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pid social economic changes, the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or eve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can lead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 collaps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Despite experiencing all of thes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China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has so far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and improved both it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ts ruling capacity. Governing and Ruling: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axation in China addresses this regime resilience puzzle by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logic of its taxation system, especially the ways in which taxation helps China handle three governance problems: maneuvering social control, improving agent discipline, and eliciting cooperation. Changdong Zhang argues that a taxa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staining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and elsewhere, by combining co-optation and repression functions. The book collects valuable firsthand and secondhand data; studies China’s taxation system,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hips, composition of fiscal revenue sourc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 and discusses how each dimension influences the three governance problems.

何为现代财政国家？要具备怎样的要素，或是要避免哪些陷阱，才能向现代财政国家迈进？为什么现代财政国家在英国和日本出现，而中国却没有呢？
本书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研究英国、日本和中国三个国家财政制度的发展变迁。回答了以上的问题。
作者选择三个时段的制度发展案例来进行比较历史分析：1642年至1752年的英国，1868年至1895年的日本，以及1851年至1911年的中国。作者挑选这三个国家和时代为案例，独具匠心：首先，在变革之前，这三个案例在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其次，由于变革前分散型财政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三者都出现了财政困难的问题，财政困难也成为变革发生的关键背景，即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及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起义；第三，这些重大事件产生的财政压力，迫使当政者去积极寻求解决财政问题的新途径。
三个案例中，制度发展的最终结果和过程顺序各不相同。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之后，通过将其债务类型转换成由间接税收所担保的永久债券，成功转变为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现代财政国家。日本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集中征收间接税，发行长期国内公债及确保政府纸币的可兑换性，从而成为现代财政国家。中国在1851年以后经历了一系列财政制度变革，例如，国家财政日益依赖由领薪政府官员征收的间接税，汇兑方法被纳入国家财政制度的运作，但却未能实现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转变。
通过三个历史案例，本书考察了新制度从产生至确立的完整过程，从而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以及管理国家财政。对现代财政国家演变过程进行的比较研究，以两个不同路径的成功案例（英国和日本）和一个失败案例（中国）为基础，本书最终探寻了新制度建立的因果机制。

从1695年起，法国王权试图对免纳国家直接税的特权者开征普遍直接税，以缓解由于战争开支带来的财政压力，先后开征的普遍直接税有人头税、1／10税、1／50税和1／20税。
王权这一具有平等化倾向的税收政策遭遇的是一个以差异原则组织起来的等级－团体社会。这个社会充斥着各种个人和地方性的税收特权；这些特权被视为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被视为传统的权利和自由的一部分。政府在与各种传统观念和特权集团的冲突和妥协中艰难地推行它的新税收政策。由于国王的权威和督办体制的效率，行政国家在普遍直接税、尤其是1／20税的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税收特权，但还没有撼动税收特权的根基：军役税免税权。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因王国财政体制与特权的共生关系，绝对主义王权还没有超越等级差异、实现完全的税收平等和行政合理化的可能和决心。而且新税收的实际效果也不能证明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王权也为它的新税收付出了沉重代价。它的政策在60年代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法官们指责国王强制登记的做法违反法国的基本法；大臣和督办、以及不受传统法庭约束的税吏们的工作，被谴责为专制主义。法院贵族的抵制及其造成的舆论和思想效应使得绝对主义国家行为陷入了困境：王权必须为它的政策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旧制度在普遍直接税方面的平等化和中央集权化政策因为其根本政治制度的衰落而无法贯彻下去。
法官们在税收问题上以自由来抗强权政府，但这种自由和他们的权利观念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上的。他们反对任何具有平等化意义的改革，这些“创新”不仅直接威胁他们的免税特权，更危害法国古老神圣的等级秩序。根本上说，他们是等级和特权制度的卫道士。
在启蒙时代，普遍直接税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公众对税收、财政和特权等问题的思考；到18世纪中叶，舆论中对特权的谴责、对财政公开性的要求不断增长，而这种趋向已经危及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旧制度末年的财政危机使召集三级会议成为王权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宪法和民族自由成了解决财税问题的先决条件。但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却引起严重的社会分裂。贵族们的抵制直接导致了专断王权的崩溃，但他们并不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平等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正是在平等问题上，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与法国的旧传统决裂了；特权成为令人诅咒的陈旧劣迹，而不是贵族所谓的天然合理的历史权利。因此大革命必须发明一套新的话语来为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原则奠基，并从根本上改造关于权利和历史等问题的认知。

