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时期的对外战场，按照地理单元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唐行政区划对吐蕃军事部署的影响，特别是吐蕃军事进程的地域性特征和军事区划特征，划分为河湟、西域、河西、关陇、剑南西川、西洱河、吐蕃南部疆域七大区域。吐蕃军事设置由初期的三勇部、下勇部、中勇部分别对应西域战场、河湟战场和西洱河战场，之后逐渐演变为所谓“四方戍边元帅”统帅的“四方”之军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吐蕃中节度”和吐蕃在西域的同一级军事机构。
西域绿洲地理条件限制了吐蕃军事军事进攻的路线，而在绿洲西域盆地内部则以控制绿洲及其之间的交通命脉、密集防戍点来显示其军事优越性。河湟地区汇聚了多条吐蕃向外掠夺扩张的军事交通线路，是吐蕃军队突破唐军防线的重要地点。针对河西走廊，吐蕃军队以祁连山纵谷为主要通道，采取点对点的攻击方式构建军事攻防体系。在关陇战场上，吐蕃军队受草场季节变化影响较大，战事目的性强、重掠夺。在剑南西川战场，特殊的地理地貌和艰险的交通条件迫使吐蕃军队放弃旧有的快速游动作战战术而改行城防攻守的作战战术。西洱河地区地形复杂，诸蛮部落众多，吐蕃设立都督府，以统治神川铁桥两岸的诸蛮部落，而纯粹的军事行动则主要在磨些江以北。吐蕃在南部疆域的军事受山地交通条件的限制，发展空间较小。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主要内容：陈健梅的《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一书是在清人钱大昕、洪亮吉、谢钟英、吴增仅、杨守敬以及近人金兆丰等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沿用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对三国孙吴的政区设置这一复杂艰涩的问题，做出了更为系统、准确的复原；同时，还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分析经济开发、交通位置等地理要素对政区设置的影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2018年力作。
世称辛神，近年著述颇丰。围绕2017年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带发现的东汉班固所撰《燕然山铭》石刻，辛德勇教授从学术研究出发，对这一石刻铭文的撰写及镌刻背景、拓本真赝、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紧扣热点，做出了学术界“应有的说明和认识”。
★深入浅出，高深的学术问题浅近地表达。
高深的学术问题在这里低而又低，低到了尘埃里。围绕《燕然山铭》，扩散开来，一个个具体问题逐步解析，一个个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燕然山战事起于何因？《燕然山铭》是事先有准备的，还是临时起意？《燕然山铭》和《封燕然山铭》是一回事儿吗？
★以小见大，小处着笔精彩讲述大道理。
这一点，辛德勇教授日前在复旦讲学时候说过的一段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在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这是我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问题时经常提醒自己要努力为之的一个基本做法。”“历史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往往就在细节当中。西洋人的成语，说魔鬼在细节之中。我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却时时都会感受到，上帝的灵光正是透过细微空隙而闪现。”在这里，编辑隆重推荐给有志的青年学者，你可以对《燕然山铭》不感兴趣，但是可以借鉴辛德勇教授的历史研究方法，或有裨益。
★知识丰富，广泛搜罗史籍，旁征博引。
文中随处可见的引用文献，无不告诉我们辛德勇教授涉猎的典籍之多，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学术研究之严谨，凡有所引必有出处。
★逻辑严密，抽丝剥茧，考证丝丝入扣。
这一点尤其值得推崇，书中对于《燕然山铭》铭文的核校，一字字一行行地校勘，通过合理假设、精细比对、逐步核校，逐渐为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燕然山铭》的原貌。
★幽默诙谐，语言非常生动、直观、形象。
历史本身是枯燥的，幽默诙谐的语言会带领读者进入那个历史场景，一切变得生动起来，甚至成为连续的影像浮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在“办砸了的交易”一节中：“和后来诸多蠢猪笨熊式的帝王相比，对于这样一位风流儒雅的天子来说，这话讲得未免有些刻薄，元朝人还有比这稍微宽厚一点儿的说法，乃谓其书画诸艺虽过于常人，但正是因为‘见其善于此，则知其不善于彼’（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前甲集卷三三徐琰《跋徽宗御书》）。事实上，宋徽宗不仅不具备人主所需的高识远见，就连所谓私智小慧也未必灵光。”
内容简介
东汉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联合南单于、东乌桓等势力一起攻打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几乎全歼北匈奴的主力。这一战役在历史上非常著名，当时随军出征的班固撰写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
二〇一七年七八月间，中蒙联合考察队实地踏勘，确定了蒙古国杭爱山一带的一处摩崖石刻系东汉史学家班固所作《燕然山铭》。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认为，“学术界有责任和义务做出应有的说明和认识”，陆续撰写了“《燕然山铭》漫笔”系列文章，遂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该书对《燕然山铭》拓本真赝、铭文布局、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等，都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

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厘清、勘正《史记》文本中的文字错讹，辨正由此所涉及的重要史实，对《史记》的阅读和利用，无疑具有极大的便利和帮助。《史记新本校勘》校勘所及，即如上述，关系许多秦汉史实，作者在遍览古籍版本并加以考辨取舍后，对这一时期的地理、政治、天文、历法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反复究诘，极大地推动了《史记》相关问题的解决。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印刷发展史上三个最关键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上篇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对印刷术的产生原因和时间，做出了合理的说明。中篇深入考述唐宪宗元和年间是否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大量刊印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集，研究指出，印刷术由民间文化层面进入上层精英文化领域，是唐代末年至五代时期发生的事情。下篇集中论述活字印刷中的铜活字问题。

秦汉时期的政区和边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内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同时也最具魅力的基本问题，曾有诸多中外优秀学者，相继做出探索，硕果累累，蔚为大观。不过，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能够梳理清楚。本书即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且成果卓著。

《中华学术文库·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是研究西汉、新莽时期年号的专著，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对汉武帝时期年号纪年的启用、汉宣帝地节改元以及汉、新莽之际的年号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年号是皇帝神圣权威的象征，《中华学术文库·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对西汉、新莽时期年号使用情况进行了扎实的考辨和深入的分析，不仅是年代学中的力作，还触及当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