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这是一个我期待看到的京都。它从被美术馆化的描述中醒过来，它挣扎、焦灼、困惑，在昨日与今日之间摇摆。”——知名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
“枕书擅长通过风物习俗去写一个地方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让这种生活方式能活下去的人。”——写作者淡豹
《春山好》是苏枕书在京都十余年间的生活体验与求知历程，记录她有关东亚历史、社会的见闻与思索。她关心日用饮食、走访名山古迹，始终怀着纯粹的热情，追寻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读者可以透过她一贯沉静细致的笔触，领略异国的往昔与当下，文化与人情。她长居京都北白川畔的山中，从避居春山，到怀抱春山，书题不仅是写实，更是某种隐喻。

作者在浓厚的法国历史文化氛围中，用大量的历史细节和场景，丰富了对艺术、文化，对历史、社会，以及对“革命”的理解。

小巷深处的小酒馆内，最好的“下酒菜”非毒舌北野武的奇谈妙论莫属！
时而是令人捧腹不已的灵机妙谈，时而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率性直言，时而是令人抚掌长叹的严肃正论……
日本殿堂级导演北野武，犀利自剖前半生，“那场车祸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对活着失去了兴趣”，“为了成就我一个，成千上万的人倒了下去”。
稀世奇才北野武从生死、教育、人际关系、规矩、电影五个方面，揭开现代社会种种病灶，唤醒大众逆位思考。

长安的大雨天，杜甫睡在青苔与积水里；李白困在翰林院的书堆里打瞌睡，金灿灿的宫殿仿佛近在咫尺，又远远相隔；小旅馆里王维正为少年时的诗作标注年龄，窗外慈恩寺里俗讲声嚣，他也许更渴望看一眼寺院墙上的丹青壁画；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在人生的顶点离开长安，走向崎岖；与他同时离开的朋友刘 禹锡江湖漂泊二十多年后独自归来，只有玄都观的一树桃花依然为他开得灿烂；白菊花盛开的九月九日，李商隐只能在反目成仇的昔日好友令狐綯家客厅屏风上题一首诗，怀念曾经的重阳节；白居易从梦中惊醒，慢慢想起来，这是挚友元稹去世的第八个秋天……
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诗圣”、”诗仙“、“诗佛”、“诗魔”……各有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已经是不朽的经典。于他们而言，诗句曾经是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诗人们怀揣着梦想来到长安，要出名，做官，买房，甚至重振家国，成为时代的英雄。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本书集历史、传记、诗歌评论等多重元素于一体，可以说是一本诗人版《人类群星闪耀时》。用八个故事，串联起大唐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一段历史，从诗人的眼里看见时代与命运，讲年轻人在大城市里的梦想、艰难和漂泊。那些不朽的诗篇来自他们无数欢欣和至暗的时刻。通过这些故事，你或许能重新认识这些诗人，看见和我们一样的人。在他们对自我和时代的追问里，看见尊严，信仰，爱与同情，生命的意义。

此书曾于2004年出版，引起小说界和学界的瞩目，更是受到广大小说爱好者的追捧。此次为修订版，作者亲自写了一篇精彩纷呈的长序《志怪应逢天雨粟》。
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应该能体贴胡适把明、清之际的许多小说家“拉拔”到和古文家等高甚至更高一等的地位上去。虽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只写到中唐的元、白诗便戛然而止，压根儿没从小说上说明白：中国文学是如何“永永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创作的新路”的。然而，在《白话文学史》书成近70年后，胡适的意见乃至于诸多考证研究与观念的发明，不该只被看成是“奖掖小说”、“揄扬当代”而已。他所触及的课题倘若不被进一步发现、开展，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恐怕也“永永”不会明白：从施耐庵到吴跌人是如何……
在《小说稗类》中，由庄子始，张大春炫技似地学舌马奎兹、戏仿司马中原……极尽耍痞嘲弄之能事。难得他如此杂学百家、博古通今，更难得有如此清晰的架构，梳理出独特的小说观。

《故园情》唐鲁孙，本名葆森，鲁孙是他的字。1908年9月10日生于北京，1946年到台湾，1985年在台湾病逝。满族镶红旗后裔，珍妃的侄孙。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财政商业学校，曾任职于财税机构。年轻时只身外出谋职，游遍全国各地，见多识广，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对北京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宫廷秘闻尤所了然，被誉为民俗学学。加之出身贵胄，有机会出入宫廷，亲历皇家生活，习于品味家厨奇珍，又遍尝各省独特美味，对饮食有独到的见解而有美食之名

