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遥远的过去》一书，出版于1959年，是苏联公开反华以前的著作。书中所说的“滨海地区”，指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方，即老沙皇强占的那片土地的东部，现在主要归苏联滨海边疆区管辖。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这本书中，尽管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未否认“滨海地区”同我国东北乃至黄河流域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关系。所以，本书在详细介绍当地考古发现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并对当地和我国内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青史》主要内容简介：1962年全国佛协副会长周叔迦先生来我舍商谈说：“佛协理事会上决定要翻译西藏史学名著。一致认为应精选中外共许的名著；而且必须是第一手资料为原则。经藏族中学术权威喜饶嘉措等人，和汉族中吕澄先生等许多有名学者一致认为只有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记》、布顿所著《佛教史》、廓诺.迅鲁伯所著《青史》等三部名著方合精选原则。

《元和郡孙图志(上下)》主要内容：元和郡图志，李吉甫撰，是唐朝地理名著，为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写成于唐宁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二一一年》，因以当代年号为称，并非是元和时实际控制的疆域地志。它的体例，和初唐魏王李泰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的扩充，但较为简括，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于括地志的内容形式，为后来的太平寰宇记等书开创了先例。元和郡县围志，原有图和志共四十卷，又旧录二卷，总四十二卷。它以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四十七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到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图的部分，在北宋时就亡佚了，志的部分，南宋淳熙三年《公元一一七六年》限隘仲首刻此书时亦有缺佚，大体上还保持四十二卷之数，宋以后目录亡佚，又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一十五三一十六卷，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四卷了。因为图已亡佚，故宋陈振孙直主齐绿懈题称为元和郡县志，现传各本仍用[图志]旧称，今仍题为元和郡县图志。

内部发行:本书原名: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本书根据日本东洋文库昭和34年日文版译出:本书内容包括明初的蒙古经略、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与内蒙各部落的起源等17篇论文。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编译和校注的《阿拉伯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是研究八——十八世纪东西交通史及西域南海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的一部名著。
这部著作分为两卷；第一卷为两章，包括丰富的文南译文和必要的注释，第二卷为第三章，首先提到的是有关阿拉伯人对地球形状的观念、地球上的区域分布及气候情况、阿拉伯人的地图绘制以及他们把印度洋分为七个海的依据等；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已得到解决或解决地于问题新方法的附录；另外一些有关方位已定的城市和地区等各种情况梗概的附录。

本书根据史传、姓书的记载，参以石刻、方志、文集、说部等材料，考证《魏书·官氏志》所载胡姓，兼及两汉以来质子降胡和隋唐蕃将胡商，共考证一百九三姓，填补了我国史学领域胡人姓氏问题研究的空白，可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民族史研究参考。

本书是考史的重要工具书，它为中国年代学开�了一条道路。一九二六
年曾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印行，三十馀年来给历史科学工作者以极大的
便利。我国自唐以来，与海外交通频繁，有关中西交通的历史记载需用西历回
历处渐多，而我国从来没有中西回历比照的年表，因此古代文献典籍，凡涉及
中回历比较时，很少有不错的。自本书出版后，才把回历与中西历固定下来，
为治中西交通史者奠定了研究基础。现�一九六二年修订本重印。

佉卢文书在我国境内的出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古代印欧语诸族的迁徙和分布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说明古代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的社会生活实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书以佉卢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文书的年代、形式和内容重新做出细致的分类，找出其间的联系，与不同地点出土文书进行比较，从而勾勒出尼雅绿洲的社会生活实况，包括政治和法律体制、赋税、账籍、契约、宗教、历法、家庭和婚姻，乃至度量衡之类。本书把考古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材料丰富，推理严谨，不失为尼雅佉卢文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

本书是中世纪波斯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1247—1318)主编的一部久享盛名的世界史名著，是研究中世纪亚欧各国的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元史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以及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族源、民族学的重要资料。

