释(上下)》叙述了诗词曲语辞者，卽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典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自来解释，末有专书。然词为诗余，曲为词余，诗词曲三者各为分流，仍属同源，窃意汇而释之，事或较便。汇之之法凡二：因其分流，则诗证诗，词证词，曲证曲，是为自汇；因其同源，则三者或二者互证，是为互汇。综合各证，得其解释，则假定为一义。一义不足概括，则别求解释，复假定为他义。凡属于普通羲者，在囊括众义，取材因而从宽，诗词并及题序，剧曲并及白文。采掇所及，往往有列证至十余或更以上者。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本书从汉语的特征出发，针对词汇学界历来关注得不够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

内容提要：
本文宗旨在于利用汉文佛典语料研究中古汉语词汇史的若干问题。
所谓“中古”本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时段概念，我们用来指东汉魏晋南北朝。由此上溯，秦代以前是上古时期，当中的西汉是上古至中古的过渡；由此向下，晚唐五代以后是近代时期，当中的隋唐是中古至近代的过渡。
以往的有关研究主要是通过传世的中土（世俗）文献来了解中古时期的汉语状况，看不出它与同样反映在文献中的上古汉语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学术界对中古时期汉语尤其是汉语词汇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仅仅就作为汉语基本要素之一的汉语词汇而论，其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时期，而中古是当中一个变化剧烈、十分关键的重要时期。这时明显可见的是，新词大量出现；大多数旧词的意义发生了类型各异的演变，产生出了许多新义项和新用法；同义词显著增加，提高了汉语的表达精度和修辞能力。与此同时，词汇双音化真正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并迅速得以实现，具体表现为旧有的过去由单音节词表示的概念大都有了双音节形式，而新概念则基本上都由双音节形式表示；各种构词方法亦已基本完善。
不过即使是上述这些初步的认识单靠中土文献也是无法获得的。虽然人们对汉语在唐代已然的巨大变化感到惊叹之馀曾经推想其过程应当开始于唐代以前，但由于证据的缺乏仅仅能做出一些推测与悬想。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长期忽视了汉文佛典语料的特殊价值和利用。
汉文佛典，包括翻译佛典与本土佛教撰述，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来说甚至具有比同期中土（世俗）文献更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中古时期。这些数量巨大的极为珍贵的语料为什么竟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重视佛典材料的利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就可能少走许多弯路，而取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也许就会对东汉以后汉语的发展演变得出一些与现在不尽相同的认识。道理又是如此的简单：东西汉之交，古代印度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原，这个属于另一文化圈的大众宗教很快就对中土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季羡林教授（1987）年指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我们同样可以说：不研究汉文佛典，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古汉语史，特别是中古汉语词汇史。语言是一切观念形态的载体，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无不以语言作为媒介，而语言无疑又是最先感受这种影响并接受这种影响的，阅读佛典语料，我们不但亲身体会到这种影响的存在，而且感叹这种影响又是那样的巨大。可是我们已往对这种必然的影响并没有认真加以重视和研究，尤其是对这种影响缺乏具体的感知。因此，一切的存在都是从老祖宗那里来的。试想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外来的，岂不会导致观念上的变化？
本文是在通读了中古全部佛典的基础上写成的，主要目的在于把作者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在佛典中的所见比较系统地、仅管只是部分地介绍出来，同时也尽可能地探讨一下那些语料的本质及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价值。这样，本文的主要工作就在于，第一，揭示汉文佛典对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探讨翻译佛典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巨大影响。
如同任何研究工作一样，本文的研究也是受到前哲及时贤的有关研究的启迪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这里我们尤其要向季羡林和周一良两位教授表示敬意，作为非汉语专业的专家，他们早在四十年代就分别著文指出了汉文佛典对于汉语史特别是词汇史研究的特殊价值，并提示印度语文对汉语的一些影响。他们的有关论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十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利用佛典语料从事汉语词汇史某些课题的研究上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他们的工作对笔者也有很大的启发。
本文的讨论完全依据汉文佛典材料，只是在个别地方涉及少量的中土（世俗）文献，这样做一方面与论题的范围有关，另一方面与笔者对佛典材料的价值的认识有关，在笔者看来，中古时期的汉文佛典以其数量的质量而言应当用来作为中古词汇史研究的主体语料。
全文18万字。

本书收录了见于戏曲中的蒙古语词语合计近二百条，并有部分来自波斯、阿拉伯语的词语，以及来自满语的借词等。

古代汉语词语考证，ISBN：9787810283366，作者：杨宝忠著

《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有各种刊本与抄本传世。因传抄与刊刻者波斯文水平的不同与其他原因，各种本子之间互有不同，均包含错误。18世纪以后是书逐渐流传到海外，为各大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以北京图书馆本、柏林国立图书馆本与北京图书馆所藏袁氏抄本为底本，校以其他善本，并采用波斯文原文、汉译与汉字音译之间互校的方法更正单靠不同刊本、抄本之间比对不能解决的讹误，并将波斯文原文逐字拉丁转写，且作诠释，以为现代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信的文本与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