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法学教程，本书具有普通法律教科书的特点。由于本书把宪法严格作为一门法律来对待，因此它在风格上和民法、刑法或行政法没有根本区别。全书将宪法学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介绍与比较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宪法制度。
在内容上，本书分三大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是概论，其中包括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宪法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渊源，以及宪法审查机制三章。之所以将审查机制作为概论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宪政经验普遍表明，宪政审查是宪法效力的必要保障；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政审查，宪法就失去了实际效力，宪法学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头理论。因此，和前两章一样，这部分内容具有基本与普遍意义。第二与第三部分是关于宪法学实体理论。第二部分介绍国家机构，包括国家权力结构的划分，政府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产生的方式三章。第三部分讨论公民权利，包括权利的基本概念和宪法保障两章。之所以把公民权利放在国家机构的后面，部分是出于循序渐进的考虑，因为“宪法”（constitution）的原始含义毕竟是指政府的组织法；部分则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我们所说的宪法保障，实际上是指通过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宪法对公民权利实施的保障。
在形式上，本书将结合理论叙述和实际案例，并在适当的地方穿插“评注”（对概念或理论的说明）、“探讨”（对某些有争议问题的讨论）、“案例”（各国著名或典型判例）、动态（中外宪政的最新进展）与“思考”（对读者提出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注重的是有说服力的推理，而不是“正确答案”；事实上，大多数有价值的法律问题是不存在正确答案的。政府可以基于对社会影响的考虑而限制你的言论自由吗?官员可以反诉侵犯他名誉的公民吗？最高法院是否应收回对死刑的核准权？（见本书第七章）宪法是否要求私有财产受到征用时获得公正补偿?如何衡量补偿是否“公正”？对这些问题的争议本身表明，正确答案是很难发现甚至不存在的。如果你有志于宪法学，那么你所能做的只是从你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出发，尽可能为某种答案提供有力论据。当然，别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这是为什么辩论在法律中如此重要，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法院去评判与解决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争议。
为了便于阅读，本书用脚注表示一般较长的案例名称，一般文献则用“（）”夹注的形式，表明作者、年代和页码，并在全书最后附以参考文献。 对案例的原文有修改的，一律甩“[]”表示。除非特别说明，美国“宪法”是指其联邦宪法，“最高法院”是指联邦最高法院，德国的“宪政法院”一般是指联邦宪政法院。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思想史(新校本)》讲述了所谓真理，则可有两种看法：一认真理为超越而外在，绝对而自存。一认真理印内在于人生，而仅为人生中之普遍与共同的。此二看法，各有是处。天地万物，本先人类而有。天地万物有天地万物之理，其时尚无人类，则谓此等真理超越外在，独立自存，自无可议。这既有人类之后，便有内在于人生界之真理，络续发现。此仅指其在人生界有普遍性，共同性，决非亦超越人生而外在。然此二项真理，亦非全相隔绝，抑且互有关涉。人生本从宇宙界来，本在天地万物中，故人生真理中必处处涵有宇宙真理，亦必处处被限制于宇宙真理中而不能违反与逃避。然就人生论人生，则人生本身。亦必有其内在之真理。此二项真理之分别，本极明显。然人类思想往往从此分别上发生种种偏差与歧误。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20世纪国学大师顾随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的巅峰之作。本书由国学大家叶嘉莹珍藏60多年，第一次全部公之于世。本书作者站在较高的人生境界，把中西文化熔于一炉，把文化艺术学术文化融会贯通，把人生社会文学融为一体，感悟中国诗词的大境界，阐发中国古代传统的大智慧。给大众人群提供人生的智慧、生活的启迪是做人治学、为官经商、出世入世等不可或缺的宝典。作者以沉稳舒缓、优美凝炼的语言，讲述以其博学、锐感、深思所体会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真正的精华妙义。他学文与学道、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使读者不仅在学文作诗方面得到很大的启示，而且在立身为人方面得到很大的激励。他所讲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微妙理既有能“入”的深心体会，又有能“出”的通观妙解具有真正的启迪感发作用。他讲述的方法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使读者在深造自得、左右逢源、极富启发的讲解中，学到最可贵的诗词及人生的妙理。作者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是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大师，也是著名作家、剧作家、诗人，他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古典诗词中谈出不同凡响之处。本书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好意境中，让读者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国传统人生的境界，是情与理的有机结合，散发着诱人的独特魅力，激励人们追求高境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