陈国符先生和《道藏源流考》
──为《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而作
《上海道教》自1988年创刊，迄今不觉过去15个年头。15年间，中国道教的研究突飞猛进，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作为道教学术研究人才荟萃的重镇，预有力焉。《上海道教》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体现了道家海纳百川的品格，15年来办得有声有色，不仅为提高教内道众的宗教素质发挥作用，而且为国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论坛。我衷心祝愿《上海道教》今后在宗教界更加光彩夺目，并为道教领域15年成长起来的高道和知名学者表示祝贺。这15年间，也有一些享誉海内外的道教研究耆宿如王明教授、陈国符教授等相继谢世，使我辈学人寄以几多哀思和怀念。
王明先生1911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郑奠、罗庸、黄节、顾随诸先生，尤得胡适之先生赏识。1937年王明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回乡探亲逢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滞留乡间，1939年负笈至昆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先生。当时王明先生和任继愈、石峻等十余个同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楼上大房间集体生活，陈寅恪教授没带家眷，亦住隔壁，王明先生朝夕求教，陈寅恪教授有问必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王明老师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说他一生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是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太平经合校》就是在汤用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1941年毕业后，王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等道教研究论文。直到1992年3月13日逝世，王明教授一直是我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和学术领路人。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当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争着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1947年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接，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文革”期间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就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自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陈国符先生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然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先生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先生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先生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00余册。陈国符先生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先生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只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出版，并为之作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先生又花数年时间反复斟酌，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先生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曾为陈国符先生阅览《道藏》提供便利。《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赴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注视着他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研究兴趣。1982年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指示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二村拜访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者也不指导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相教，要我每晚饭后到他家听讲一个小时的课。1982年3月我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自己体会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陈国符先生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其知识范围除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以外，兼及文史、戏曲、音乐、医药、营造学、金石等，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自诩能闻一知十，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先生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被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连没出版的书稿及论文都嘱我细读。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查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先生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叫我看过。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教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1992年我在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奇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先生为师，并详谈了他和陈先生的交往，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我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故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即以师生之礼向陈国符教授全家写信拜年，陈国符教授也回了一张贺年卡，邀我有时间再到他家谈学术问题。此后我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诀，历时21年终于在2001年12月钱学森老师九十华诞前完成调研任务，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话身体力行的。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石先纪念文集》和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两本传记中记载了杨石先老师和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扶持和教诲，而今我也届花甲之年，很想物色几个学生把杨石先、钱学森、王明、陈国符诸师长的道德学问承传下来。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道教方面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这篇论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陈国符教授关于《道藏》外丹黄白术的考据和修改《道藏源流考》的艰涩文字今天的青年学者已很少有人能读懂了，我承担此学术任务责无旁贷。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版本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先生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先生之教泽。值此《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之际，特记此道教学界掌故以志不忘。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年8月27日

