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ognition" has become a veritable keyword of our time, but its relation to economic "redistribution" remains untheorized. This volume remedies the lacuna by staging a debate between two philosophers, one North American, the other European, who hold different views of the matter. Highly attuned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the exchange between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constitutes a rigorous dialogue on moral philosophy, social theory, and the best way to conceptualize capitalist society.

Like many people in America and around the world, Talal Asad experienced the events of September 11, 2001, largely through the media and the emotional response of others. For many non-Muslims, "the suicide bomber" quickly became the icon of "an Islamic culture of death"& mdash;a conceptual leap that struck Asad as problematic. Is there a "religiously-motivated terrorism?" If so, how does it differ from other cruelties? What makes its motivation "religious"? Where does it stand in relation to other forms of collective violence?Drawing on his extensive scholarship in the study of secular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as well as hi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Asad questions Western assumptions regarding death and killing. He scrutinizes the idea of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claim that "Islamic jihadism" is the essence of modern terror, and the arguments put forward by liberals to justify war in our time. He critically engages with a range of explanations of suicide terrorism, exploring many writer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motives of perpetrators. In conclusion, Asad examines our emotional response to suicide (including suicide terrorism) and the horror it invokes.On Suicide Bombingis an original and provocative analysis critiquing the work of intellectuals from both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hough fighting evil is an old concept, it has found new and disturbing expressions in our contemporary "war on terror." For Asad, it is critical that we remain aware of the forces shaping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is mode of violence, and by questioning our assumptions about morally good and morally evil ways of killing, he illuminates the fragile contradictions that are a part of our modern subjectivity.

罗蒂追述20世纪60年代以前老左派的思想成就，评点60年代至今文化左派的功过得失，他指出，为了“筑就我们的国家”，追求美国的建国理想，知识分子应做出更为脚踏实地的努力。
本书源于罗蒂1997年所作的“麦西美国文明史系列讲座”。书中的罗蒂自始至终慷慨激昂、充满自信，他旨在激励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内事条，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热情，从而恢复美国文化生活的平衡。

Populism is a central concept in the current media debates about politics and elections. However, like most political buzzwords, the term often floats from one meaning to another, and both social scientists and journalists use it to denote diverse phenomena. What is populism really? Who are the populist leaders? An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ism and democracy? This book answers these questions in a simple and persuasive way, offering a swift guide to popu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era Kaltwasser present populism as an ideology that divides society into two antagonistic camps, the "pure people" versus the "corrupt elite," and that