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侠宗师胡金铨的作品分析、总论，并访问大量曾与他合作的电影人、文化人，胡氏作品与为人。另有篇幅专论张爱玲与电影的缘份，对电影文学的贡献。

这是布烈松惟一的一部著作。是作者二十余年对“电影书写”进行的点点滴滴思考的集结。作者认为“电影书写”与时下的电影不同。电影是一种舞台剧的再现，抹杀了摄影机的独特性。而摄影机的精彩之处在于复制舞台剧，而在于它严格捕捉到肉眼见不到而又为电影作者提供了极具潜力的组合要素，让电影作者可以通过各种影像及声音的组合，令镜头所捕捉的现实片从现实的层面转化为真的层次。所以，作者视演员为模特，他们的作用不是演活某个角色，而是让人们通过他们不露痕迹的言行进入他们的内心存在状态，这远比实际的戏剧冲突更能感动人。与其说影像再现了某种现实，倒不如说它们激发了某种想像。因此看似平淡的影像在适当的组合下就会造出神奇。作者不囿于电影题材，更揭示了其他创作活动。其反思由技进乎道，阐述预知、等待、诱导、亲近等艺术，颇具电影伦理学之论。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全名为《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1947年成书于美国，作者为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一份魏玛共和国时期电影史研究的成果。克拉考尔在1941年4月25日到达美国后便着手这项准备多年的计划，他当时的身份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资料馆馆长艾里斯·巴里的“特别助理”，此项研究先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
在这部作品中，克拉考尔通过分析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影片，检视了从1918年至1933年的德国历史，借以展现“一战”后德国人的心理图景。在二十年代的德国影片中，他追踪到一些反复出现的视觉和叙事母题，他认为这些母题暴露了德国人对混乱的恐惧和对秩序的渴望，以致他们甘愿臣服于威权统治。克拉考尔在书中开辟了探查电影美学、一个民族（魏玛时期德国人）的普遍心理状况以及同时期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关联的新领域，并提出一项惊人的（时至今日仍有争议的）主张：作为通俗艺术的电影为人们洞察一个民族的无意识动机和幻想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