第一版序言
许多攻读学位的学生或类似的学生被要求注意一下他们所学习的学科的历史。他们所能读到的学科史一般都只讲过去，而不包括今天。这样做对历史学家们有好处，因为拉开一定的距离，就能将过去解说得更好，此外，也不大会触伤在世的学者。然而这对学生们却十分不利。事实上，在所有的其他课程中，他们都要阅读本学科当今的著作。所以，如果学科史只讲到几十年以前就结束了，那么学生们只能了解当今的事实内容，却不了解它们的背景框架，除非是那些具有清晰的历史背景的地方。
事情的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学生们需要一个所选专业的目前实践的概述，并应当接触一些与现实有关的学术评论，讲述(也许还要解释)学者们奉行的哲学与方法论目前的状况和应有的状况。这种学术评论将把讲述学术内容的课程纳入学术背景，并(像讲解它们本身的结果一样)将它们作为学术思想体系的范例进行评价。
在一门学科扩展之时，则日益需要一门关于其“当代史”的课程。在过去几十年间，大多数学科，当然也包括人文地理学，大幅度扩展，这可以由学科成员的数目和出版物的数量反映出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学科的成员越活跃，学科工作的花样越多。这令学生们难以凭借自己的阅读而理出当代学术的概述内容。所以，目前需要有一门“当代学术史”的课程。
本书就是一份讲授了数年这种课程的成果，也为其他人(包括教授和学生)提供了一本指南。比起其它课本，本书有许多特点。本书所依据的课程，原是在最后一年为要求地理学学位的优秀学生讲授的。也许在这个年级的学生使用这本书最合适，因为他们已经熟悉了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和语言。我的看法是，学生在学习了学科内容以后，再来了解学术的背景框架，会受益甚大。本书所提供的，不是一套供单独事件对号入座的框架，而是一个思想基础，用以对那些事件进行组织。假如学术史的课程在低年级讲授，则会出现前一种情况。
编写这本当代学术史，在内容和方法上有一些限定。首先，它只涉及人文地理学，理由有若干条，而最重要的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两者之间的主要联系只是在科研技术和研究方法上类似，而这些东西与其它学科也同样类似，所以仅仅凭这些东西不足以结成一门自成一统的学科(因子生态系的情况又如何?)。另外，就我个人的能力所及和个人兴趣来讲，完全在人文地理方面。虽然我学过自然地理，也同自然地理学家一道工作过，并且受过自然地理学的启发，但尚不能胜任撰写它的学术史。最后，本书所讨论的人文地理学，主要是北美，特别是美国发展的，所讨论的地理学家也同样。没有什么如英国大学所理解的自然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即使不是各自独立的，也是彼此分立的学科。本书通篇使用的“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
第二个限定是文化。本书的主题是关于英美人文地理学。所讨论的大多数研究工作出自美国和英国，也有一些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学者所做，而世界其余地区的研究工作，则大致从略。(瑞典有些例外，那里同英美的学术联系十分密切，且瑞典地理学研究成果多以英文发表。)这种学术上的狭隘主义一部分来自个人语言方面的不足。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排他性的决定。近几十年来，英美与德法两方面在人文地理学上接触很少，所以集中谈英美的情况并不算是犯了一个割裂整体性的大错误。
最后，是时间的限定，因为本书关注的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十年间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另外，也有个人能力所及的问题，因为我从事地理科学的工作仅20年。二战是许多方面的历史的分水岭，不仅仅是学术的实际工作；许许多多目前讲授的人文地理学方法论与哲学，也是二战之后出现的。
所以，本书是一部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我并不指望它是一部客观的历史，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书中的内容体现着主观评判：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是主观的，组织方式也是主观的。然而，尽管本书是非客观的(也没有打算这样做)，却是中立的。我并没有讲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想故意暗示过去写过的东西(虽然有些是可以识别出的)。书中没有评论，只有—些我认为精华特色的复述。
有意保持中立性(即依据别人的撰述)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书中长的引文很少，大多是短的。对不少观点要做必要的解读或阐述，在这种情况下会不自觉地改变原文的侧重点。我的目标是要报导别人写作的内容，如第二至第六章的内容完全是来自发表的东西，不利用私人回忆(如果能汇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它们也还是有价值的)。这样做的结果会成为一个冗长的文献目录。对某些作者的东西附有人们的评论，以便于利用他们的成果。我自己则会指明本书所依据的文献材料。
在文献注释方面，我不想只简单地列一份各种观点的年表。同样，在叙述英美人文地理学内容的转变时，我试图解释特定问题被讨论、实践的原因，以及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欲做的这种“解释”不会是中立的，所以处理的方法是书中写书。外层的书是指第一、第七章，里层的书是第二至第六章，前者是主观设定，采用科学史学者们建立的模式。后者则为中性的叙述。里层书可以脱离外层书独立阅读。第七章则是对前面所有章节总结。