privileges the general will of the people above all else. They illustrate the practical power of this ideology through a survey of representative populist movements of the modern era: European right-wing parties, left-wing presiden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Tea Part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s delve into the ambivalent personalities of charismatic populist leaders such as Juan Domingo Péron, H. Ross Perot, Jean-Marie le Pen, Silvio Berlusconi, and Hugo Chávez. If the strong male leader embodies the mainstream form of populism, many resolute women, such as Eva Péron, Pauline Hanson, and Sarah Palin, have also succeeded in building a populist status, often by exploiting gendered notions of society.
Although populism is ultimately part of democracy, populist movements constitute an increasing challenge to democratic politics. Comparing political trends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compelling book debates what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this challenge could be, as it turns the spotlight on the bewildering effect of populism on today's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他是柏林，以自謙、開放態度探詢真理
不宥於理論框架，聚焦具體存在的自由主義者
每個時代，都有人們讓拋頭顱、灑熱血地追求、支持自己認同的理想或價值，歷史因此一頁一頁地厚實，現今社會的樣貌也在過程中逐漸明晰。
從古到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文化等領域多次為此翻轉，而人人追求的價值是否有同樣的方向、內涵，則往往是爭議與衝突的起點。對此，提倡價值多元論的柏林，認為單一價值其實有內在多元性。柏林在知名的〈自由的兩種概念〉裡，就指出「自由」有兩種，一個消極，為不受外力干涉的狀態；一個積極，重點在於自主、做自己的主人。
像這樣對單一價值解釋的不同，柏林認為這是使得馬克思本人並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馬克斯自身視以經濟觀點書寫歷史的角度為一種科學方法，但這方法卻被人詮釋為與人類歷史本質相關的形上價值，蛻變為非馬克思本人意欲的「馬克思主義」，並成為其支持者手中支持權威或極權統治的論述。
講求包容、多元論的柏林點醒我們，當一種價值的解釋唯全人類獨尊，它勢必要犧牲其他解釋的選擇、偏離原有的樣貌。人們如何在善用積極自由去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時，顧及不受他人侵犯的消極自由，是永恆的問題，而唯有「包容」這個難有最終、最好、唯一安排的世界，人們才能有追求各種價值的自由。
本書特色
1、輕──開本尺寸精小，便於攜帶閱讀。
2、不沉重──分量適中，適合社會大眾、高中生、大學生閱讀。
3、重要作者──由海內外專家學者費時數年撰寫，並通過嚴謹審查。
4、便於理解──以簡單易懂的文字，深入淺出介紹當代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理論與重要觀念。
5、切合時事──內容貼近當代社會，以展望未來之姿回顧經典人物與議題，提供反思與對話。
6、展望──期待這系列書能作為橋梁，串連深刻思想、觀念與普羅大眾。

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得到了卢梭研究专家和政治哲学学者的一致好评，是目前英语世界最好的卢梭研究著作之一。首先，作者论述了蕴含在卢梭著作中的根本原则“人的自然善好”到底是何含义；其次，作者指出了，卢梭为证明“人的自然善好”所给出的内省层面的以及心理学层面的论证，为说明“恶是从何而来的”而给出的历史的论证，以及为说明“是社会使人变坏”所给出的社会层面的的论证；最后，作者谈讨了卢梭对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把重点放在了对《社会契约论》的讨论上，解决了由来已久的所谓卢梭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矛盾的问题。

简介：
迈克尔·沃尔泽(1937—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政治哲学家,复合平等的倡导者,以对分配正义的研究著名。 《正义诸领域》是从分配的角度对正义所做的研究。作者认为,在任何社会,正义存在于社会诸善的分配之中。不同的物品应有不同的分配原则。作者归纳与证明了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这就是市场交换、需要与应得。不同的物品应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这便是作者所说的多元的正义、复合的平等。
导读：
这是一部将哲学与社会政策联系起来的著作,而且,其论述方式是迷人的和富有成效的。
——丹尼尔·贝尔
这本才华横溢的书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正义概念……沃尔泽对我们所交换和渴望得到的物品的敏锐而富有洞见的考察,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对分配正义所做的最重要的阐释之一。《正义诸领域》应当而且必将使对分配正义的辩论变得超越所有现有认识。
——查尔斯·泰勒
这是一本令人着迷的重要著作:沃尔泽提出了一种新的复杂的平等理论,并通过纵观历史与现实中异常丰富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安排来支持他的理论。
——朱迪斯·雅维思·汤普森
何为平等?何为正义?什么样的社会称得上是公正的社会?沃尔泽教授以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方式重视审视了这些问题,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和富有说服力的平等理论。本书充满洞见,处处显现出一个人文学者对于人类处境的深切关注,而作者清晰有力的哲学论证更令我们对社会公正问题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中国政治大学教授 梁治平