《财政赤字的法律控制》由叶姗所著，本书从概括性地提出并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破坏预算平衡、诱发财政赤字、累积公债规模的法律问题人手，重点研究赤字财政政策、赤字预算案和决算案(依据成因不同，财政赤字可以细分为源于经济发展周期性失序的周期性赤字、源于财税制度结构性失衡的结构性赤字和源于预算过程管理失当的管理性赤字三种类型)，并在此之上提炼出法律控制财政赤字、削减公债规模、促进预算平衡的基本原理及其规范体系，该体系既包括通过“预算控制”来促使财政权合法、合理且正当行使的传统预算法进路，又包括通过“控制预算”来确保财政赤字和公债规模维持在法定限度内的现代财税法进路，通过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制度进路的协同适用，促使预算法规范的不断改进、财税法制度的持续完善以及经济法与社会法理论的有效发展。

《中国古代赋税史料辑要:纪事篇(套装上下册)》包括：《中国古代赋税史料辑要:纪事篇(上册)》和《中国古代赋税史料辑要:纪事篇(下册)》。《中国古代赋税史料辑要:纪事篇(套装上下册)》纵观上下数千年的赋税历史，把历代赋税制度建立及其沿革、历代赋税重要事略及其始末、历代王朝兴衰及其与赋税关系等方面的史料，按历史顺序加以采集编注，因此，《纪事篇》当为中国税赋发展史的资料汇编。
《言论篇》则围绕历代在制定国家赋税及财用政策的指导思想、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利弊得失，而展开议论、争辩方面的史料，进行了选择采编。其中既有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理财家关于敛财、用财、理财的文章，也有各朝大臣关于赋税的奏章文札，以及君主帝王的诏谕旨令。从多方位、多侧面反映各历史时期赋税方面的思想动态，《言论篇》当为中国税赋思想史的资料汇编。

《唐代财政史稿(套装全5册)》内容简介：第一册描述了唐前期财务行政运转过程，财政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唐前期的诸种收入（赋税、特种、公产公业）、支出（供国、供军、供御等）详加论考，展示了唐前期的收支特色。接着，探索了唐后期财政机构的演变历程，利用石刻墓志及史籍，将新财政 机构的职能、财政使职及使下机构逐级恢复。《唐代财政史稿(套装全5册)》还细致分析了度支、盐铁、户部、内库，地方及其他诸种收支的构成、特色及演变，通过对收支估算，探讨了唐后期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及财政特色。此外，还对货币，物价以及唐后期财政与政治、商品经济的影响等逐一探讨，概括了唐代财政在中国财政史上的地位。

作者在汗牛充栋的明代史料中﹐挑选出五份史料﹐全面评估明朝在1531-1602年间北方边防部队的兵力(士兵及牲口数目)﹑粮饷以及中央白银拨款以倍数剧增的情形。作者选题眼光之准﹑气魄之大﹑分析之严谨﹑陈述之清晰﹐都令人敬佩不已。我们读明代史料﹐只见明代君臣论及边防时﹐满口甚么“边饷日增”﹑“边事可忧”﹑“规复祖制”﹐然后是连篇累牍难以解读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重构明代财政内的北部边防开支状况﹐诚然是“显而易见”的研究策略﹐只是知易行难﹐迄今为止﹐能够像作者这样就16世纪明朝北部边防的军事财政状况﹑提出如此全面而具体分析的﹐委实不多。该书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本书主要考察中央地方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过程及其与城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联系。在大量经验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财政包干制和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是理解中央地方关系变迁的关键要素。财政包干制为地方政府“大办企业”和快速的地方工业化提供了激励，而分税制则促使地方政府发生了由“经营企业”到“经营土地”和“经营城市”的转向。本书从土地指标获取和城镇化模式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深刻影响，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较有洞察力的视角。

“国富”一定“民强”？帝国“盛极而衰”背后的历史逻辑到底是什么？
以故事的方式诠释中国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拨开两千余年帝国制度的迷雾，把握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络。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第一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序论：政府行为与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系、财政包干的效应和后果、分税制改革及其影响等。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通过具体讨论宋代地方财政史的案例，分析帝制时期国家制度的实际运作问题，认为因受种种因素影响，制度在其执行过程之中必然会产生变异。就宋代的事例而言，则可见赋税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化”过程，因此在总体上呈现了一个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的局面。这是重新认识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有效视角。

本书共分为7章，包括“不稳定的财政根源”、“非正式经费体系”、“火耗归公”、“财政合理化改革和各地的试验”、“地方改革的多样性和基本原则”、“改革的障碍：基层腐败和江南清查案”、及“前瞻：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