《阴翳礼赞》是日本文豪谷崎润一郎的随笔集。收录《阴翳礼赞》、《懒惰之说》、《恋爱及色情》、《厌客》、《旅行杂话》、《厕所种种》六篇随笔，是谷崎润一郎的随笔代表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阴翳礼赞》从“阴翳造就了东方建筑美”这一观点出发，衍生开来，探讨了东方建筑和文化的精妙之处。其他各篇也围绕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差异，行文挥洒自如，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可以说建立了一个“谷崎式”的东方美学体系。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乌托邦时代，为了未来否定现在；功利主义时代，为了现在舍弃未来。当中国从一种极端滑向另一种极端的时候，熊培云以一如既往的乐观态度，唤回人们对理性的信心与热情。 这个社会会好吗？既是疑问，也是期许。本书打通古今中外，不仅着重探讨了革命与改良、自由与责任、暴力与宽恕、道德与法律等关键议题，而且从“以己任为天下”的角度，诠释了个体之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

《重新发现社会》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作者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大脉络，既条分缕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伦理底线；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扶正个体的权益与价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新新中国”，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至于作者为什么对中国未来有信心，读者当能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评论
熊培云的社会观察，他的文笔，是如此细致和娓娓道来，让我恨不得重回小学，对自己的文学功底、人文社会科学“推倒重来”。对于我们这些从抑制独立思考的教育体系中出来的人来说，到大学毕业时还能保留住自己个性、特别是保留住思想个性的人，实在渺渺无几，而能够像熊培云这样独特洞察人、社会与国家的人就更是难得了。读他对电影、对文艺、对著作的评论，是一种思想享受。他的才华是上帝给我们中文世界的礼物，这种礼物让我们没有理由不感激。
熊培云的妙作很多，《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实在是少有的经典。
——陈志武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熊培云之写作上承新启蒙的光照，下续独立批判之传统，以其犀利和洞识成为当下思想空间的有力捍卫者和扩展者。
——陈彦 旅法政论家、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
有必要让更多人来读熊培云的文章，有病治病，无病健脑。
——郭光东 《南方周末》编委兼评论总监
至少是从2007年读到培云的《思想国》之后，一直追寻培云的思想。非常希望培云能通过电视与更多的人分享他的思想！《重新发现社会》见证了中国六十年沉浮，三十年成长。识字与不识字的都不妨想想：国为何物？国家何为？
——庄永志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
《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句话：“A strong man can save himself , 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 !”——强者自救，圣者渡人。感谢老师一如既往的坚守，思想国伴随我最美好的大学时代。思想的恬静与内心的富庶，未来无穷，云终成海。
——张虹 南开大学2007级本科生

《自由在高处》是作者对《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重要补充。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帕得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自由与自救，是本书的方向与重点。

酸啾啾、婆婆丁、灰灰菜、瓜豆酱、焦叶、酿皮、栲栳栳……不用山珍海味，亦无需精致杯碟，家常的食材与烹饪，也能做出令人无法忘怀的珍馐佳肴。
食物生长于大地，人亦是如此，时时回味起这些质朴风味，心头便牵系起对故乡的思念，对往事的感怀，和对生活里每一处细枝末节的珍重以待。
故乡 的味道，是平凡的、家常的味道，同样也是让人魂牵梦萦的味道。
在《 故乡的味道》中，作者回忆了童年时期在故乡吃到的各类蔬果饭菜，也列举了成年后走南闯北尝试过的多种特色小吃。书中有采集食材、品尝原生态瓜果的经历，也有对各色菜式制法的记录，再结合有关饮食文化的古今典籍资料，为寻常物什增添了与众不同的生机活力与别有意趣的文化底蕴。
本书精装上市，配有豆瓣人气画师木馜（豆瓣用户@皮蛋在德国）绘制的多幅手绘插图，尽显文艺气质。

