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细致、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作者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较为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中国近代化落实过程”提出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动力与外部冲突、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进而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为人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你想了解晚清时期的全能外交家傅云龙先生吗？想知道他是怎样由一个封建时代埋头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一步一步演变成为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并学以致用的洋务运动的实践者的过程吗？……那么，不尽可能多地看看他最私密的文字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本书则是你摆脱遗憾的最佳选择！

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发表了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其中尤以清代灾荒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这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所决定的：首先，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研究清代的灾荒，对今天有着最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清代灾荒极其严重，而人民群众的抗灾斗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的救荒机制及实际运作，也集古代荒政之大成，更加完备和系统，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最后，迄今留下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也以清代为最多，例如我们所编的《中国荒政全书》中，清人所写的荒政著作就占了全部资料的百分之九十强，不可谓不宏富。如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和拓展对清代灾荒史的研究，是我们在2l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城市·市场·海运》是一本樊铧的学术论文集，纪录了他的全部学术生涯。内容包括：民国年间北京城庙市与城市市场结构；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明清北京市场考；明太祖对海洋的态度及洪武时期的海运等。

王毓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和明史专家，对我国古代的货币起源及其发展尤有系统的研究。本书包括了作者最重要的著作，特别是不少散见于各报章杂志的著作，这次亦收入了本书，全面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成就。本书共分4卷：一卷为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二卷为莱芜集；三卷为莱芜续集，四卷为明代的军屯。
毓铨写出的文章，既宏观又有微观，故能从发展上和全面上看待作何一点一面的历史问题，得出有创新之见的新论。如《明黔国沐氏庄田考》一文，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可以说是有创新，有突破、第一流的好文章。读者自己去读他的文集吧。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明、清两代于中国疆域研究而言，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本书是“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结项成果。本书对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三篇，内容包括：环境与生态篇，开发与转型篇，文化与移民篇。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

本书是国内史学界研究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普遍存在于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之间的社会行为，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同姓的地缘联合，不断加深对联宗及联宗组织基础性质、内部结构状态和细节的了解程度。定将有助于中国宗族研究和基层社会结构研究的深化。
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
本书是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普遍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中的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与地缘之间的社会行为。联宗，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其发生、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或同姓或异姓的地缘联合关系。联宗问题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的姓氏学、谱牒学和宗族世系学理论的演变，准确把握明、清以来中国宗族形态逐渐发生的变动实质，以及近年来正在中国农村中深刻地进行着的传统宗族结构与功能的“转型”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把国家按血缘关系来划分与组织国民，转变为按地缘关系来划分与组织国民，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的标志。日本著名学者清水盛光在著于1939年的《支那社会的研究》中，也把中国农村社会的村落形态，分为血缘性村落和地缘性村落两种，认为地缘性村落是在血缘性村落解体的基础上出现的(即从单一姓氏村落演变为异姓混居村落)。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上血缘性社会组织的狭隘性和传统宗族制度的落后性的批评，以及推出的一系列经典性的研究范例，大多也是以类似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或前提。这当然可以说明相当一部分事实，但却不能说已经涵盖了一切，至少它没有意识到还存在着联宗一类社会现象。联宗作为一种发生在基层社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通过联结同姓人群之间共同的姓氏符号，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血缘认同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满足共同的功能和利益，反映了各同姓宗族之间相邻或相近的地缘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很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联宗，特别是集中于一时一地的联宗运动，对地域社会的形成和运作，对民间生活的组织、活跃、协调和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作用不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现代条件下新一轮联宗运动的发生，出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化。
中国历史上联宗的存在和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说明，它能比单纯的宗族结构、宗族功能研究更直接也更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机制和实际内涵。出于联宗较多地发生在明中期以后，因此，如要准确地了解明、清以来中国农村地域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联宗显然是一个非常恰当并具有广阔研究前途的学术视角。
就中国宗族制度史本身而言，联宗也是值得认真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中国宗族发展史上，宗族本源与宗族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趋势，即所谓分、合关系，可说是宗族观念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主题，受到历代学者始终如一的关注。如果要大致地对有关成果的特征作一阶段性划分的话，明代或许可作为一条时间上的分界线。在这之前，先秦至两汉的理论家们建立了以大宗为主、小宗为副的宗族世系理论；魏晋至唐末、五代的学者和官僚，则在政治领域对联姓的意义及功能作了充分的讨论。宋代是一个过渡阶段。政治环境的改变，民间宗族的分化和小型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当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开始重新寻找一种既能联结过去，又可面对现实的解释策略，所谓欧、苏谱式，就是应运而生的一种以小宗世系为主体的模型。明代以后，中国各地区(以华东、华南为主)的宗族普遍出现了在同姓之间建立程度不一的联合关系(或合族，或联宗)的趋势。体现了这一趋势的是大量的联宗类谱牒的编撰。经正式著录的联宗类谱牒至少已知有上百种。同时，在各种家谱、族谱、宗谱中(特别是在以“宗谱”命名的谱牒中)，也包括了关于联宗活动的大量记录。联宗在明代以后成为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或满足于对联宗的丑化和简化，不仅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联宗问题系统的专著，论文也仅寥寥数篇，甚至对联宗的定义亦未见认真的讨论。对于高度重视宗族问题和基层社会结构的中国社会史学界来说，这种状况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在本书中，笔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和现代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充分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对中国历史上的联宗和联宗组织，作综合性的考察。
本书正文共分10章，分别是： 关于联宗的分类和基本定义；与联宗有关的学术史概述；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联宗历史溯源之一： 同姓联结；联宗历史溯源之二： 通谱；联宗历史溯源之三： 中国古代世系学；联宗与行辈字号；联宗世系学；同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异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的贡献主要是：
一、 确定了联宗的基本定义和研究范围；
二、 建立了联宗研究的学术简史；
三、 追溯了联宗的历史渊源，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族世系学的关系；
四、 归纳了联宗的主要类型；
五、 探索了联宗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方法和现实意义。
作者认为，现阶段联宗研究的难点，或者对于研究者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构筑一个基本的学术框架，提出和回答一些带有基本性质的问题，用实践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联宗研究？联宗研究究竟可以或有希望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本书的着力点即在于此。

财政是中国古代专制国家政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由于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地方财政有相对独立性，更能反映历代财政间实际情况。本书即以宋代地方财政为对象，研究了宋代的财政机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系的演变、地方的财政匮乏及其后果、地方财政各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和各阶级间的负担的不平等问题，以及地方财政与征椎收入的性质，对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回答。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财政史研究，

2001年，“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书收录了会上提交的17篇论文，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供高校历史系师生及历史专业读者使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