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市场》是杰出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的首部专著，此次也是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中文译本。本书自1979年首版后在近四十年间长盛不衰，最新修订版201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研究以人寿保险为例：曾在美国被斥为亵渎人类生命的赌博的人寿保险，最终是怎样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对家庭未来的可靠保障的？书中，泽利泽将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学视角结合起来，提出了对人寿保险行业的新颖阐释，开创了对于经济行动的道德以及新的经济行动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她为我们展示了与美国的工业革命同时进行的美国社会对于死亡、金钱、家庭关系、财产和个人遗产的观念的演进，提供了解答此类问题全新的分析手段。
-----------------------------------------------------------------------------------------------
专家推荐：
人寿保险看起来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一种产品，直到泽利泽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购买人寿保险现在被当作一种道德义务，但当我们得知这曾经竟是一种可耻的做法时，消费所蕴含的社会和符号意义的巨大转变让人望而生叹。这是一部突破性的著作，每一章都会给人丰厚的启示。
——马克·格兰诺维特，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嵌入理论和弱连接优势理论提出者
维维安娜·泽利泽革新了我们对于现代经济的思考。此前，波兰尼详细描述了英国精英怎样放弃了对农民的道义责任转而接受自由劳动市场，为历史提供全新注脚；泽利泽则展示了为什么所有新型市场的创造者都必须为其打下道德基础。《道德与市场》永远不会过时。
——弗兰克·多宾，哈佛大学教授，组织、经济行为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著名学者
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开创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对经济行动道德性的研究（亚当·斯密将其作为核心议题，但被他的追随者抛弃）；以及新的经济规范的正常化和制度化；现在，美国正在道德层面就健康保险展开争论，全世界也忙于应对比特币以及其他私人货币的崛起。这项研究层面无可挑剔并且拥有惊人的洞察力的作品，在此时无疑极具现实意义。
——保罗·迪马乔，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新制度主义理论著名学者
在今天，这本书中的论点及其极富创造力的研究路径，同它1979年初版之时一样鲜活。同泽利泽所有作品一样，书中论点兼具社会学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
她的研究路径是一种巧妙而独特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兼顾了价值观和社会关系。这本《道德与市场》是一部难能可贵的经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康奈尔大学教授，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

我们要理解今天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理解社会结构的、制度的、权力的和认知的因素，如何导致经济实践中的多样性。在这本读本里收录的经典研究，提供了检视这些因素的很好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概念。在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复兴的过程中，把这些研究介绍到中国最令人激动的一点在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被证明能够很好地解释西方国家经济现象的方法和理论概念，将会如何来面对中国的经济现象，这些经济现象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复杂和有趣的。本书中收录的研究展示了如何从网络、制度、权力和认知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经济现象，通过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中国的学者能加深我们对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经济这一主题的理解，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中西方社会学者之间的交流。