中 文 版 序
迈克·沃尔泽
我非常高兴看到《正义诸领域》被翻译成中文,并希望这本书能够对在中国必将日益热烈的有关分配正义的辩论有所助益。经济改革及其所带来的新的不平等使哲学反思不可或缺。事实上,在全世界,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这个政治与经济进程纠缠在一起的网络正在制造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因此,有关正义的辩论确实日甚一日地重要起来。
“复合平等”的论点在我看来,仍然像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写这本书时一样具有说服力。我希望在中国背景中,继而在全球背景中,思考复合平等,将会使事实比一九八三年显得(甚至)更加明显——我并非在像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宣扬某种道德相对主义。《正义诸领域》在美国和英国思想性和专业性杂志中引发的相对主义争论,大都使我感到不愉快;我参与其中是不情愿的,因为我真正想写的是社会诸善具体的和日常的分配,而不是重大的抽象的哲学问题。那些例子是这本书的灵魂;而使用它们,即艰难地对它们进行条分缕析的目的决不是要捍卫一种极受约束的相对主义观点——即支配特定物品的分配的标准是,而且应当是,与那些物品在分配和获得它们的人们的生活中的意义有关的。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在当时,而且直至今天,是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命题。它考虑到不同文化和国家中不同分配安排的合法性,但它本身却是普适的;它的用意是防范各种无时无处都制造最危险的不平等的各种(基于财富或权力或出身与血统的)暴政。除了承认这两种价值能够在不同的时空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实际上也已经得到实现以外,我“为多元主义和平等辩”不带任何相对主义色彩。(我也想承认可能存在着大一统的等级制社会——尽管这些社会在社会科学虚构中远比在现实世界中更可能出现——以至于多元主义和平等都不可能在这些社会中实现。)
另外两种对《正义诸领域》的论点的批评或忧虑在我看来更为严重,并且也可能更令本书的新读者感兴趣。第一种批评质疑了我对各种人类才能所表达出的乐观态度和才能在人群中传播的方式。我认为,人们擅长于不同的事物,而且有许多不同的事物供人们去精通,因此,只要各分配过程的自治得到尊重,一系列广泛的才能将产生一系列广泛的分配。不同的人将开始拥有不同的物品;没有人会在每个地方都取得成功。
但如果确实存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或至少在他们的社会所重视的所有方面都极具才干的人,那情况又会怎样呢?而如果确实还有另外一些对任何领域都不擅长的人——他们不能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或在工作中表现得胜任,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在政治领域中进行有说服力的辩论,他们没有特殊的体能,他们在家庭里没有表达爱和关心的能力,没有精神上的敏感性,那情况又会怎样呢?我的观点是,毫无疑问,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些看起来像那样的人,但我并不相信他们实际上确实是那样的人。当代被社会大量排除在外的人,新下层阶级,日益增多的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不能被看作人类不平等的证据。相反,如果人们在每个领域都失败了,我们就应该把这看作一种不能把各领域分开并保持它们自治的系统性失败的一个标志:某种才能或某一组才能,某种善或某一组善,支配着所有其他的才能或善。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种支配局面,我们就会看到新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先前消极的、不讨人喜欢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人——突然在意想不到的方面有所擅长并一举成名,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取得领导地位。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打的赌;而且,我仍然打这个赌。它是一种平等主义政治必要的赌注。
第二种批评或忧虑集中在复合平等中国家的地位和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上。在本书中,我赋予政治权力双重地位。一方面,它与其他社会物品一样是一种社会善,有它自己的意义(我描述并捍卫了它在民主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并且有它自己的分配机构和标准;像其他物品一样,它通常是一种值得拥有的好东西,但像其他物品一样,它也被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重视,一些人猛烈地追逐它,而另一些人则对它漠不关心或相对不关心。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现在国家中是维护、修订和捍卫所有分配领域的边界的必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能够对它无动于衷。正如托洛茨基对辩证法进行论述时所说的:如果你不对政治感兴趣,政治就对你感兴趣。
我可能对权力的第二方面论述得不够。当然,这两方面并非不一致。当我们民主地分配权力时,我们大概是在反映它的可能用途并寻找将会很好地使用它的人。虽然如此,达到并维护复合平等,要求权力的恰当使用,这个事实使权力成为与所有其他善不同的一种善。国家预防任何其他社会善的暴政,但预防国家暴政的又是什么呢?答案在于宪政、有限政府、一个致力于捍卫所有社会物品的自治并能够捍卫所有社会物品的自治的——而我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做出充分的论证——有能力的参与性的公民整体。我应当考虑到它们对当下的中国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并且,我希望复合平等的这个方面被中国的读者们继续研究下去并详细予以阐述。
我同样没有充分强调的是,不论必要的限制是什么,我们同样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国家权力的价值可以通过历史的和当代的例子来阐明。我们可以思考国家官员如何在现代早期运用他们的权力破坏基于出身和血统的旧贵族制(而只保留其社会地位)的政治地位。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思考它们在二十世纪是如何运用它们的权力为市场的帝国主义行径设定限制条件的。我承认,在这两种情况下——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欧洲的君主专制主义与我们自己时代的极权主义,在各领域间划定或重新划定边界的必要工作造成国家权力超越它自己的正当边界而扩张。因此,国家必须回到它正当的领域中。但这仍然是政治工作,而它的成就依赖于致力于复合平等的在国家中掌权的人。