扶霞是我的好友，也是我认识的所有外国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烹饪的一位。这本屡获殊荣的《鱼翅与花椒》无疑是很多外国人写中国食物的书籍里极为鲜活有趣和精准的 。——陈晓卿（“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
这里是中国，一个奇妙的饮食大国。
这是关于中国菜的故事，也是一个英国女孩的中国历险记。
扶霞一九九四年前往中国长住。打从一开始她就发誓不论人家请她吃什么，不管那食物有多么古怪，她一律来者不拒：第一次与四川料理相遇时的神魂颠倒、亲眼目睹鸡鸭被宰杀时的惊吓、体验千变万化的刀 工、对养生饮食的叹服、品尝珍稀野味时内心的道德两难……
透过扶霞的眼睛，我们得以用全新的角度来了解熟悉的中国菜。不同地方的食物拥有其独一无二的气质：川菜的辣带着一丝丝甜，就像悠闲的四川人，总是带着甜甜的体贴；湘菜直接又毫无妥协余地，就跟那里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一样；扬州菜则是太平盛世的食物，温暖而抚慰人心。
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书中呈现了中式料理让人难忘的美妙滋味，也深刻描绘出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且兼具人文观察与幽默趣味。

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堪称中国版的《阴翳礼赞》，在山水衣食中细品“中国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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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坛的骄子”，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钟情于“中国趣味”，两次亲自访问中国,详细描写“中国体验”
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文坛往来通信，促进中日文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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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之夜》收录了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于1918、1926年两次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游记、日记、散文等作品。这些文字生动优美、引人入胜，展现了谷崎润一郎在散文方面的独特风貌。这些游记，有的如《西湖之月》《苏州纪行》，对江南水乡的风景人物进行了唯美的描摹，反映了谷崎润一郎或者一般日本作家的趣味喜好；有的如《上海交游记》《上海见闻录》，记录下谷崎润一郎和田汉等上海新文学作家的往来细节，是了解当时中日文坛交流史的第一手材料；还有的如《中国观剧记》《中国的菜肴》《中国趣味》，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对中国当时的戏剧、美食等文化介绍、评论，这些观点可以反映当时日本人的视角，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并引起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本书也是谷崎润一郎经典散文《阴翳礼赞》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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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在中国的土地上描写“中国趣味”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日本作家之一，他以《细雪》《阴翳礼赞》《痴人之爱》等作品为中国读者熟知，其作品《细雪》《春琴抄》《刺青》等更因改编为电影而广为人知。作为一位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始终主张“中国趣味”，正如他在本书中所说：“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这一事实很令人惊讶。”本书中收录的中国游记，集中传达和展现了谷崎的这种“中国趣味”。
**和上海新文学作家的初识和来往，记录早期中日文坛的友好往来
本书所收录的《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两篇，是谷崎润一郎回忆自己1926年和上海新文学、新文艺的文化名流往来的回忆录。谷崎润一郎通过这次来往，了解了中国新文学界对日本文坛的兴趣；通过和内山书店老板的交流，记录下中国青年读者对新知的阅读兴趣情况；他还通过见面会、消寒会等活动，认识了郭沫若、谢六逸、田汉、方光焘、任矜萍等文化界名人。他们交流了中日电影、杂志、文学上的发展情况，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这些联系极大促进了中日文化界的来往，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后来一些日本作家就是在谷崎润一郎的介绍下来华交流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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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至今的文学兴隆之中，谷崎是最豪华、最成熟的一大朵，百花之王牡丹花。
——日本作家 川端康成
这位日本文坛的骄子，完全是一个温蔼亲切而又多礼的法国风的作家，除了谈起日本文学时自然而然的在谦逊中流露出目中无人的气概外，丝毫不摆文豪的架子。
——中国文学评论家 陈西滢
谷崎润一郎对中国文化入迷，一生都不能走出这种迷恋。他是岛国上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更是东方文明本质上的传承者和诠释者。
——中国作家 张炜

《共同的底线》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大隐于市的美食，散落江湖的佳肴，东奔西走，只为吃口热乎的；
一个人的饭馆，每个人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南来北往，至味只在人与人之间。
《至味在人间》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十年饮啜笔记，陈晓卿将文字化作原料，以散文为碗钵，佐以故事人情之盐，把关于食物的独家记忆蒸炒煎炸而成此书。从千里之外的江湖至味到灵魂深处的家乡味道，从四面八方觅食的扫街嘴到饮食变迁的沧海桑田，从食客厨子店小二谈到饭菜与共那一人，拂袖笑破饭桌上的假面具，平民食物也看得人口水四溅之时，归根结底直抵人心：吃什么、在哪里吃这些问题远不如“和谁吃”来得重要，人间至味往往酝酿于人与人之间，最好吃的永远是人。