清澈而丰富的知识之流
——韦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导引
何蓉
--------------------------------------------------------------------------------
这本书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何为韦伯作品的主题或主线；韦伯思想对于今天的经济社会学有何种建设性的意义。无论对于韦伯研究而言，
还是对于经济社会学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理查德·
斯威德伯格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受过系统的法学、社会学训练，早年致力于社会学理论史的研究，发表过有关托克维尔、圣西门、涂尔干及韦伯等经典作家的研究成果。自1980年代以来，研究兴趣集中于经济社会学（包括法律与经济），并大力推广中程理论，编撰了《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手册》等重要的研究文集，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及专著，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贡献颇著。其中，《经济学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熊彼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经济社会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已有汉译本，《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199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翌年入围“《选择》杰出学术著作”。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何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第一版，26.00元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初版于1998年，我在2000年第一次从北大图书馆借到这本还很新的书，挺括的封皮，厚薄适中的篇幅，手感很舒适。从2002年申请版权开始，经历了翻译和责编李霞认真的编辑过程，并获苏国勋先生惠赐序言，至2007年夏，这本书的汉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版式精良，质朴而不失典雅，一如作者斯威德伯格本人的气质。
斯威德伯格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作者。作为当前新经济社会学旗下的一员大将，他一直致力于促进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互动。他的韦伯研究，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将韦伯放到学科史的发展中来考察，发掘韦伯的学术旨趣与当时经济学、社会学互动与分野的思想背景之间的关系。
若要了解作者的独特研究角度，这本书不妨倒着来读。在正文后的《附录》部分，作者用丰富的学科史资料再现了韦伯所面临的知识传统及其核心问题。19世纪80年代，正是年轻的韦伯思想迅速成长的时期，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尚未成形，在经济学领域，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爆发了著名的方法论之争，核心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建立抽象的理论体系，还是要研究并描述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学是应当限制自己的兴趣，将论题集中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很有限的部分，还是以综合的方式，展现包罗万象的现象与事实。
而韦伯试图对这两种已经各行其道的思想传统进行某种综合，即既以抽象的普遍理论为核心，又要保留社会经济研究中的制度的、文化的内容。这既是韦伯作为学者的伟大之处，又使他的问题意识、理论术语与现代学科分工体系之下的学术常规不尽契合，特别是他自身认同经济学家的身份，与现代的经济学家对于其作品不以为然甚至轻视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种状况对于本书的作者斯威德伯格造成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卷帙浩繁、艰深晦涩的韦伯作品本身，另一方面是韦伯既崇高又屡遭误读的尴尬的学术地位。作者的解决方式是，将这两方面的挑战转化成为两个具体的问题，一则何为韦伯作品的主题或主线，二则韦伯思想对于今天的经济社会学有何种建设性的意义。
韦伯作品的主题或主线是什么？这是德国学者滕布鲁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重要问题，在他看来，被当作韦伯代表作的《经济与社会》只不过是一些概念分类、历史材料的堆积而已。斯威德伯格在第6章的“结语”中实际上回答了滕布鲁克的质疑。通过著述史的追溯，他说明了《经济与社会》只是韦伯编撰的《社会经济学大纲》的一部分，而且，不得不在写作时遵循课程纲要的体例要求，以基本概念的提出与解释为主；而《社会经济学大纲》本身，则是韦伯试图建设的既有理论追求又有经验内容的“社会经济学”的具体体现，它既包含着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性质的重视，又囊括了社会经济诸多层面的各种关系，如经济与自然、经济与技术、经济与社会，等等。
但是，即使说明了《社会经济学大纲》而非《经济与社会》才是韦伯学术理想的体现，也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即韦伯的作品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究竟会不会有实质的贡献？斯威德伯格显然持肯定性的看法。他认为，韦伯的研究框架结合了利益与社会这两个维度，与当代经济学家单纯从利益出发的分析相比，引入了社会互动与社会结构的因素，这使得韦伯式研究在微观层次可以容纳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传统、情绪等不同的驱动因素，在宏观层次可以建立经济与政治、法律、宗教等领域的关系。
基于此，斯威德伯格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在考察韦伯式研究的基本理论概念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经济对于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影响。以宗教领域为例，韦伯在其学术生涯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被宗教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吸引，斯威德伯格提炼出了韦伯有关论述的几个中心命题，即宗教如何对待财富，宗教组织与经济事务的关系，特定的社会－经济阶级或阶层的宗教倾向，以及不同的救赎方式及其经济影响，等等，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各个层次上，提出了宗教影响经济的可能途径及其作用机制。
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几个问题本身，就已经表现出了韦伯将社会学的角度引入宗教研究的洞察力，关注宗教教义及其组织方式的实际影响力，而非其教义、观念本身，从而使他的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韦伯关注了影响个人选择行为的精神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既表现为对待财富、经营行为等事物的稳定的甚至是守旧的态度，也表现为诸如资本主义精神那样的入世禁欲的态度，后者从宗教观念的角度提供了对于社会经济史上的创新和演变的解释。
此外，韦伯作品中论述的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也在斯威德伯格平实而质朴的论述中一点点展现出清晰的线索与可研究的潜力。不过，这本书除了可以倒着读，还需要反着读，因为作者在正文中以梳理韦伯著作为主，而将大量非常重要的研究现状的信息都放在了书后的注释部分（长近150页）。其中，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当代研究成果，有利于将经典研究与当代研究二者很好地联结起来；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得到了研究上的极大便利，更加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在正文诸章中指示出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向。
这种编排方式，使得正文呈现出干净的轮廓，而注释包含着更多样的线索。这也许是出于将韦伯作品尽量忠实地呈现给读者的愿望，但我相信更是斯威德伯格在平和的外表之下的学术自信使然，因为那些重重叠叠的注释不仅刻画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的求知之路，更不乏在文献与论题的选择、评议中的洞见。这种平和与自信，使得这本书成为一个清晰架构下的丰富多汁的思想与信息的盛馔，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导引之作。

How do companies sell life insurance in a country where death is a taboo subject? In Marketing Death, Cheris S.C. Chan explores both how and why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has managed to emerge in China, a country with an entrenched cultural stigma against the very topic of death. Drawing on extensive ethnographic fieldwork and engaging with current scholarship, Chan explores the processes and micro-politics by which foreign and domestic companies have negotiated local cultural resistance and created a market in spite of it. In doing so, she asks larger questions about how different societies view and value life and death, what is meant by "cultural values," how they interact with a set of fragmented cultural tools to compellingly organize individuals' practical daily lives, and how the market is influenced by them. Chan tells a story not just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but of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lture and markets, local norms and foreign influences in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Marketing Death is the first book to offer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emergence of a life insurance market outside of a European or American context. Through in-depth study of the expansion of an industry whose unique "product" - gambling on one's own sudden death - has always met with a measure of resistance, but never more so than in China, Chan provides a new lens for understanding how modern capitalist enterprises are diffused to regions with disparate cultural tra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