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是一部以六朝疆域与政区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专著，全书分为六朝疆域变迁考述、六朝政区制度研究、史料评说及六朝政区建置表三大部分，详细论述了对于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的成果，适合历史研究者。
本书地论述了六朝疆域与政区的演变，作者先根据历史发展，指出其演变经过和演变的原因，之后评说了各时期的史料价值，详立各朝代政区建置表。

魏晋处于汉唐帝国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许多矛盾现象杂呈，最显著的是儒家思想失去其原由的权威地位，原来在经学笼罩下的其他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由于史学和经学的关系过于密切，所哟史学独立的步履缓慢而迂回。但在史学主流的编年和纪传二体之外，却出现了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不过，这许多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都深植在魏晋时代之中。逯耀东教授以其多年治魏晋史学的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流变，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层次的探讨与分析。
逯耀东教授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馀年，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馀种。本书为逯耀东教授研究魏晋史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该书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简介：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胡的悬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还居然能看到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
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课，他平素从一迟到早退，可这天却突然中途辍讲，宣布下课，掩卷而去。老称生出于爱国的愤激心情，我们能理解，但反应如此强烈却也令人惊讶。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写了两首七绝，题目是《书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来事，又见虾夷入国门”和“老去此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神”之句。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先把三十几年前曾经目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和当前的“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这就难怪他的心情特别沉重了。“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黄先生在另一首题为《我诗》的七言律诗中，痛斥当时国民党反劝政府为”群贼”：“伤心群贼言经国，敦谓诗能见我悲！”（此诗不见于他的《兼葭楼诗集》，当为当路者所删。）黄先生的这一行事，对我和我的论文写作都很有影响，我说的“未欲一字苟”，并不仅在文字之间。本书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府民歌，尤其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遗憾的 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没有把这些乐府民歌记录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莫大损失。不过，班 固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比较具体全面地记载了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和数量，计采自全国各地的民歌
凡一百三十八篇 （未标明产地的《杂歌诗九篇》等尚未计在内）。二是对这一百几十篇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价，这就是他说的 “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 薄厚。”（均见《汉书·艺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乐府诗的传统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缘事而发” 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 “建安风骨”和 “五言腾踊”的局面。数百年后，由杜甫开创的 “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导的以 “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号召的新乐府运动，也都无从产生。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绝句之特见繁荣，显然也受到南北朝小乐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
关于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在 “引言”中已有所说明，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本书自草创以至出版，十余年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叙及民族矛盾时，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然非甚有碍者，亦不加点窜。第二，此书系已出版过的旧著，为了保存原样，不拟多所更张。凡此次增补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语加括符以示区别。
本书，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但印数甚少，纸张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们的关怀，每以 “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谬有所称引和评介；今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订重排发 行，刘文忠同志并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核校。

本书收录的是作者多年来思考或探索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的部分论稿，包括《汉唐间“伍伯”浅识》、《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隋代俸禄制度一瞥》等共31篇相关专论及综述。

