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晚清州县官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主要内容是杜凤治眼里和心中的官场。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官场的百态，为州县衙署的具体运作、州县如何借助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管治乡村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细节。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反映了晚清官府对大城市的管治。有关听讼 的记载透露了州县官在审案时的种种考量，使今人得以了解官员为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有关州县催征的记述，有不少清代赋税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的事实。对官员交往、馈送、收支的记述，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生动而可信的故事。
【编辑推荐】
本书信息丰富，众多鲜活材料刷新了人们以往对晚清“基层治理”的认知。由于日记的私密史料性质，对其耙梳可见晚清地方政治的实在肌理，而非写在典章制度里的“纸上政治”。书中对官场各色人物均有描摹；亦写出地方官的种种公务——如在“刑侦”技术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审命案，在不知纳皇粮为天经地义之事的地方收皇粮，协同地方士绅士完成有限的“城市公共服务”等；对广东的民生礼俗、岁时节令也有勾勒。对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学者，对于对近现代历史感兴趣的知识大众，本书都有阅读价值。
【一句话推荐】
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州县官杜凤治笔下的官场百态。

Chinese Asianism examines Chinese intellectual discussions of East Asian solidarity, analyzing them in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ginning with texts written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and concluding with Wang Jingwei’s failed government in World War II, Craig Smith engages with a period in which the Chinese empire had crumbled and intellectuals were struggling to adapt to imperialism, new and hegemonic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radically different epistemes. He considers a wide range of writings that show the depth of the pre-war discourse on Asianism and the influence it had on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Asianism was a “call” for Asian unity, Smith finds, but advocates of a united and connected Asia based on racial or civilizational commonalities also utilized the packaging of Asia for their own agendas, to the extent that efforts towards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spurr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sianism shaped Chinese ideas of nation and region, often by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Japanese perspectives, and leaving behind a legacy in the concepts and terms that pers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 China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regional East Asian development, Asianism is once again of great importance today.

近代中国学术史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由于其复杂性与难度，广为关注。经今古文问题为清学汉宋之争的子题，后演化为清末民初政教、学术转型的枢纽。晚清今文学复兴，尤其是康有为公羊改制学说引起一系列学术文化思潮，牵涉到晚清民国政治、社会、思想、学术等诸多层面，经今古文之争一直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本书历时性考察经今古文之争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渊源流变，虚实相济，贯通经史，揭示出儒学义理与科学史学二者诚有珠联璧合的可能，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提供了深入的视角。

近代中國由於社會局勢之丕變，學術發展亦因之新變。此一時期，新學之興起自不待言，即使淵源深長之傳統學術，固然仍以强大的生命力、循自身固有之邏輯持續發展，但受其時社會變革之影響，無論是研究方法、研究理路，抑或是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均不可避免地出現新的變化、新的拓展。當此大變動之世，多元風氣的激盪，催生了大量卓有建樹的學術名家；他們的許多著作，近百年來光耀學林、堪稱經典，時至今日，仍有難以超越者，值得當今學界深入研究。然近代學人之著作，即使此前已有刊本行世，因年代久遠、存世無多，今天查閲已頗爲不易；部分著作雖不乏整理本行世，然與原作真貌終有距離；況且尚有不少未曾刊行之稿本、抄本深藏公私藏家之手，既鮮爲學界所知，遑論爲學人所用？有鑒於此，我社在有關專家學者的指導下，蒐集學術影響深遠、學術價值重大之近代學人著作，輯爲‘近代學術集林’叢書，絡續影印出版。作品之遴選，首重未刊之稿本、抄本，次擇校勘精善之刻本，少量兼及稀見之石印本或鉛印本，以冀展現某一學者著作之原貌、全貌。此《張爾田著作集》即爲其中之一種。

《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主要内容：西学东渐至晚清时代达到高潮，并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风气嬗替，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同一时代的书目著述来了解西学传播的品类细节，以及在两种不同文化意识相互碰撞的特定条件下，近代“新学”的发轫和形成过程的品类、细节，应该是观照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社会思潮演绎全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收入《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徐维则辑，顾燮光补辑）、《译书经服录》（顾燮光撰）和《新学书目提要》（通雅斋同人撰）三部书目提要之作，收罗宏富、体例精审，除依次列具著者、译者、版本、卷次、内容提要、得失评骘之外，尚有相关读物介绍等其他可资参考的线索提供。全书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凡原本错讹处皆斟酌订正，另附索引，以便查阅。