当然,复合平等也必须从所有领域内部来捍卫:通过工会抵制资本的暴政;通过教师坚持他们学校的独立性,拒绝服务于狭义的政治(或宗教)目的;通过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寻找帮助他们最脆弱的病人的途径;通过福利制度避免使人们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或者免除被市场原则左右的命运。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是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最后诉诸的机构,无论何时,只要各领域内部的努力失败了,国家就介入其中,而且常常如此。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我更喜欢一种高度多元化的和非中央集权的政治,即《正义诸领域》所要求的,我也仍然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强权国家和对民主公民资格的强烈理解有着坚定的立场。
全球化有一天必将要求,也许它已经要求,国际服务机构来保卫不同的分配领域。但我怀疑这仍然将是现有国家要做的工作。它今天所采取的形式是这样的:国家必须为全球市场对它的公民们的影响设定界限;它必须保卫它自己的福利、教育和政治过程的自治。我说这些的意思并不是赞成政治孤立主义或经济孤立主义;我所提倡的防卫要求参与全球经济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它将常常使跨越国界的合作成为必然。我只是想论证,复合平等不会在全球帝国主义化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就像它不能在一个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生存下来一样。正如论证多元主义和平等的论点意味着在国家中需要有差异一样,在整个世界也需要有差异。
二○○○年七月
序 言
平等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宜于背叛的理想。献身于它的男人和女人,一旦组织起争取平等的运动并在他们中间分配权力、职位和影响力,就背叛了它,或者似乎背叛了它。有记得所有成员名字的行政秘书,有用高超技巧对付记者的新闻专员,还有不知疲倦地周游地方分部“打基础”的受欢迎的演说家。这些人既是不可缺少的,又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要胜过他们的伙伴。他们是叛徒吗?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
平等的吸引力并不能由它的字面意思来解释。生活在独裁或寡头统治的国家里,我们可能梦想一个分享权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精确地享有同样份额的权力。但我们知道,这种平等捱不到新成员的初次聚会结束。有的人将被选为主席;有的人将会做雄辩的演讲来劝我们都服从他的领导。在聚会这一天结束时,我们便开始被区分开来了——这就是会议的目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能梦想一个每个人的钱都一样多的社会。但我们知道,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平均分配的钱不到周末就会被不平等地再分配了。一些人将把钱存起来,一些人将把钱用于投资,而还有人将把钱花了(他们将通过不同方式花钱)。钱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各种各样的活动成为可能;如果钱不存在,物物交换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只不过稍微慢点罢了。生活在封建国家,我们可能梦想一个所有人都平等地得到荣耀和尊敬的社会。但是,即使我们能给每一个人相同的头衔,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否认——事实上,我们也愿意承认——许多种类不同、程度不同的技能、力量、智慧、勇气、仁慈、精力和风度把每个人区别开了。
我们当中许多献身于平等的人也不会满意于有必要维持它的字面意思的政权的:国家就像普罗克汝忒斯之床一样强求平等。“平等主义,”弗兰克·帕金写道,
要求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在其中,国家能够频繁地遏制那些凭借他们的技术、教育或个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和职业团体,否则,他们可能……索要社会报酬的一个不相称的份额。遏制这种团体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给他们进行政治组织的权利。
这一评论来自支持平等的人,反对平等的人甚至更迅速地认为平等所需要的压制以及可能产生的单调和可怕的顺从。他们说,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将是一个假象充斥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事实上并不一样的人将被迫显得和做的好像他们是一样的似的。并且,这种假象将会必须由假装实际上并不在其中的精英或先锋队去强制推行。这并不是一个诱人的前景。
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平等。有一些平等主义者采纳了帕金的观点并与政治压制媾和,但他们的平等是一个可怕的信条,它只要为人们所了解就不可能吸引许多信徒。甚至那些我可称之为“简单平等”的拥护者的脑海中也不会是一个拉平的墨守成规的社会。但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如果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平等又意味着什么?追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并不是我的直接目的:在什么方面我们是彼此平等的?并且,因为什么特征我们在那些方面是平等的?整本书是对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的一种详尽的回答;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我并不知道,尽管在最后一章,我将提出一个相关特征。但肯定又不止一个特征:第二个问题用一个一览表来回答要比仅用一个单词或短语回答看起来更为合适。答案与我们承认彼此作为人类与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有关,而且我们承认还有身体、思想、情感、希望,甚至可能还有灵魂,我采纳承认这一假定来作为此书的基础。我们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我们的相同之处也同样明显。那么与这种差异与相似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样的(复杂的)社会安排呢?
