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作者认为，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

《泽泻集》收录周作人散文二十二篇，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既有情趣盎然的“美文”，也有铿锵典雅的“时文”，乃“质朴平实”与“暗含杀机”两种风格的结合，颇堪品读玩味。《过去的生命》为诗集，收录二十九篇，为“苦雨斋小书之五”，或天真清新，或婉转悲悯，其中对于小孩及妇女的关注尤多，“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罪者”，这样的祈祷，十分感人。

收文约60篇，包括《苦雨》《日记与尺牍》《死之默想》《若子的病》《学校生活的一页》《故乡的野菜》《大人之危害及其他》等。

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作者不仅看到社会心理或群众心理庸俗的一面，更发觉了其危险的一面。他说：“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

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共同作为文学大家著称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不多见。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恬淡，清隽幽雅，小品文闲适幽默，古雅遒劲，与鲁迅的风格截然不同。本集是作者唯一的长篇论文集，反映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他所提倡的"人的文学"这一中心观念，奠定周作人一生全部作品的思想基础。

《周作人致松枝茂书手札》是影印版，收录周作人致松枝茂夫的信123通，电报1通，明信片10通，致尤炳圻的信1通，致柳存仁的信2通。松枝茂夫(1905—1995)是日本汉学家，自1936年开始与周作人长达四十年的交流过程（其间有十年中断），他视周作人的书信为无价之宝，晚年亲 加整理，曾言：“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
信件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36年至1944年的书信主要讨论周作人作品的翻译问题，对于松枝提出的费解之处，周作人予以解释，至今对于读懂周氏的文章很有助益；1954年至1965年的书信呈现了周作人晚年创作与生活的境况。周作人末了一信抄录了《八十自笑诗》，成为二人交谊的最后纪念。

《知堂书话(套装共5册)》收录周作人谈书的文章，周作人精通日文、希腊文、英文等多国语言，涉猎极广，《知堂书话(套装共5册)》中所谈涉及中、日、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的各类译本。在畅谈与各种书籍的不解之缘的同时，也融合了其对战争、妇女、儿童等社会问题的看法，笔墨散淡、清爽，文风隽永，篇目多短小精悍，可读性极强，对读者了解我国及他国已散佚书籍、同一书籍的各类版本及上个世纪的社会状况和现实生活也有一定帮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堂书话(套装共5册)》由岳麓社初版后，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此次重订再版，由最初选编周作人作品集的钟叔河先生在以往版本的基础上增删篇目，重新分类编订，分为“收入曾自编文集或译文集的文章”和“未入集的文章”两大类，每类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排列，共五册。

周作人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弟子，而周作人与其弟子的文学思想、创作和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成就：周作人的人生道路，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现象。《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周作人与周门弟子》逐章论述了周作人与弟子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和任访秋等人在文学思想，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影响关系，并且同时也论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趣味和选择的影响关系；最后几章直接轮速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七七”事变之后和1939年这几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思想、创作和人生抉择，是对前文涉及的问题的集中讨论。

《周作人传 》是公认的周作人研究中的权威性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与国内读书界的影响广泛 ，许多人都是通过此书了解、认识周作人的。评论者舒芜认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思辨性”。本书不但比较准确地勾勒出了周作人思想发展、生命流动的轨迹，充分而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也作为人的周作人的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 而且以周作人作为一个典型，写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独特价值、精神困惑与危机。其著者钱理群认为本书是“传主(周作人)、作者、读者”三者之间交叉的精神对话，同时别有一种沉思的调子，充满了温馨与苦涩。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回顾自己一生重要经历，写成之内容丰富的传世巨作。最初只有“北大感旧录”数节，值曹聚仁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周作人以稿件寄之，在副刊发表，引发关注。后受曹聚仁之邀开始“一生回想”，历时两年多，成文二○七节。手稿总题为“药堂谈往”，出版 时改名“知 堂回想录”。作为现代文学大家，周作人亲身经历与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晚清光复会秋瑾、徐锡麟等的活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等，其一生形迹记录即是重要史料。又出之以如面谈之知堂文风，可谓文学性与史料性兼具。难怪促成本书出版的曹聚仁先生说：“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中国文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