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资料，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未开化人类的“具体性”与“整体性”思维的特点，认为未开化人的具体思维与开化人的抽象思维没有高下之分，而是互相平行发展，各司其职，人类的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即与这两种思维 方式相符。书中涉猎广泛，论述方式别具一格，是一部具有哲学意趣的理论人类学专著。

凭借近二十年的深入田野工作和人类学家的辛辣眼光，作者一层层地呈现了博彩行业、赌博者个体和现代社会基本理念的全景：
·赌博业为不断盈利并掌控消费者，精益求精地研究方方面面细节：机器算法、道路形制、室内灯光、屏幕角度、取款手段、会员追踪技术乃至急救措施……
·背负着生活压力、身心病痛、情感变故的赌博者，为何又如何一步步深陷赌博机营造的迷幻境地不可自拔，哪怕他们就是赌场雇员甚至赌博机设计师；
·一个个原子化现代个体在“全权为自己负责”的无尽重压下，面对购物、运动、聊天、刷剧、烟酒、药物、加班等万事万物时，都可能无力抵抗诱惑，而戒赌的方法和陷入赌瘾的途径，乃是同一条路……

As socialist regimes crumbled across Eastern Europe and statues of their leaders were dismantled, another pattern arose in the former Iron Curtain nations: the bodies of political leaders, revolutionary heroes, artists, and other luminaries were taken from their graves to be reinterred - and in many cases, repatriated - in new, symbolically charged locations. What forces inspired these exhumations of long-dead spirits of Eastern Europe's past, from composer Bela Bartok's New York-Budapest journey to evictions of a group of Romanian communist leaders from their exalted mausoleums to a scattering of humble graveyards? What are the effects for the living of removing the bones of the dead from their resting places for ceremonial - or unceremonious - reburial? In this book, anthrolopogist Katherine Verdery explores Eastern Europe'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cred, symbolic ways that nations and cultures redefine themselves when new political orders are installed.

Like many people in America and around the world, Talal Asad experienced the events of September 11, 2001, largely through the media and the emotional response of others. For many non-Muslims, "the suicide bomber" quickly became the icon of "an Islamic culture of death"& mdash;a conceptual leap that struck Asad as problematic. Is there a "religiously-motivated terrorism?" If so, how does it differ from other cruelties? What makes its motivation "religious"? Where does it stand in relation to other forms of collective violence?Drawing on his extensive scholarship in the study of secular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as well as hi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Asad questions Western assumptions regarding death and killing. He scrutinizes the idea of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claim that "Islamic jihadism" is the essence of modern terror, and the arguments put forward by liberals to justify war in our time. He critically engages with a range of explanations of suicide terrorism, exploring many writer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motives of perpetrators. In conclusion, Asad examines our emotional response to suicide (including suicide terrorism) and the horror it invokes.On Suicide Bombingis an original and provocative analysis critiquing the work of intellectuals from both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hough fighting evil is an old concept, it has found new and disturbing expressions in our contemporary "war on terror." For Asad, it is critical that we remain aware of the forces shaping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is mode of violence, and by questioning our assumptions about morally good and morally evil ways of killing, he illuminates the fragile contradictions that are a part of our modern subjectivity.

An examination of dating app culture in China, across user demographics—straight women, straight men, queer women, and queer men.

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对抗充满了欺骗——无权者假装恭敬有礼，有权者则故意夸大他们的名望与掌控能力。如果仅接受这些表面价值，我们将无法把握权力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紧张和内在可能性。

通过考察世界各地文学、历史学、政治文化中的实例，著名政治学、人类学者詹姆斯· C. 斯科特深入探讨了支配者与从属群体的公开剧本及潜隐剧本之间的联系、区别和界限。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有权者与无权者会心照不宣地在公开互动中合作共谋，这使得公开剧本往往带有程式化和仪式化的色彩。相对地，任何从属群体都会在其苦难之中创造出特定的潜隐剧本，这些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与实践代表着他们对支配者的某种权力批判。与此同时，有权者亦会发展出他们的潜隐剧本，即那些使其统治得以维系但又不能公开承认的措施和观点。

