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古器物學的分類標準，史語所考古組在安陽田野工作發覺所得的青銅器標本，可以歸入“鼎鼐”一類的，共為二十件，另有三件，雖具三足，但缺了兩耳...我們把這三件也列入在“鼎形器”內共同討論。所以這篇專論，詳細地描寫了二十三見殷墟出土的青銅器─通稱為“鼎形器”。

楚系铭文综合研究，ISBN：9787807520719，作者：邹芙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報告

本书结合商代遗址、宝鸡西周古墓、平山中山王墓地的考古发掘成果，探讨了各历史时期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规律。

This extraordinary catalogue accompanies a major traveling exhibition of 128 works of bronze, jade, and clay dating 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C. to the second century A.D. The majority of these stunningly sophisticated works of art--among the most unusual and spectacular produced anywhere in the ancient world--all come from a startling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made just fourteen years ago at the previously unknown site of Sanxingdui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discovery of this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fundamentally changes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Representing fifteen hundred year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se striking objects are extraordinarily varied, ranging from a monumental standing figure and an almost life-size bronze horse to ritual vessels, masks, and bronze heads of fantastic-looking supernatural beings, finely honed jade knives and ritual blades, and marvelous clay statuettes. Most have never before been s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xhibition and catalogue represent a unique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continue the study of ancient Sichua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obert Bagley,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scholars contributes eight essays o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Sanxingdui, the art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se objects, and the new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they tell. Contributors are Michle Pirazzoli-t'Serstevens, Jessica Rawson,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Alain Thote, Jenny F. So, Michael Nylan, and the Seattle Art Museum's Curator of Chinese Art, Jay Xu. In addition to the essays, there are individual entries for each object, nearly all of which have been newly photographed for this publication. Ancient Sichuan contributes to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percep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viding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art, mater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life of ancient China. EXHIBITION SCHEDULE: Seattle Art Museum, Seattle May-August 2001 Kimbell Museum of Art, Fort Worth September 2001-January 2002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March-June 2002 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August-November 2002

《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选辑了李学勤先生近三十年来所写的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论文，总共七十余篇，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了新出土或发表的商周以至战国青铜器的论文。是1990年文物出版社《新出青铜器研究》一书的增订本。

罗越（Max Loehr，1903–1988）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其1953年的名文《安阳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事实上预测到了中国考古学家将要做出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罗越的著名论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理论，后者对青铜器的分类和统计看似科学，曾长期统治着西方的青铜器研究。作者罗伯特·贝格利在本书重探了这一由于考古发现的介入而结束的学术争论，剖析了其背后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他从细读高本汉的文章着手，以生物分类学作比厘清了方法论的问题，辨析了科学与科学表象的区别。作者然后讨论了罗越的研究，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史提供了逻辑根据，指出他最关注的乃是重建一部有意义的发明创新史，把艺术设计者和资助者的意图看作风格变化的背后动力。作者在最后一章分析了风格这一概念，得出结论认为，艺术史学家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风格并非艺术品的固有属性，方才制造出了诸多混淆是非的典型理论。本书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来探索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其读者群并不限于中国艺术史学者，而是包括了所有关心视觉材料分析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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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在写这本关于我的老师罗越（Max Loehr，1903–1988）的书时有两个目的。我想阐释罗越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还想描述和分析他对其最钟爱的商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我希望这两个话题能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并想在此感谢那些使本书得以忠于英文原著的面貌出版的朋友。首先要衷心感谢王海城精确流畅的翻译，中文读者可以确信他们所读到的译文与我的本意分毫不差。接下来我要对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深表感激，他盛情邀请并安排我们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海城教授的译文。殷尧编辑和他的同事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为拙著能在此出版而深感荣幸。中译本的排版与设计紧随英文版的样式，由美国仓颉公司的David Goodrich（顾道伟）炉火纯青地完成。最后，我要感谢出版英文原著的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列惠允发行中译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Barr Ferree出版基金慷慨资助图版及相关费用，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任务。
贝格利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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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本书是我的老师贝格利先生为他自己的老师罗越写的一部思想传记，集三十年教学研究所思所感，遣词造句精心推敲，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恩师的钦敬和思念。如今他本人业已退休，而我辈无能，不知如何撰文介绍他在艺术史、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和音乐史等诸多学科的独到见解，只能暂且先把他的著作择要翻译成中文，希望借此机会消除中西方一些学人对他的曲解和误解。耐心的读者看了他对高本汉、雷德侯等西方汉学界知名人物的批评之后，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他是一个有种族偏见的民粹主义者，而他对考古类型学和艺术史风格的剖析也会让读者不再把他当成信奉后过程主义的考古理论家。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有精准的翻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我的诸位同门师友想必都还保留着先生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习作上用各色钢笔和铅笔所写的小字批注，从标点的正确使用到逻辑的严密推理都条列清楚，而这也是他对待自己写作的一贯态度。他最好的朋友是他书房里的废纸篓，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几十上百次的反复修订。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给他的翻译者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既要应对狄更斯式的庞大词汇量，又要推敲契柯夫式的精炼行文。他和这些文学巨匠共有的幽默感偶尔会在文章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更让译者在会心一笑之后陷入无限的苦恼之中。
因此，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缪哲先生的翻译邀请。如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和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肯书评，本书的中译本就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贝格利老师耐心详细地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相信没有很多译者能像我这样直接便利地探究原作者的文意（也要感谢电子邮件的发明！）。我的同门学弟李建深博士对初稿做了全面细致的校读，指出了很多令我汗颜的疏漏之处，并提供了无数精当的修改意见。美国Birdtrack Press的David Goodrich为本书的出版设计来回修改十多次，让中译本有了和英文原著同样优美的版面。我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王海城谨识于西雅图自偏居
2015年夏

