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
革命与历史 豆瓣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8.4 (7 个评分) 作者: [美] 阿里夫·德里克 译者: 翁贺凯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腹地的构建 豆瓣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作者: [美国] 彭慕兰 译者: 马俊亚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8
◎名人推荐
彭慕兰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洞察,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丰富面貌。这部作品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蓬勃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沿海核心地区,而与此同时,内陆地区则一直维持着贫穷与被“牺牲”的处境,并成为孕育共产革命组织的土壤。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
这是一部令人瞩目、立意新颖、富有想象力的重要著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它阐释了老问题、新方向。老问题是关于国家层面:我们怎样去理解一个崩溃的国家政权以及由此代替它的“现代化”国家?怎么样去理解“帝国主义”带来的影响?新方向是地方和区域在此过程中的转变。
——曼素珊(Susan Mann)
◎媒体推荐
彭慕兰对中国北方区域的“经济之死”作出了意义非凡的研究。“黄运”,是一个未经“官方”命名,但自20世纪初就开始“死亡”的特定区域,人口1500万,涵括河南、山东西部等与黄河相交之地。19世纪曾是中国北方核心区域的一部分,随着来自国外的压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国内面临的挑战和回应使得这一地区越来越“边缘化”。彭慕兰通过详细的解析,将这一图景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The China Journal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研究,它可以作为关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重要著作。彭慕兰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The Chin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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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奖获奖作品,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彭慕兰成名之作
本书荣获1994年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该著作一上市就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学界内外一致好评。彭慕兰凭着扎实的历史素材、敏锐的研究视角,从社会、经济等方面全面论述1853—1937年这一时段黄运地区的风云变幻。
2017 年全新修订,精善呈现加州学派领军人研究心血
原译者马俊亚全新校译修订,内容更为精善,全面展示加州学派领军人学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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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丰富,眼界开阔:“人为”打造出来的贫穷腹地
本书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作者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政策以及时局造成。
彭慕兰的学术关怀恳切、史料搜集整理之功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部作品的主要论点在当下读来依旧常读常新,发人深省。
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 豆瓣
作者: 马戎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8
《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讲述改革开放后,民族优惠政策实施中依靠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不存在,无论城乡青年还是大学毕业生都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才能就业和获得发展空间,这使民族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农村青年在就业市场上遇到极大困难。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中,当地政府和民众在与中央国企和沿海大企业的互动中居于劣势。随着“西部开发”的项目投入,大量东部汉族人口涌进西部民族地区,这些新形势的发展使我们必须对我国民族关系和矛盾协调机制进行反思和调整。努力探讨在21世纪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应当如何思考我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我们必须努力探讨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以实践为标准,进一步探讨中国在民族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