斯科特指出，在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之间最具分歧的地方，话语和权力关系会得到最为显著的表露；两者的交界之处，则是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重要地带。这部里程碑式著作，将修正我们对从属、抵抗、霸权、民间文化和反叛背后的各种观念的理解，并为权力关系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本书作者布鲁诺·拉图尔是科学知识社会的领军人物之一、巴黎学派的代表者。在这部著作中，拉图尔试图发现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该书以重新理解科学实践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为目的，利用大量来自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学科的轶闻趣味、案例研究和实际例证，向我们详细描述了那些能够在追随科学家左右、跟随科学家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规则。为了消除人们以往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制造的分裂，以便形成一种新的联合，本书给予非人类因素以关键的位置。人们完全可以把本书当作一部有关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一般性入门读物和典型的研究实际来阅读。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的重要代表作，在工业社会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作者布若威运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力图通过对工作现场的呈现来阐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框架。“为什么工人这么努力地工作？”布若威的研究揭示出恰恰是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二者的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的运作是“制造同意”的两大重要机制。

这本书主要翻译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重要作品《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重要的部分，以及研究《新约》空间基础结构的《福音书中圣的传奇地形学》的结论部分。

《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是一本颠覆发展理念的著作。作者埃斯科瓦尔在发展领域以专家与学者的身份工作多年，对发展的概念起源、所涉领域、工作方法知之甚详。就此而言，他是发展的“局内人”，但本书是从外在的、审视的、话语的角度重新诠释发展，试图探索前行的另一条通道。
该书质疑了发展，认为发展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殖民话语类似，都通过建立某套话语体系，剥夺了其他途径、其他思维方式出现和延伸的可能。该书质疑了发展工作者，他们耗费了巨额资金而民众的痛苦并未得到缓解。该书质疑了发达国家设立的形形色色的发展机构，它们提供的大量贷款，恶化了民众的生存状况，而为外来专家提供了优渥的薪金。就作者来看，对发展主义的抵制无异于一场重获文明尊严的奋争。而该书，也正是这种奋争之一。
这是一本极具震撼力的原创性著作，涵盖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话题。其最大优点在于并不将发展视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常识性手段，而是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计划。发展是一个陌生事物，它的出现并非自然而然。在关乎发展、现代性话语及全球不平等关系的讨论中，本书将是一本被广泛讨论和引用的主要著作。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何以在二战后成为亚非拉仿效的榜样？战后的发展话语如何创造了所谓的第三世界？为解答这些问题，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揭示了发展政策如何成为不逊于殖民政策的控制机制，二者产生的作用同样深入而有效。发展机器制造的分类方式强大而有力，形塑了人们的思维，甚至鲜有对它的批判，而与此同时，贫穷和饥饿却普遍存在。但“发展”的根本从未被撼动，直至20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分析社会现实表征的方法才被用以分析第三世界。在本书中，埃斯科瓦尔采用了这些新方法，对发展话语和实践进行了近乎挑衅的分析，并以讨论后发展时代的其他可能前景作为全书的结尾。
任何有兴趣重新审视既有“发展”观的人，甚至从未质疑过“发展”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经济主义的发展存在固有的问题，西方帝国主义对有悠久传统的文明进行了干预。所有意欲认真思考这两种现象的人都能从本书中获得启迪。
——洛德斯·贝内丽亚（Lourdes Benería）
埃斯科瓦尔认识到，对发展主义的抵制无异于一场重获文明尊严的奋争。这些文明已经成为试验对象，接受整套手术之后就会牺牲。它们或被送入博物馆，或被送至大学做解剖分析。对后发展时代进行构想，所代表的不仅是对隐蔽的统治结构进行抵制，也意味着赋予蛮荒世界本应拥有的权力，让其自行设计未来。对于这样一种开放的前景，埃斯科瓦尔似乎愿意冒险一试。
——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