杂传又称别传，区别于正史中的传记，往往杂有不经之谈，后世演化为传奇小说。整理者竭十余年心力，对盛行于汉魏六朝的杂传作了全面搜罗，汇集三百余种，为研治古代小说、中古文学甚至明清小说戏剧的重要参考书。
编辑推荐
一、辑佚全面。作者全面地辑录了从两汉到六朝见于史书、类书、史注的杂传，并能将同一条目之各书引文尽数搜罗，互为比勘，使佚文校录臻于完善。
二、编次合理。是书把完整篇段、零章短句均汇集于一人之下，加以编次，读者自可从中可以看出关于传主的材料、传说、史实，部次清晰而学术价值自明。
三、辨伪准确。史料传承时，出现的讹误、伪作，作者均能一一辨之，去伪存真，得其本原。
四、校勘精审。作者在辑录的时候，能够汇集众本，校异同，择善而从。
五、体例全面。每一人之传，标有传名、题注、作者，正文后必要时还附有述评，便于研究者使用。
内容简介
《汉魏六朝杂传集》（全四册），辑录了起西汉之始（公元前206年）讫隋亡（公元618年）的整个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作品，共分为两汉杂传、三国杂传、两晋杂传、南北朝杂传，凡三百余种，洋洋一百余万言，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有佚文存世的杂传作品，几乎囊括无遗。同时，《汉魏六朝杂传集》辑录杂传，篇名之下均置题注，扼述该传之历代著录、补录情况。如有旧辑本，亦说明其见载之处及得失善劣。又略及作者之生平著述，传主之生平行事。其有歧疑者，则参纳古今学者之研究，稍事考辨。所辑得的每一种杂传之佚文，均略据所叙人事，分条罗列，并于其下注明出处，书名、卷数俱列全称。至如征引之题名同异，亦一一列举，不厌其烦。凡一事而见诸多处征引者，则以某引为本，校以他引，择善而从，或同或异，或补或删或改，均出校语，条列其下。差异较大者及其他需特别说明者，则加案语，附各条之后。辑录所据之本，均以历代精校、精刻、精印之善本为主，并参校其他传本。古籍旧注尤重汉魏六朝及近于汉魏六朝之书，类书则多以南北朝唐宋所出为主，明清类书亦采，资证而已。如某传有前代辑本，亦取作参考，体例科学。

在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中，研究課題一直是以教義史、教團發展史為主要的方向。近年來，歷史學界開始將學術眼光轉移至文化史的研究上，尤其是對一般民眾的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工作開始蓬勃的開展。地藏菩薩是中國四大菩薩之一，已不限於佛教範疇，成為民間信仰的共同成分。但若檢視地藏經典《大方廣十輪經》或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其中所顯示的地藏信仰內容，與今日我們所習知的地藏菩薩有相當差異。地藏信仰的內涵的轉變是經由何等歷史情境使然？對地藏信仰的影響是什麼？又影響了中國死亡文化什麼？研究時間斷限從地藏信仰傳入中國五、六世紀開始到地藏信仰轉向冥界救贖並且逐漸定型的唐末五代，即是以中古時期為主。
本文首先檢論佛教菩薩觀以及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起源，再討論地藏菩薩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印度的發展、傳入中國的時間等。第二章論唐代前期的地藏信仰，重點在玄奘新譯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對地藏信仰的影響。第三章分析唐代後期地藏信仰開始往死後救贖發展的主因，將分析中晚唐時出現的二部地藏偽經，對地藏信仰與十王信仰結合的影響，尤其側重討論《地藏菩薩本願經》的影響力，最後分地藏造像、地藏菩薩十齋日以及密教對地藏信仰的影響三部份，分析唐代晚期到北宋初期地藏信仰的實例。

最早认识自然山水之审美价值并持续进行书写，是中国文学令人瞩目的一项成就。关于自然风景的许多话语和观念都率先在诗中出现，而后方衍至绘画，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表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萧驰花费七年时间，以十次实地考察为基础，写作了这部新著。作者以新的观察角度和理论进路，结合案头研究与户外考察，对自谢灵运被贬永嘉的永初三年迄至白居易于洛阳谢世的会昌六年这424年间的诗歌文本进行了一次大胆探索，内容涵摄了此期间最重要的十五位书写自然山水的诗人：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何逊、阴铿、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元结、柳宗元、韩愈、白居易。每章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以对中古诗歌审美话语的考掘，本书亦为探讨早期山水画和园林中的景观观念形成提供了线索。作者更向世人发起呼吁——中华山河不仅为古人吟咏的对象，亦是承载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广阔语境，一旦被横加破坏便再难复现。

《六朝文明》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丁爱博教授的代表作。丁爱博先后就读和就职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学术兴趣涉及中国历史与语言、内亚历史与文化，但以六朝历史与考古学为主要研究领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西方汉学家，本书是他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六朝研究力作。
《六朝文明》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对六朝社会作了全面的考察，内容包括城市发展、建筑形式、丧葬礼俗、手工艺品、宗教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既有对六朝政治与社会的宏观阐述，也有对六朝日常生活的微观观察，以较新的视角为我们阐释了变迁中的六朝社会，展现了灿烂的六朝文明，是一部视野开阔，又不乏深度的历史考古学专著，堪称六朝研究的经典之作。