我在四個月內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沒有理由寫得這麼快，沒有合約或截稿日期催促著我。我原來可以慢慢來，享受久違的美國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動筆，晚晚收筆。記憶驅使我加速寫作，因為我擔心會失去涪陵生活的即時感。此外，未來也驅策著我：我想記錄我對於一個即將面臨巨大變化的城市印象。
在過去二十年，這種轉變感──經常的、無情的、勢不可擋的變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國的一個特色。你很難相信，中國曾經給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據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家里奧帕德．范．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中國是「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現在，這是一種最不正確的說法，而作家所面臨的一項挑戰就是：筆根本跟不上改變的腳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頁，我寫道：
涪陵沒有鐵路，這裡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所在，而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兒，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兒也不去。
但是，當本書在二○○一年出版時，一條通往重慶的超級高速公路已經完成了，幾乎再也沒有人搭船沿著長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條鐵路幹線正在興建中。涪陵欣欣向榮，來自終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低窪城鎮移民刺激它的成長。我以前經常去用餐的小麵館經營者黃家已經開了一間網咖。我教過的學生分散在全國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溫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遠停滯不前的書──並沒有提到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國後，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於有了高速公路，現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經常去拜訪涪陵，然後沿長江順流而下，前往三峽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團的那兩年，三峽大壩一直像是一個抽象物──一個模糊的應許、一個遙遠的威脅。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變得稍微更加具體。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進展，地貌明顯地劃分成過去和未來，在江岸附近，舊的濱江城鎮和村莊幾乎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儘管中國其他地方都在一股腦兒地進行興建，在江水必然會上漲的地方建造任何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當局任由這些低窪城鎮和村子衰敗，直至一切都荒廢了：破損的磚、骯髒的瓷磚、布滿塵垢的街道。注定毀滅的城鎮和新城形成一個對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磚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於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當我搭船朝長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帶狀結構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變史：江邊屬於過去的陰暗村落、一段將被水庫淹沒的綠色農田，以及上面高處一簇簇展望未來的白色建築物。
我在水壩完成之前的最後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開的。我和一位朋友帶了帳篷和睡袋，沿著將近一百年前鑿在江邊峭壁上的古老小徑徒步旅行。天氣好極了，而小徑上的風景令人屏息。有時我們高高位於長江上方，我們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裡就想：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這條小徑。
我們朝長江上游前進，而且不急著趕路。在小徑走了一星期後，我們參觀了正被拆毀的濱江城鎮。舊城巫山剛剛被拆除，我漫步於瓦礫中，拾荒者在那兒揀任何可能賣錢的東西：磚和鐵絲、草和木頭、釘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營火旁邊，周圍是一棟大型建築物的破牆，然後，我認出了一塊半毀的招牌：他們正在紅旗旅館的大廳紮營，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長江下游時，曾住在這間旅館。
所有我最喜歡的濱江城鎮都處於各種不同的毀滅階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憶，大溪已走入歷史。有時，我在拾荒者搜刮過後經過一個村子，在寂靜中，我審視被留下來的東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張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開的櫻花。在清市，我經過了一張墊料加厚的紅椅、一個舊的籃球框，以及一塊殘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個世紀完成的。一棟被拆去屋頂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閂上的門。在裴市，我向一對夫妻買礦泉水，他們所住的臨時棚子完全是由揀來的門和窗框搭成的。也許這是一個道教的謎語：住在一間由門搭成的房間意味著什麼？
當我到達涪陵時，舊城區大部分已被拆毀，新建的住宅區擠在高高的山頂上，城市龐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烏江對岸的師範專科學校也正在擴張和改變。老幹部們已退休了，新幹部對外國人比較開放。幾年前，我和亞當抵達涪陵時，最先迎接我們的那位友善年輕人亞伯特，現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當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時，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給學校的精裝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許多人讀了這本書，」他說。書的封面已經破損，且沾滿茶漬；翹起的角落已經難以壓平，翻書的手指留下了髒兮兮的灰色痕跡。在我手中，這本書顯得十分沈重，像是一個手工製品。我怎麼可能寫出一本看起來如此陳舊的書？