「邊境社會」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
歷史上的中國政治，建立了一套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
「華夏中心」形塑「典範歷史」的框架，相對於「中心」而存在的「邊境」，
被政治制度、官僚體系、特定的文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架構，塑造成一個在地理、政治、權力與文化層面的邊陲地位。
連瑞枝在《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一書中，以中國西南之白人治理階層以及周邊鄰近人群為研究對象：識文與信仰佛教的白人精英階層曾維持六百年的佛教王權，在明朝統治下，成為帝國治理西南的重要中介者，他們在推動西南人群社會與歷史的形塑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書中沿著二個軸線，一是地方社會，一是帝國制度，討論不同人群如何在帝國身分制度下選擇成為僧人、士人與土官，並在土官與流官二元政治架構中，後續產生人群結群與社會聯盟對象之分流與變化。
西南人群為了申明身分而做出一系列的行動與選擇，而身分選擇的背後都有其政治與宗教的考量。書中主要以儀式權與儀式化機構的角度來討論人群與社會結盟的機制，這些精英階層為了尋求儀式權的合法性，也使其社會的整體精神隨著身分分流而產生歷史敘事的歧異與分化，包括大理白人世族的身分流動與移徙；土官聯姻、政治聯盟與「盜匪」動亂；乃至於在明朝儀式改革下，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透過一套儀式框架與政治語言來追求身分的合法性。
全書以地方人群的流動與階層重組、口傳到文字書寫、正統儀式權與歷史話語權等角度，來描寫一段族群政治流變與族群形塑的歷史。是一本致力於從邊境人群角度重構歷史的學術作品。

《退想斋日记》为山西省太原县（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举人刘大鹏所著，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二年，最早为乔志强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刘大鹏活动地区虽然多在山西太原，但由于其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接触，深谙民间疾苦，当过私 塾先生、县立小学校长、县议会长，管过小煤窑，还督率子女参加田间劳动及经营，主持修葺过晋祠及附近道路，所以日记呈现了基层乡村社会应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很多丰富细节，弥足珍贵。本书初版出版三十年来，受到中外史学界广泛的征引，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史、乡村史乃至科举史的必读书。此次重印，对全文做了一定修订，期待能对推动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为繁体竖排。
本书收录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泰西着述考》、《增版东西学书目》、《广学会译着新书总目》、《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冯承钧翻译着述目录》六种译书目录，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如何面对资本主义思想的入侵，展现了明朝中期至清末民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西两种文化、不同社会意识的碰撞过程。

《西山落日》是清朝末年（1889-1899）一名美国工程师在中国勘测粤
汉铁路时的见闻记录。《西山落日》作者柏生士考察了鄂、湘、粤三省的
地形、地质、铁路、房舍及社会经济、风土人情，对当时中国的商业贸易
、财政状况、建筑、交通等都有所观察和描述，特别是对当时中国最封闭
的省份湖南有着重论述，并驳斥了“黄祸论”，预言20世纪的中国有光明
的前途，“一定能够再一次在世界大国之列占有一席之地”。

現代中国を深く理解する手掛かりは，近代の中国にある――中国の本質に迫る学習の手引として，備えるべき研究書・工具書・史料を紹介するとともに研究上の留意点について丁寧に解説する。中国研究のみならず，隣接分野の探究を志す学生・大学院生，一般読者に贈る必携の入門書。

这部荣获1995年度列文森图书奖的优秀史学著作，以1916-1928年间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描述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上海、杭州、衙前)的含义不同的活动，剖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揭示了千百_万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历史形成的巨大作用。本书主人公在种种激荡中的传奇经历和遇刺遭际，还有助于探究国民革命失败及此后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原因。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第一编“西学东渐再东渐”着眼于19世纪英华字典以及《博物新编》《万国公法》和江南制造局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影响；第二编“东学激起千层浪”则看20世纪日本是如何影响中国的，通过分析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政治小说《雪中梅》以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认识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以及辞典是如何应对日语新词的；第三编“语词概念定尘埃”则具体描述“民主”“共和”“主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金字塔”等概念形成的过程。

《逯钦立文存》内容简介：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离开平津，迁往长沙，再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共同招生，共同教学，共同管理；三校又分别设立研究所。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人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顾之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筏从陈寅恪教授；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岷、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次序依科别，姓氏依笔画）。其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相随，就学于史语所诸先生。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