本书并非有关陶弘景生平、著作、思想的通论性文字，作者试图通过史料的考据，勾勒出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宗教家的、医学家的、书法家的陶弘景形象。书中每一条目，皆是著者深思所得，皆有文献依据，但绝无因袭之论。
全书分五个专题，分别为：陶弘景交游丛考、陶弘景著作丛考、《真诰》丛考、陶弘景书法丛考、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另有附录两种：陶弘景传记资料汇编、陶弘景事迹类编。共约四十万字。
陶弘景交游丛考 陶弘景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宋齐更替时，陶弘景曾从刘秉、袁粲起兵攻萧道成，事败，乃转投萧齐，后因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492）上表辞禄，隐茅山修道。比至萧梁革命，早已退隐山中的陶弘景又积极援引图谶，以示拥戴。入梁34年，梁武帝对陶弘景虽恩遇有加，乃至《南史》对其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被迫出走远游，作为妥协，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本章以陶弘景交游人物为线索，对与六朝宗教史密切相关的几个重大问题，如梁武帝对三教的态度，陶弘景礼塔受戒的动机，上清派的传授次第等，略作探索。
本章重点结论有二：陶弘景之礼塔受戒，应是研究六朝佛道关系的重要问题，但从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以来，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此事视为齐梁佛道交融的例证，而从未分析陶弘景礼佛的真实原因。我们认为，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者。陶弘景悼沈约诗“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应是陶弘景被迫受戒后痛苦心境的写照。而其入梁后对武帝之小心翼翼，如化名出走、与梁武帝论书、进《周氏冥通记》、两次自杀的举动等一系列事件，都可作为证明。就梁武帝而言，也从来没有把他目为“山中宰相”，乃至最后给予“贞白”的谥号，有意无意之间犯其父讳（父名贞宝，字国重）。

中山大学王承文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敦煌古灵宝经文书与晋唐道教》，结合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与传世文献，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古灵宝经，展示了晋唐道教整合与中古道教统一的经教体系确立的具体过程，进一步推动了敦煌学、道教文献、道教史的研究。

中國中古時期的「封建」，與西周的「封建」，乃至於現代認知的封建，實為不同的概念；本書對於魏晉南北朝的封建制度與政治秩序，有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本書以爵制為研究重心，探討中國中古時期封建的意涵，以及爵制與政治秩序的關係。中國中古封建體系，名義上遵循西周封建制度，實際是經由戰國兩漢以來儒生、士人不斷追溯重構，形塑出一套關於西周封建的「歷史記憶」。中國中古封建以王爵與五等爵替代西周諸侯，建立天子冊命諸侯統治封國的架構，並藉由儒家經典與漢魏故事，制定專屬諸侯的「開國」制度與「茅土」儀式。各王朝也藉由冊封周邊勢力，建構天下秩序，彰顯政權居於天下共主的地位。本書不僅關注封建體制的具體實踐方式，也重新考察中國中古時期的政局與制度變遷。

本书上篇四章依次叙述了江东世家大族在东汉、孙吴、两晋和南朝的政治活动史, 下篇三章着重论述其形成、集团结构和文化活动。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导师缪钺

戴明扬撰著的《嵇康集校注》，详校《嵇康集》众本，厘定文字，择录旧注，征引典故，广辑嵇康事迹及其人其作之评论，对研究嵇康生平及其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几十年来一直被奉为《嵇康集》注释中的经典之作。
由于戴明扬1953年病逝，本书首次发行时乃据其遗稿刊印。中华书局此次按现在通行的古籍整理规范，对本书详加修订，覆校底本，核对征引文献，正讹补缺，订正句读，划分段落，并对全书施以全式标点。同时将戴氏在校记中勘正之字，全部体现在正文中，用方圆括号以示区别，使《嵇康集》本文明白条畅，以便读者讽诵、研读。
嵇康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是魏晋玄学、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
《嵇康集》诗歌峻切，论说文新颖缜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戴明扬是黄侃弟子，本书为注释《嵇康集》的经典之作。中华书局修订再版。
叶嘉莹：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整理得这么好，收集的资料很全，而且对其中所收集的资料还附有自己的考证，还对《广陵散》这支曲子做了详细考证。有些人著书立说，在某一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