平等的根本含义是消极的,平等主义就其起源来说是一种废弃主义政见。它并不在于消灭全部差别,而是消灭特定的一套差别,以及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消灭不同的差别。它的目标总是明确的:贵族特权、资本主义财富、官僚权力、种族或性别优越性。但是,在上述的每一目标中,斗争却几乎都采取同样的方式,关键是一个团体控制其下属的能力。产生平等主义政见的并不是有富有与贫困并存这一事实,而是富者“碾碎穷人的容颜”,把贫穷强加到他们身上,迫使他们恭顺这一事实。类似地,导致民众要求消除社会和政治差别的不是因为存在着贵族与平民或官员与普通公民(无疑也不是不同种族或性别的存在),而是由于贵族对平民、官员对普通公民、掌权者对无权者的所作所为。
屈从的经历——首先是个人屈从的经历——是憧憬平等的原因。反对这种憧憬的人常常宣称平等主义政见生机勃勃的激情是嫉妒和怨恨,而这种激情在每一个屈从团体中都在传染是千真万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激情将塑造其政见:因此,马克思在他早期手稿中所描述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嫉妒纲领罢了。但是,嫉妒和怨恨是一种不畅快的激情,没有人喜欢它们,我认为这么说是准确的:平等主义与其说是这些激情作用的行为结果,倒不如说是一个有意识的尝试,以逃避产生这些激情的条件,或者避免使这些激情变得危险的条件——因为,可以说,有一种嫉妒存在于社会生活表层却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我可能嫉妒邻居的绿手指或者他那深沉的男中音,甚至他赢得我们共同的朋友尊敬的能力,但这些嫉妒没有一种会驱使我组织一场政治运动。
政治平等主义的目标是不受支配的社会。这是冠以平等之名的活生生的愿望:不再需要打躬作揖、谄媚奉承;不再有恐惧的哆嗦;不再有盛气凌人者;不再有主人,不再有奴隶。这不是一种消除所有差别的愿望,我们不需要所有人都一个样子或者拥有同样数量的同一种东西。当没有人占有或控制支配的手段时,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彼此平等的(对所有重要的道德目的和政治目的来说都如此)。但是,支配的手段在不同社会里的构成是不同的。出身与血统、地产、资本、教育、神的恩宠、国家权力——所有这些都在不同时期为一些人支配别人提供了手段。支配往往以某些社会物品(social goods)为中介,尽管经验是个人的,单个人本身却无法决定经验的特征。因此,平等再一次如我们所梦想的那样不需要压制个人。我们必须理解和控制社会物品;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标尺裁剪个人。
我在本书中的目的是描述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一种社会物品充当或能够充当支配的手段。我不会去试图描述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这样一个社会,仅仅描述这样一个社会就已经很艰难了:一个没有普罗克汝忒斯之床的平等主义;一个鲜活开放的平等主义,它不与“平等主义”一词的字面意思相合,而是与这一憧憬的更加丰富的层面相宜;一个与自由相一致的平等主义。同时,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勾画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乌托邦或一个普适的哲学理念,一个平等的社会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正如我试图阐释的,它是一个此时此地的实践可能性,早已扎根在我们对社会物品共享的认识中了。我们共享的认识是:这一憧憬是与其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相关,而不是或并不必然与所有社会环境相关。它与人们如何互相联系以及他们如何用其所造之物以形成彼此关系的特定观念相适合。
我的论点完全是特殊主义的,我不是要宣称我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多大进展。着手哲学事业的一种方法——可能是最初的方法——是走出洞穴,离开城市,攀登山峰,为自己(而绝不是为愚夫愚妇们)塑造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立场。于是,你就可以在局外描述日常生活领域,这样,日常生活领域就失去了它特有的轮廓而呈现出一种一般形态。但我的意思是站在洞穴里,站在城市里,站在地面上来做描述。研究哲学的另一个方法是向其他公民们阐释我们共享的意义世界。正义与和平可以被设想为哲学的人工制品,但一个公正的或平等的社会却不能如此理解,如果这样一个社会并不存在——正如它已经隐藏在我们的观念和范畴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对它有什么具体的了解,也永远无法把它变为现实。