《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主要内容：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四川省教育厅“九五”重点科研资助项目:本书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缘起与经过、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意义与影响、以及国民政府的战时高教政策及其对内迁院校的影响等内容。

《李思纯文集(套装共4卷)》主要讲述了：李思纯为川籍学者，然因其早年留学法德等国，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密等著名学者和其他非著名学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实非地方性学者。但是，由于李思纯在1950年以后受到政治冲击，其名隐而不彰，鲜为人知。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出身于昆明一官宦人家，祖父李春荣官至清曲靖府叙州知州。父李毓华清宣统年间任云南宁耳县知县。1990年，李春荣携全家人川，居成都骡马市。三年后李思纯降生于此。在此家庭环境下，李氏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民元以后始就新学，并拜著名诗人、书法家赵熙（尧生）先生为师。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文。

在近代东亚世界里，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的士人，不知凡几。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探其究竟，明其奥妙。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总可撼动挑拨观奇览胜者的心怀意念，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他们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道路。

思维方式是在历史时空中经过反复运用、选择、凝聚和抽象的结果，并反过来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原则、规范和世界观。有关思维方式的理解和使用，一般都比较宽泛。作为以不同方式解释宇宙和世界的世界观、作为认识事物方式的认知方法、作为建立社会政治秩序方式的秩序观和使之正当化的合理观、作为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价值观等，如果常常以类型化和一般化(集体性)的形态来表现，都可以叫作思维方式。近代中国因遭遇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异质文明而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过程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常常把它描绘成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外来的新事物需要接触了解，传统的旧事物需要重新审视，现实的危机需要摆脱，国家需要富强，这一切都构成了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对象。对象的变化伴随着思维所运用的范式、方法和立场的变化，伴随着思考和认识结果的变化，也伴随着为事物赋予合理性方式的变化。经过演变而产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比之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本書以錢玄同編、寧武南桂馨民國二十六年印行《劉申叔先生遺書》（簡稱“南氏本”）爲整理底本。內容排序，今仍其舊，唯加《例言》於卷首，以明整理體例。
二、每書新增《題解》一篇，注明南氏本資料來源。各專著原刊名稱、欄目、署名及出版、發行等情況，及今校對資料出處，並於《題解》中注出；一文重複發表者，一並列出。《左盦外集目錄》於所收各篇下，已詳述其出處，則不注。
三、南氏本《左盦集》中，有與《左盦外集》文同詞異者，或由他書別裁爲篇者，今就所知，於各篇校記中標出，以便參見。
四、本書校記均以頁下注形式，逐一標示。同一篇中錯誤相同，且下文均從改者，於首條校出，並說明之。校記引文，注明名書、卷次或篇目，其原文已引卷次或篇目無訛者，從略。