就某方面而言，改變的步調似乎讓當地人比較容易接受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所描繪的世界已經顯得十分遙遠。我的中文家教老師孔明在暑假時把這本書讀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讀，因為他不太會說英文。他告訴我，讀到許多勾起美好回憶的那部分時，他笑了。在我拜訪涪陵期間，當學校的官員在當地一家餐館設宴款待我時，他們把我對於昔日宴會的描述取笑一番。「我們不想讓你喝太多酒！」一個幹部說：「你在你的書裡提到我們強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個大問題，」我說。
「我們當然不想再那樣做！」另一位幹部說。但是另一個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點白酒？」
在那幾天，我在城裡逛，拜訪老朋友。在銀行那兒，我停下來看錢曼麗，那位我住在涪陵時，唯一與我「約會」過的漂亮年輕女人。那是一個短短的插曲，因為約會一小時後，我就發現她已經結婚了。現在她已經有一個兩歲大的孩子，她說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時一定會說的話。
「你不認得我了，對嗎？」她問：「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說：「妳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當書中的一個人物變胖了，作者該怎麼辦？「妳看起來很好，」我說，然後我就不再說什麼了。
當三峽大壩的第一階段工程完工，而閘門終於關閉時，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紐約客>裡，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個家庭對於河流上漲的反應。他們已經盡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漲之前採收了蔬菜。
二○○三年七月。
傍晚六點，在周家終於將電視、一張書桌、兩張桌子和五張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裡，我在江邊立起了磚柱。在新的巫山地圖上，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這些地圖是在湖出現之前印製的，事實上，水呈混濁的棕色，而所謂的湖其實是長江的一個入口，在過去一星期，這個入口已漲到三峽大壩後面。周濟恩下一回從他家的竹架棚屋出來時，背上扛著木造的碗櫥。他是一個個子矮小的男人，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在最近之前，他們一直住在龍門村。新地圖上並沒有這個村子。接下來，周家的一個朋友抱著周家那座以電池供電的時鐘走出來了。和我的腕錶一樣，那時時鐘指著六點三十五分。磚柱周圍的水已經上升了五公分。
看著江上漲就像追蹤時鐘短針的進度：幾乎是無法察覺的。沒有明顯可見的水流，沒有奔騰的水聲，但是每過一個小時，水就上升十五公分。這種變動似乎來自內部，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逐漸縮小的江岸上的每一個活動而言，這是一件神祕的事。甲蟲、螞蟻和蜈蚣從江邊成群呈幅射狀散開來。水包圍住磚柱後，一群昆蟲狂亂地爬上乾燥的柱頂，在牠們的小島被水淹沒時，拚命地試圖逃脫。
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水以每小時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這些細節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機的焦距調準了，把鏡頭縮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著磚柱上的昆蟲的動靜。當一切都結束時，我登上船，離開巫山。河流已變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這不是我的計畫，而我不確定我為什麼耽擱。也許這是因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書，我擔心舊地重遊會讓我分心。或者，也許三峽大壩的不可改變性讓我感到難過。
但是，我看得出對於異國產生懷舊之情的危險，當這個地方曾被稱為「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的家鄉，這種懷舊之情尤其危險。如果當你看到一片地貌改變了，讓你認不出來了，你會感到難過，那麼，當你待在一個不會改變的地方，你會感到更難過。我以前的學生威廉?傑弗遜?佛斯特在畢業後離開他偏遠的家鄉，就像中國各地一億多個鄉下人一樣，他變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東岸繁榮的城市，當一所私立學校的英文老師，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後，他寫給我一封有關他的家鄉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幾乎都離開了，他的村子似乎毫無生氣。
回到家時，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嶇不平，人們都變老了。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找不到我以前認識的熟人或朋友。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經常性的改變，就得選擇貧窮、惡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個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間學會喜愛涪陵的外國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機會為那兩年留下紀錄，而我懷念我認識的地方。但我也因為大部分的涪陵人對於未來都感到十分樂觀而心懷感激。再度航行於長江之上將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舊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變成回憶。
——二○○五年十月於北京

詩人、甲骨文和青銅器研究者、自殺於文革期間的陳夢家，其故事塵封已久，猶如等待破解的密碼。紐約客記者、著名美國作家何偉深入中國，補綴、還原了他被古文字、青銅器、政治和謠言糾纏的一生，並藉此再現了和文字有關的隱秘歷史、大千世界，讀起來令人匪夷所思，感慨萬千。何偉不僅「考古」挖掘出一段段和甲骨文、古中國有關的歷史、故事和人，他還通過若干次遊走中國的旅程，出入於古代和現代，講述了若干相互交織、充滿了隱喻的故事，並尋找到彼此的內在聯繫，繪製出一幅幅奇異的當代甲骨拼圖。在《尋路中國》一書中，何偉好像是當代馬可波羅，開著吉普車深入中國，在《甲骨文》裡，他則似乎扮演一個西方占卜師，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是何偉自己製作的占卜當代中國的甲骨。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