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 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美国医学人类学会新千年图书奖
★这是一本关于时间和死亡的书籍。由官僚制度、言语辞令、机械设备及程序步骤定义了的美国医院，组织安排了医院围墙里的时间和死亡，创造出一种新的现实——被带进生命的死亡。这也是一本关于医院文化的书籍。这种文化在医院关于死亡的深刻内在矛盾中居主导地位，迫使患者、家庭、医护人员不得不做出似乎不可能的选择， 并引发一场全美上下轰轰烈烈的关于“死亡问题”的讨论。本书描绘了患者走进和穿越生死之间，被称之为灰色地带的旅程，以及围绕着这一旅程的文化现象。本书通过还原医护人员、入住医院的重症患者以及必须决定治疗方案的患者家属的亲身经历，探索美国医院如何形塑其围墙里所发生的死亡，也探索这种格局得以建立的社会根源。
★这是一种彰显勇气和服务公众的行为。——《旧金山纪事报》
★通过27段叙述，（考夫曼）以惊人的准确性和细节描述了死亡临近时患者、家属、医生、护士和医院所共同参与的、一支复杂且经常是麻烦重重的舞蹈……
作为一个花大量时间参与重症监护室临终讨论的人，我发现这些叙述真实，而且非常熟悉……对于愿意审视自己在患者临终时进行的医疗护理行为的医生来说，这些故事将会证明是很有启发性的。
——保罗·巴斯克姆 医学博士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
★读这本书就像是在倾听美国医生在照顾濒危患者及其家属时进行的对话，以及他们面对的问题；就像是面临着那些没有人——即使是有生前嘱托的人——能够真正计划好的、悲伤的选择。莎伦·考夫曼生动地描述了那些悲伤的场景。或者更现实的是，待我们当中那些必须死在医院里的人，等到的是开启被现代技术改造和拉伸的“死亡过程”，这些无人能掌控。
——霍华德·斯皮罗 医学博士 耶鲁大学医学院
★这是一段引人入胜的陈述，讲述了人们如何结束他们的生命，以及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做些什么来缓解他们最后这段行程的痛苦……我高度推荐这本书。对于美国医院对如何形塑死亡一事，这是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经过缜密调研的、出色的、很接地气的作品……我感谢考夫曼博士，为她的勇气和对患者、患者家属及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敏感性。
——琼·赫曼 《肿瘤学时报 》
★考夫曼本可以通过更加晦涩的叙述让写这本书少一些痛苦……。她本可以通过提取热点问题并过度简化使它们更加耸人听闻……。但是她没有。她的语句清晰直接……。这使得《生死有时》一书成为了一种彰显勇气和服务公众的行为。现在，政策制定者们，医疗机构，和个体读者将无处躲藏。
——威廉·S.·考文斯基 《旧金山纪事报》
★本书出色地，及时地解释了美国社会人们为什么死亡或者被维持活着状态……读完本书，你会感到，尽管未来尚未可知，你至少对不可避免的未来有了更多的了解，或许也更有能力应对它。
——《今日美国》
考夫曼在医学和人性之间，在‘坚持’和‘放手’之间，在疾病和终止生命之间划定了艰难的界限……。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见证，见证了我们如何管理死亡及其意义。对于专业人员和普通读者而言这都是一本必读书。
★——托马斯·林奇 《殡葬人手记》 和《动与静的身体》作者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

本书基于丰富的田野材料，对湖南省一个汉族村落的历史及村民生命史予以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作者认为，与梁漱溟、费孝通所说的传统乡村社会的“伦理本位”与“差序格局”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核心家庭本位”和“工具性圈层格局”的特征。主要如：乡村的纵向与横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共变；乡村社会不再是费孝通所描述的“熟人社会”，而是融入了大量陌生社会行为规则的社会（尽管村民间仍是熟人）；村民以“己”为中心，一圈圈往外“推”展其关系时，“推”的核心依据不再是“伦常”，而是工具性的有用性，以致形成了“工具性圈层格局”；财产关系理性化说明村民不再如梁漱溟所说的依据“伦理本位”而有“共财之义”；向往不劳而获的劳动观和财富观说明村民人生观已转向“向外用力”。这些论断，都将前人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
针对中国乡村研究两种观点——“革命—再革命—告别革命”、当代乡村社会基础是“无公德的个人”及不管昨日和明天只顾今日的人，本书以大量的经验叙述为基础，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乡村社会传统在革命中既未完全中断、也非完全延续，革命在纵向社会结构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典型过程是“翻身”），但在横向社会结构上则延续了传统，村民并没有将“阶级认同”作为处理与其他村民关系的核心标准。该书还论证在当代乡村社会中，虽然个人主义确实开始急剧膨胀，但绝非毫无底线地变成了“无功德的个人”状态，而是在核心家庭内部仍然基本完整地保持着情感主义至上取向，在核心家庭以外则既有个人主义的一面，也有情感主义的一面。在社会心态上，虚无的一面开始困扰村民，但村民亦尚远非陷入深度虚无、只管今日不管昨天和明天，而是也有关注历史的、意义连续的一面。