本書は、五胡十六国諸政権に関する史書、すなわち「覇史」と呼ばれる史書の佚文（1940条余）を引用している典籍別に整理したものである。現在、「覇史」として完本が現存するのは『華陽国志』のみであり、それ以外は辛うじて佚文として現存しているにすぎない。本書はそれらをできるかぎり網羅的に、かつ所載の典籍との関係を明示した状態で収録するものとした。くわえて『鄴中記』など五胡十六国史研究に無関係でない典籍も採録している。
また覇史佚文ごとに番号を付し、覇史解説、引用典籍解題、覇史名索引、五胡十六国君主名索引、元号索引、五胡十六国期元号西暦対照年表、湯球『十六国春秋輯補』引書索引を付すことで、五胡十六国史や覇史佚文を引用する典籍の理解を深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配慮した。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結論】より
「儒教国家」とは、後漢以降の中国国家が、儒教の理念に依拠して支配体制を正統化することを表現するための分析概念である。（中略）儒教によりその支配を正統化される皇帝が、儒教の教養を持つ文人官僚と、その出身母体である在地勢力を利用した支配を行う、という伝統中国に固有な国家体制は、道教や仏教の隆盛後も引き継がれていく。西晉を建国する司馬氏は、曹魏に対する「名士」の反発を束ねて権力を掌握するなかで、「儒教国家」の再編を行っていく。本書で解明したように、西晉「儒教国家」では、国家の統治政策が経典の典拠を持つに至るのである。 一方、三国時代の支配階層であった「名士」は、西晉において貴族へと変貌する。中国の貴族制は、官僚制でも封建制でもなく、身分制として皇帝権力により編成された。国家的身分制としての貴族制は、五等爵制や士庶区別により皇帝が作り上げた国家体制の一部な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西晉「儒教国家」の国家体制を正統化する一環として、儒教は貴族制をも正統化する。そのための理念が「封建」である。始めて貴族制が成立した西晉の五等爵制以降、両晉南北朝の貴族制は、「封建」という儒教の理想的な統治理念に沿うものとして正統化された。「封建」という理念が、社会の分権化に対して、君主権力を分権化して、国家権力全体としての分権化を防ぐに足る内容を備えていたからである。ところが、西晉「儒教国家」は、太康元（二八〇）年の三国統一の後、わずか十数年の安定期を持つだけであった。八王の乱が勃発し、続けて起こった永嘉の乱によって西晉は滅亡、かろうじて司馬睿により、建武元（三一七）年に東晉が建国される。西晉滅亡の原因は、恵帝の不慧に帰せられることが多い。
しかし、滅亡の本質的な理由は、西晉「儒教国家」の限界、さらには国家の支配理念としての儒教そのものの限界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本書は、以上のような研究動向と問題意識のもと、西晉「儒教国家」と貴族制の形成、および西晉「儒教国家」の崩壊と儒教の限界を思想史を中心に解明したものである。

范兆飞所著的《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研究主旨是选取“士族群体”之考察视角，探讨公元三至九世纪太原士族群体作为有机社会阶层的形成、发展、壮大、崩溃、复兴直至彻底消亡的历史过程。《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石刻，以太原士族群体升降沉浮的历时性特征为切入点，在家族史、地域史和政治史三个维度内拓展深化，揭示了中国中古时期太原士族群体的变迁过程和单体家族的兴衰及其影响因素。本书既立足学界已有的丰硕成果，也有别于学界通行的土族个案研究和宏观的士族阶层研究。因此，本书对中古士族研究本身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本书收录的文字“一类与史学有关，一类则与史学无关”。前者主要是几篇书评，由小及大，由近至远，既不失史家的深刻，又兼顾读者的趣味。后者属于作者的业余爱好，有回忆性的写实之作，也有纯属虚构的“文学”小品。作者在中古史领域有上佳表现，而这些“与史学无关”的文字则非常“有趣”，而在有趣之外，还能体味到作者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洞察与睿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