本书是上海文博名家名著之一种，详细介绍我国古代青铜器。

本书全面汇集了传世和出土的吴越铭刻数据，分为吴王室铜器题铭、越王室铜器题铭、其他吴越题铭三部分。本书在总结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考古学的方法，系统梳理并考证了从吴王寿梦到夫差各代吴王室的题铭资料60余种，从越王允常、句践至越王无颛各代越王室的题铭100余种，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书中部分资料为首次正式刊布，器形、铭文齐备，部分铭文附有作者新作摹本，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吴越铭刻图录。

《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即是对族氏铭文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首先界定了族氏铭文的概念和《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的研究范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做了一番总结。接着分析了族氏铭文的性质和特点，认为族氏铭文是代表家族名号的文字，有时常常联缀以职事性铭文，以表示该家族的出身和社会地位。然后我们将族氏铭文分为单一氏名和复合氏名两大类进行探讨。对于单一氏名，主要从出土情况的角度分析该家族的分布情况，分析了一些具体的族氏铭文，由此总结族氏铭文的出土地与该家族分布地的关系。对于复合氏名，我们主要讨论了复合氏名的各种类型，并分析各类复合氏名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最后，我们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探讨了安阳殷墟各家族的聚居状态。并依据族氏铭文资料，探讨殷亡后殷遗的状况。 族氏铭文是指商周青铜器上所铸的用以标识作器者家族名号的铭文，这类铭文往往比较象形，在整条铭文中相对独立，与其它铭文基本没有内容上的联系。

宿白编著的《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按我国汉族历史的朝代顺序讲，，商周（一）、战国（二），各占一题，两汉魏晋原连在一题（三，分上下），现分为（三）、（四），东晋南北朝（五）占一题，隋唐五代（六）和宋元（七）各占一题。每个题目，先讲一点该时期的有关历史背景，然后据已知的情况列若干子目再讲具体的内容和问题。另外，前面说了要讲一点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的汉文古文献，作为附录。

本书为殷周青铜器研究的丰碑性著作，也是林巳奈夫先生的权威著作之一。本书一共三卷，此次先出版第一卷，二、三卷，预计明后年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分为上下两册。该卷上册文字部分，第一编属绪论性质，其中“发现、搜集、研究史”一章所述之详，极大地超过此前的同类著作。林先生在对中国、日本和欧美有关著作的恰当评述中，进一步阐明自已的研究方法。而第一编的主体，“青铜器种类的命名”“殷、西周时代礼器的类别与用法”两章，是他精心钻研青铜器的基础性工作。上册第二编，对殷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林先生考察殷周铜器用途和时代演变时，尤其注重出土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和同铭文的器物组合状况。
第一卷下册图版部分，根据上册所作殷周铜器类型学的系统研究，将从鼎、鬲、甗到乐器和杂器，共计五十多种3500余件铜器的图像，按照器类、年代和型式编号排列，实际是一部相当齐全的殷周青铜器的集成性图谱。

日本泉屋博古馆坐落于日本京都市东山区，是一座以展览中国古代青铜器和明清绘画为主的博物馆，本书的出版将深藏海外多年、世人难得一见的中国艺术瑰宝呈现于世，并有国内外文物专家对文物细致诠释，著录信息完备，将突破空间、时间的限制，更便捷、更全面、更深入地向海内外读者展示海外博物馆所藏中国珍贵物质文化遗产精华。
日本泉屋博古馆是海外收藏中国古代文物的重镇，尤以青铜器和明清书画最为著名。本书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国内外权威专家学者精选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藏的中国古代文物，共收录了商周青铜器、明清书画等近两百件珍贵藏品，收录的藏品级别高、品类多、数量大，图片清晰，著录信息完整，并由国内外专家为每件文物撰文，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