xv为了提出(某一种)平等主义的可能现实,我试图通过当代和历史上的实例、自己所处社会中的分配状况以及与别的社会的比较,来推演出我的论点。分配无法代替戏剧性解释,我也几乎讲不出我想讲的故事:有开头、过程和一个含有寓意的结尾。我的实例都是粗线条的,有时集中在分配机构上,有时集中在程序上,有时集中在标准上,有时又集中在我们分享、分割和交换的物品的用途和意义上。这些例子旨在表明物品自身的力量或毋宁说我们关于物品的观念的力量。我们用头脑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我们用双手创造的社会环境一样,我们创造的独特的世界正适宜于平等主义的解释,再一次声明,不是一个字面意思上的平等主义——我们的观念对它来说太复杂了;但它们确实直接趋向于禁止为支配之目的来使用物品。
我认为,这一禁止的源头与其说是一种关于人的普遍主义观念,倒不如说更是一种关于物品的多元主义观念。因此,在下文中我将模仿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方法,并舍弃了(大部分)由个人权利(也即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观念可能给我的论点带来的便利。若干年前,我论述战争时,是严重依赖权利思想的,因为战争中的正义理论确实能够从两个最基本、最广为承认的人权中产生——并且用最简单的(消极的)方式:生命和自由不受剥夺。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两项权利似乎能解释我们在战争期间最通常做的道义判断,它们真正起到了作用,但在思考分配的正义时,它们的助益却是有限的。我应该主要在关于成员资格和福利的章节中诉诸于它们;但即便在那里,它们也不可能使我们深入到论证的实质上去。通过增加权利来作出的对正义的全面解释或对平等的辩护的努力,不久就会使所增加的权利变得毫无意义。说人们有权拥有我们认为他们有权拥有的任何东西,等于什么也没说。男人们、女人们确实除了生命和自由还有别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源自我们共同的人性,而是来自共享的社会物品观念,它们在特性上是局部的、特殊的。
但是,穆勒的功利原则也不能在关于平等的争论中用做最终的裁决。我认为,“最大意义上的功利”能够以我们喜欢的任何方式发挥作用,但是,古典功利主义看起来似乎为社会物品的分配要求一个协调的方案,一个高度精确的中心计划。并且,虽然这个计划可能产生有点像平等的东西,但它也不会产生我所描述的不受任何支配的平等:因为制定计划的人的权力可能是支配性的。如果我们要尊重社会意义,那么分配就不能与普遍幸福相洽和,也不能与别的什么东西相洽和。只有当社会物品为明晰的“内在”原因而分配时,支配才能被排除。我将在第一章中解释这一意思,然后论证分配的正义不是——而功利主义肯定是——一门整合的科学,而是一种区分的手艺。
而平等只不过是这种手艺的结果——至少对我们来说,它是用手头的材料做成的。因此,在本书的其余章节中,我就试图一个一个地描述那些材料,那些我们制造和分配的物品。我将试图说明安全与福利、金钱、官职、教育、自由时间、政治权力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如果我们免受一切类型的支配,我们可能如何分享、分割和交换它们。
一九八二年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These are dangerous times for democracy. We live in an age of winners and losers, where the odds are stacked in favour of the already fortunate. Stalled social mobility and entrenched inequality give the lie to the promise that "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 And the consequence is a brew of anger and frustration that has fuelled populist protest, with the triumph of Brexit and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Michael J. Sandel argues that to overcome the polarized politics of our time, we must rethink the attitudes toward success and failure that have accompanied globalisation and rising inequality. Sandel highlights the hubris a meritocracy generates among the winners and the harsh judgement it imposes on those left behind. He offers an alternative way of thinking about success - more attentive to the role of luck in human affairs, more conducive to an ethic of humility, and more hospitable to a politics of the common good.