五、南氏本中，有常見之誤字者，如“應劭”、“劉劭”之“劭”誤作“邵”、“盧辯”誤作“盧辨”、“干氏”誤作“于氏”、“何休”誤作“何修”之類是；又有古籍刻印諸字混用者，如“間”與“閒”，“无”與“旡”，“己”與“已”、“巳”、“戊”與“戌”、“戍”之類是；又有從清諱改字者，如“玄”作“元”、“宏”作“弘”、“丘”作“邱”之類是；又有卦形偶誤者。此四類均較顯然，今徑改，不出校記。
六、南氏本中，其無歧義之或體字，今徑改作通行字，不出校記。如“于”與“於”、“考”與“攷”、“贊”與“賛”、“俞”與“兪”、“喻”與“喩”、“污”與“汚”、“强”與“強”、“蓋”與“葢”、“羣”與“群”之類是也。其正體與俗體字並存、古字與今字混用者，如“創”與“剏”、“叚”與“假”、“訛”與“譌”、“脫”與“捝”、“實”與“寔”、“从”與“從”、“汙”與“污”、“灾”與“災”、“据”與“據”之類；字可通假，如“日曆”之“曆”作“暦”、“厤”之類，則仍其舊，不作統一處理。蓋劉師培晚期喜用古字，與前期不同。據其用字之異，亦可考知其寫作年代也。
七、《賈子新書補釋》原刊於《國粹學報》，南氏本以其有“就《國粹》本而刪定者。鄭君因刪定之本先已成，謂此初本可以不印，故未收入”。今以其有考學術演變之跡，乃爲收入，以附《賈子新書斠補》之後。
八、各篇有其他版本可資參校者，如雜志發表者，或有原印本者，逐一覆校。其原刊錯誤而南氏本已校改者，不出校記；原刊不誤而南氏本誤植者，注明出處及改乙情形。如《逸周書補釋》“囗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南氏本“勤”誤作“勒”，《國粹學報》本作“勤”，今從《國粹學報》本改，並作校記。又如《白虎通義斠補》附《白虎通義闕文訂補·宮室》“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闕”之下“闕”字，南氏本據行末，另行題“雜錄”篇名，再下行另面作“者何闕疑也”，又另行爲“案《水經注》”云云，其後又另行接“案此篇莊輯各條”云云。鄭裕孚《闕文補訂校勘記》云：“末‘闕’字衍。”又云：“‘者何闕疑也’，‘者’上捝‘闕’字。”然據《國粹學報》本作“闕者何？闕疑也”，且與“門必有闕”云云共爲一條，另行接“案《水經注》”云云；“雜錄”爲篇名，單行置於“案此篇莊輯各條”前。蓋南氏本排版錯行耳，今據《國粹學報》本改正。其所云“鈔本”，校者未見，無以爲證，則闕如。
九、有今人新校本可資參考者，一並說明。如《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殷孟倫先生《子雲鄉人类稿》有《校讀偶記——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裏的錯字》一篇，可資校刊；《論文雜記》有舒蕪整理本，《攘書》有李妙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校本，《經學敎科書》有陳居淵整理本是也。然於文字、句讀、章節，仍有改正，非全依新校本也。
十、南氏本排印格式參差不一，如校注之文，有原文單行、校文另行、自注雙行者，如《周書補正》是也；亦有原文、校文同爲單行，其中空兩格者，如《管子斠補》是也。今一律以原文單行、校文另行低兩格、雙行小注改變字號的方式處理。其無章節記號者，加編序號，以便引用，且于《題解》中說明，如《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之類是。書中表格之續表，以加注表頭者爲常例，以便閱讀；其行數較少者，則從略。
十一、各篇均施以新式標點。其引《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引《魏書·禮志》簡稱“魏志”之類，今標點作《漢·志》、《魏·志》；其引《三國志·魏書》而簡稱“魏志”者，則標點作《魏志》，以示區別。其引《文選》，往往連舉作者及篇名，今標點時，于“文選”下加間隔號，篇名則不加單書名號，如《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之類是也。其引書，每于篇名下加“篇”字，今標點時連同“篇”字入書名號內，如《論語·憲問篇》、《書·湯誥篇》之類是也。“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均指書中一篇而言，今標點並作《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論韻之書。其韻部各名，均加書名號。