外层书所提供的分析井非是观念论的(此概念的含义与第五章的用法相同)，在解释哲学与方法论方面的变化时，我是基于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那些当事者本人的观点。模式的建立要参照其他关于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物理科学方面的。在第七章末尾，这个模式又变为稻草人之类的东西。我并不是在人文地理学内使用这个模式的头一个人，所以，我对它的叙述、批评以及替换只是向撰写地理学(或许还有其他社会科学)史这项总的事业尽一份力量。
编写“当代史”的一个问题是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可用的新材料不断涌出，而且很可能(如果看出版广告的话，则是肯定的)明天又会有极有用的材料出现，所以一定要在某处停住。至于本书，是截止到1978年年中。不过我也参考了这以后的文献(我有在它们出版之前读到它们的特权)。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它会是自成一期，第七章中已然说明这本书过几年才会进行较大的修订再版。
是马尔科姆·刘易斯设计了这门课程，本书的材料即为其一部分。斯坦·格雷戈里则支持我讲授这门课。他们两位对这个结果均无责任。我感激他们使我有这个机会将那门课转变为一件对我来说是有趣的、有刺激性的工作。各种学生的评价(直接的或间接的)曾有助于我从多种方面对内容进行改进。对此，我亦十分感谢。
一些人帮助我准备写书的材料。我的妻子丽塔始终是各方面的得力助手，她所做的不仅是两番阅读全部底稿，并提出不少建议。其次是沃尔持·弗里曼，他读了全部底稿，并拿出许多时间讨论内容和框架。我对他的关心、友善以及持久的友谊表示深深的谢意。艾伦·海也是同样，阅读了第一稿的全部内容，对许多问题都提出了坦率的、有益的见解。他与W．弗里曼都感到书中没有将我自已和我的见解充分表达出来。我希望他们能理解个中的原因。斯蒂芬·弗兰普顿与希拉·奥特韦尔设计了图表，琼·邓恩则再次帮我将撩草的手稿打印齐整。我感谢他们所有的人。
我在第一章中清楚地说明，任何个人的学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别人所为(有时是无所为)，学术不是孤岛。近20年来帮助过我的人甚多，但我要特别感谢珀西·克罗、沃尔特·弗里曼、巴兹尔·约翰逊、默里·威尔逊、巴里·约翰斯顿、迈克尔·怀斯、斯坦·格雷戈里和罗恩·沃特斯。
1978年秋
第四版序言
本书的前三版大约都是间隔4年，对这第四版的准备则提前了一些时间(大约6个月，或12.5％)。着急的原因主要是英美人文地理学家高质量成果的持续大量发表，尤其是地理学家们的不同观点的热烈争论。自3年半以前第三版的出版到现在，发表的新材料简直太多了，这需要对本书的某些部分进行改写，并增加一些章节。在短时期内，有大批著作编辑出版，如《美国的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视野》、《人文地理学之再建》、《人文地理学之再塑》以及《人文地理学的力量》等都证明地理学的兴旺，同时也要求修订面向地理专业学生的概述本学科“当代史”的书。
本书的基本组织框架没有改变，内容只是增补了新近的发展。然而，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由于对学科问题的讨论持续不断，原先各章的组织排列出现一些时间上的紊乱。因此决定增加章的数目，以便单独清楚地处理彼此有别的问题。所以现在的这本书比原来多了两章，希望能提供一个更清晰的结构来安排各类讨论。
第二版序言回答了一些对本书的批评意见——应包括什么和不应包括什么，对材料如何组织。第三版序言只简短地提到对材料的持续使用，尤其是对材料的解释。类似的批评又曾出现(主要的有斯托达特，1987)，但这里不再做具体的答复。不过，在我的《环境问题》(1989b)一书的序言中则继续对问题做了讨论。
在对本书做又一次修订时，我要感谢那些阅读本书，对本书提出有价值的评论的人(尤其是罗宾·弗劳尔迪)，感谢那些不断引用本书，并向学生及其他购买者推荐本书的人。像往常一样，我最为感谢丽塔·约翰斯顿，这不只是因为她劝我要学习电脑写作程序。
R．J．约翰斯顿
1990年4月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第一章　地理学的学科性质
学术活动：职业结构 学术研究的环境 外部环境 科学的三种类别 结论
第二章　背景
近代时期的地理学 探险 环境决定论与可能论 区域与区域地理学 结论
第三章　系统性研究的增强和“科学方法”的采用
舍费尔的文章及其反应 美国系统地理学的发展 人文地理学中的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的传播 跨越大西洋的转换 相对未涉及到的领域 结论
第四章　寻找焦点
空间差异与空间体系 空间理论 反对空间分离主义 系统 向前发展 结论
第五章　行为地理学
向一个更积极、更行为化的空间科学发展 对行为地理学的探讨 继续进展
第六章　人本主义地理学
文化的和历史的行为地理学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与人本主义研究　实践中的文化地理学与人本主义 地理学 结论
第七章　应用地理学与关联性的争论
学院式地理学的醒悟和幻灭 关联什么?为谁关联? 　自由派的贡献 地理学家和政策 变化着的背景与应用地理学
第八章　激进派
激进主义的起源 现实主义的应用　地方性、结构性及“新区域地理学” 关于激进派的讨论
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的辩论 结论
第九章　评价
人文地理学家和学科发展模式 地理学及其环境　人文地理学：范式，或研究纲领，或……? 未来?
参考文献
人名对照表
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
第一版到第四版前言、第一章由唐晓峰翻译；第二章由张大卫翻译；第三章由张纬、钱志江翻译；第四、五、六章由唐晓峰、包森铭翻译；第七、九章由李平翻译；第八章由叶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