以道德哲学与现代性之关系为主题，这本享誉广泛、富于洞见的著作探讨了理性和历史在道德理解中的地位，哲学自然主义的不恰当性以及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等一系列学院哲学和公共舆论均极为关心的问题。书中既有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精细入微的解析，又有对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的文约义丰 的诊断，而贯穿全书的调和启蒙与传统、融会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不懈努力实际上乃是对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的一种独特回答。

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探讨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三个重要特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及人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无助感。他指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真正值得挽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authenticity）。泰勒认为，在面临当代社会的窘境时，全盘否定这个道德理想和完全沉湎于这个理想的低级实现形式都是错误的，人们并非无能为力。
像帕斯卡（Pascal）关于人类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怀抱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的挑战的时代。
——查尔斯·泰勒
———————————————————————————————————————
面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困境，西方思想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也从未停息。但泰勒试图在这场“口齿不清”的混战中另辟蹊径。他通过分析批判两种流行的误解——貌似深刻的文化悲观论与肤浅乐观的放任主义，探讨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和维护个人自主性的理想，致力于从幻觉与误会中拯救这一现代性的伟大成就。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专题：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本专题收录了东亚各国的知名学者钱永祥、赵刚、瞿宛文、孙歌等就此一专题所展开的充满力度的文章。
在“阐释与分析”一栏中，辑录了福柯、伯林、哈耶克等西哲大家的重要文章，由国内颇具声名的学者邓正来、万俊人、田立年、李猛等译，篇篇都值得研读。

From the author of Eichmann in Jerusalem and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 book to think with through the political impasses and cultural confusions of our day” (Harper’s Magazine)
Hannah Arendt’s insightful observ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based on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past, constitute an impassioned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Arendt describes the perplexing crises modern society faces as a result of the loss of meaning of the traditional key words of politics: justice, reason, responsibility, virtue, and glory. Through a series of eight exercises, she shows how we can redistill the vital essence of these concepts and use them to regain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exercises is to associate, in action, with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and fruitful mind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以自由看待发展，ISBN：9787300162478，作者：（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著 任赜，于真 译 刘民权，刘柳 校

古希腊哲学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发展到高潮。柏拉图的三十篇对话录，是最具特点的散文体裁。这种文体记述了当事人的对话。《柏拉图对话录》选收的四篇由古希腊语直接译出，集中反映了苏格拉底临死前的思想、生活和谈话，其中所探讨的问题，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思想和方法的最集中的缩影。

【内容简介】
马克斯·韦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密切相关：他激烈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更失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他在“一战”中出于德国利益稳步推动“体面和平”的实现，却被自私的政治领袖葬送；他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理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却未料到会是纳粹主义的兴起……
本书是德国历史学界的重要著作。作者蒙森向读者揭示了韦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却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厘清了韦伯这两个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场之间的重要联系。
他们在20年代营造了一个神话，就是韦伯作为一个天然领袖被极度冷落了，但他们描绘的这幅伟人肖像是根本不恰当的……我的目标是根据对原始资料的谨慎分析刻画韦伯的政治人格，这不是一种片面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力求描绘出韦伯的全部复杂性，包括他的内在矛盾与模棱两可。
——沃尔夫冈·J. 蒙森
···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沃尔夫冈·蒙森是20世纪闻名于世界的德国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和德国史研究领域名声斐然，在韦伯思想研究方面更是首屈一指。蒙森生于史学世家，其曾祖父特奥多尔·蒙森1902年因写作《罗马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父威廉·蒙森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本书德文版甫一出版便在学界掀起巨大波澜，蒙森对韦伯极具争议性的解读，令这本书先是遭到尖锐抨击，之后逐渐获得普遍好评。许多学者赞誉蒙森“重新发现了许多重要事实”。
◆本书是最详实韦伯传记，是了解韦伯生平及其思想的必读书。在这本独一无二的韦伯传记中，读者将发现一个全新的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徘徊的韦伯。
◆这是一本韦伯传记，同时也是一本史料详实、论述有力的德国政治史。其从经济崛起却政治保守的19世纪末德国讲起，一直叙述到民族复兴焦虑掩盖了魏玛宪制脆弱的“一战”后的德国，几十年间诸多重要的德国政治家如俾斯麦、威廉二世、胡戈·普罗伊斯等轮番上场。
◆本书译者阎克文是马克斯·韦伯著作中文本译介的专家，从事相关译介工作近二十年，目前市面上已有的韦伯著作中译本，半数以上出自阎克文的译笔。阎克文为本书撰写一篇译者序，详细阐释了本书的历史价值以及韦伯的政治使命。
◆特邀著名学者、韦伯研究专家钱永祥为中文版撰写导读。导读将韦伯所处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及其思想对中国目前处境的借鉴意义一一详述，可谓情理兼备、发人深省。
···
【学者、媒体评价】
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韦伯）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韦伯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尔（ Lewis A. Coser）
沃尔夫冈·蒙森详细重建了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观点……尽管蒙森打破常规的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但他在学术史料上全面彻底的挖掘不容置疑。
——《美国社会学期刊》
蒙森这本著作的价值不在于重新发现了许多重要事实，而在于对散落各处的文献的仔细校订，系统性的分析，以及从民主和反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对韦伯突出敏锐批评。
——德国历史学家克洛泽·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
在浩瀚的韦伯二手文献中，认真研究“政治人”韦伯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者，首推蒙森這本经典。
——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