本书描述了麦当劳在东亚五大城市：台北、香港、北京、东京、首尔，如何融入当地文化的成功经验。在跨国经营的背后，麦当劳其实十分重视文化差异这件事。麦当劳董事长詹姆士·坎特洛普曾说过，麦当劳的目标是“尽可能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除了在各地积极举办各种社区活动外，当日本人觉得正餐一定要吃饭才吃得饱，又想吃烧烤的料理时，东京的麦当劳就从善如流，开始卖咖哩饭和照烧猪肉堡。在香港人的认知中，笑脸迎人必有诈，麦当劳就调整当地员工教育训练的方式，不去强调麦当劳一贯的微笑式服务。总之，麦当劳会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在经营方式上做调整。

天上下雨地上滑，
各人摔倒各人爬。
亲戚朋友扶一把，
酒换酒来茶换茶。
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得主 文化人类学教授 阎云翔 成名之作
生育、婚礼、拜寿、丧礼；定情、求助、付酬、拍马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逃不开礼物交换。
从每个家庭都有的“礼单”出发，
一路洞察“人情”与“面子”，处于关系网络中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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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根据其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专著，主要关注了人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经典的研究问题，即礼物交换。作者在黑龙江省一个农村生活了七年，并为撰写本书又两度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阎云翔在更新了传统人类学关于该问题的经典解释理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制度化”的特点，并探讨了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

《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不是一般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导论书，而是以作者过去几十年的田野研究与人生经验为基础，对人类学这门外来知识所作的全面回顾与反省。因此，《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充满着一个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对这门学问的憧憬、热忱、执着、质疑与创造等心路历程，更满怀着对于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人的未来之关怀与期盼。希望读者不仅能从此书了解人类学对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有趣而生动，却又广泛而深入的知识内涵，更能体会人类学特有的全人类社会文化的整体视野、被研究者及比较的观点、处处可见的反省与挑战已有理论知识及研究者已身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偏见之观照，而有所创新的反思性。因此这也是一本以人为出发点，综合人类学导论、人类学史、人类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田野研究经验与成果的综合著作。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s fun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more than 1,500 schools worldwide since their debut in 2004. A centerpiece of China’s soft power policy, they represent an effort to smooth China’s path to superpower status by enhancing its global appeal. Yet Confucius Institutes have given rise to voluble and contentious public debate in host countries, where they have been both welcomed as a source of educational funding and feared as spy outposts, neocolonial incursions, and obstructions to academic freedom. China in the World turns an anthropological lens on this most visible, ubiquitous, and controversial globalization project in an effort to provide fresh insight into China’s shifting place in the world.
Author Jennifer Hubbert takes the study of soft power policy into the classroom, offering an anthropological intervention into a subject that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methods and analys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e argues that concerns about Confucius Institutes reflect broader debates over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and ultimately about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Examining the production of soft power policy in situ allows us to move beyond program intentions to see how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actually understood and experienced in day-to-day classroom interactions. By assessing the perspectives of participants and exploring the complex ways in which students, teachers, parents, and program administrators interpre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urriculum, she highlights significant gaps between China’s soft power policy inten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those policies in practice.
China in the World brings original, long-term ethnographic research to bear on how representations of and knowledge about China are constructed, consumed, and articulated in encounters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rograms themselves. It moves a controversial topic beyond the realm of policy making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olicy is implemented, engaged, and contested by a multitude of stakeholders and actors. It provides new insight into how policy actually works, showing that it takes more than financial wherewithal and official resolve to turn cultural presence into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