十二、所有引文，原刊指明版本者，以其指明之版本校；有雖未明指版本，仍可尋出其版本者，如《說文》多用段注本、《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引文多用類書等，其文字有出入者，仍其舊而不輕改。其版本確不可明者，則以今通行本校。全引之文確屬訛字者，據今本改，並出校記。如《禮經舊說》卷十一：“至元康八年，丞相相等奏”，查《漢書·韋玄成傳》，事在“元康元年”，非八年；《左盦外集》卷七《憲法解》引汪中《釋闕》“闢其南爲門”，南氏本誤“門”爲“文”。今改正文，並出校記。節引之文有異字，其無關原意者不改，不作校記；其有關論旨且與通行本異者，逐一出校記。所引書名、篇名、人名、地名偶誤者，亦據通行之本徑改，並出校記。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引《釋名·釋地》“周制：九夫爲井，其形似井字”云云，“釋地”乃“釋州國”之訛，今改原文並出校記。又如《周禮》“載師”誤作“戴師”、《左盦外集》卷九《孔學眞論》引龔自珍《古史鈎沈論》誤作“古史解鈎沈論”、《王學釋疑》引王陽明《與辰中諸生書》誤作“與甲辰諸生書”之類是也。
十三、作者句讀有明文而異於今通行本，其關涉原文解說者，從其句讀，不依今通行本，如群書校釋類各句讀是也。又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六《遂人職》，《十三經注疏》本句讀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而劉氏此《疏》旣稱“凡治野者”，又稱“云‘以下劑致甿’者”，則其句讀當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敎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今從劉氏句讀。南氏本編者所加句讀而誤者，依文意重爲句讀，如《周禮古注集疏》各卷是也。其無明文者，從今通行句讀。
十四、作者行文之辭有明顯錯誤，且今可確信其誤者，改其正文，且于校記中說明原字及改字。如《古政原論·古代田制論》：“檯來耑也。字更作鈶”，其誤而不可讀。查《說文·木部》“枱”字下云：“耒耑木也。”今據之改正文爲“枱耒耑也。字更作鈶”，且于校記中注明：“‘枱耒耑’，南氏本誤作‘檯來耑’。《說文·木部》：‘枱，耒耑木也。’今據改。”又如，《荀子斠補》卷四“有務而拘領者矣”條自注：“《學上禮篇》作‘无卷領’。”“學”字不可通。考《文子·上禮篇》引《老子》云：“古者被髮而无卷領，以王天下。”即此引文也。蓋“文子”訛作“斈”，又誤改作“學”也。今據引文改，且出校記。或知其有誤而苦無確證者，則不輕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說明疑某爲某之誤。如《古政原論·古代封建論》有“大彭國，今徐國。”然劉師培在清末時，已無“徐國”之說，考其地爲今江蘇徐州，因無特別書證，故不改原文，僅出校記云“‘今徐國’，不可通，疑爲‘今徐州’”。又如《中國歷史敎科書》第一冊原本二十五頁B八行與上下文意不屬，實爲第五十五頁A面第十行錯簡而重出者。今無版本依據，未敢輕刪原文，僅於校記中說明。再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疏》云：“云鄕共吉凶禮樂之器者，同弓大玉卽說鄕制云：‘立君子以脩禮樂。’”“同弓大玉卽”，語不可通。據引文“立君子以脩禮樂”，乃《逸周書·大聚解》之文，則“同”卽“周”字形近而訛，“弓”乃“书”字形近而訛，“玉”乃“聚”音近而訛，“卽”乃“解”字行書訛字。因無他證，亦未敢輕改，而出校記以誌疑。
十五、作者解釋有誤而非僅誤字者，一仍其舊，而僅出校語以誌疑。如《古政原始論·田制原始論》有云：“焚訓燒田。”自注：“《說文》‘焚’字下云：‘焚，燒田也。從火、林。’字亦從‘焚’，作‘棥’。”然《說文》無“焚”字而有“燓”字，其誤一也。“焚”字從火、從林，其說雖當，然無所據，其誤二也。《說文》釋“燓”云：“燒田也。從火、棥，棥亦聲。”而此謂“字亦從‘林’，作‘棥’”則誤也。據文意，當作“字亦從‘棥’，作‘燓’。”其誤三也。意者，劉師培以爲《說文》有“焚”字，且“燓”爲“焚”字之別體也。因涉及其論述本旨，故校勘時未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誌所疑而已。
十六、南氏本卷首或列該書目錄，或目錄下又有解說之文字。其目錄有解說文字者，今予保留；其唯列目錄而並無解說者，則刪除目錄。全書今另編目錄，以便檢索。
十七、南氏本每冊下均有“儀徵劉師培申叔”題名一行，今均不保留。
十八、全書各篇文章，均無分段。今依文意，試爲分段，以便利用。
十九、南氏本附有鄭裕孚先生《劉申叔先生遺書校勘記》，所校爲《白虎通義斠補》、《晏子春秋逸文輯補》、《白虎通義闕文補訂》、《晏子春秋黃之寀本校記》、《白虎通義源流考》、《老子斠補》、《周書補正》、《墨子拾補》、《周書略說》、《春秋繁露斠補》、《晏子春秋校補》、《楊子法言校補》計十二種，另有附於各書之後者。今並分錄於各條之下，並于校記中說明。
二十、劉氏行文，每有互見之例，有稱“見某期某文”者，有稱“別有考”者。今就所知，略加說明，以爲互考之便。其所不知，闕如也。
二十一、南氏本編纂時，承擔校對諸人校正訛誤，貢獻良多。今編爲《南氏本校對者表》，作爲附錄，以示景仰之忱。
二十一、覆校南氏本所引各書，今編爲《儀徵劉申叔遺書引書舉要》，略舉卷數、撰者及通行版本，以爲附錄。舉要而已，非求其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