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浓厚的法国历史文化氛围中，用大量的历史细节和场景，丰富了对艺术、文化，对历史、社会，以及对“革命”的理解。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本书荣获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并于2000年获得我国文坛上最具荣誉的大奖——茅盾文学奖。

汪曾祺既不是达官贵人，又不是商贾巨富，因此所食、所喜的多是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他谈萝卜、豆腐，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则津津有味，满嘴噙香。汪曾祺在《葵・薤》里说，自己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怡阿谁”时，尽管他“未从过军，接触这首诗的时候，也还没有经过长久的乱离，但是不止一次为这首诗流了泪”。想见汪曾祺老人也是多愁善感，性情中人，遇事有激情，有感动，有愤慨。
但汪曾祺并不止于见花流泪，感别伤心，而是追根究底，想要弄明白葵到底是什么物种，他从《毛诗品物图考》追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恰巧在武昌见到了古书中的葵―――冬苋菜，终于放下了一件心事，总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当然，汪曾祺的心思可不仅仅在考古，而自有深意，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一尝”，“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中国人讲究寓教于乐，汪曾祺也不例外，在其他几篇谈美食例如《吃食与文学》的文章里，他犹如邻家老妪，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创作观点和人生感悟，可是你竟然一点也不讨厌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个挺可爱的小老头。

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
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读一页，都让我们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故事精彩曲折动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在本书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现了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她在她那创作的年代并无任何前卫的思想，然而却令人震惊地拉开了两性世界温情脉脉的面纱。主人公曾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作者将现代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推向了极致，细微地镂刻着人物变态的心理，那利刃一般毒辣的话语产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金锁记》在叙述体貌上还借鉴了民族旧小说的经验，明显反映了类似《红楼梦》之类的小说手法已被作者用来表现她所要表现的华洋杂处的现代都市生活。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小说以法国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报恩复仇的故事。法老号大副唐泰斯受船长的临终嘱托，为拿破仑送了一封信，受到两个对他嫉妒的小人的陷害，被打入死牢，狱友法里亚神甫向他传授了各种知识，还在临终前把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他设法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他化名为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他的恩人，惩罚了三个一心想置他于死地的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