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曾于2004年出版，引起小说界和学界的瞩目，更是受到广大小说爱好者的追捧。此次为修订版，作者亲自写了一篇精彩纷呈的长序《志怪应逢天雨粟》。
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应该能体贴胡适把明、清之际的许多小说家“拉拔”到和古文家等高甚至更高一等的地位上去。虽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只写到中唐的元、白诗便戛然而止，压根儿没从小说上说明白：中国文学是如何“永永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创作的新路”的。然而，在《白话文学史》书成近70年后，胡适的意见乃至于诸多考证研究与观念的发明，不该只被看成是“奖掖小说”、“揄扬当代”而已。他所触及的课题倘若不被进一步发现、开展，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恐怕也“永永”不会明白：从施耐庵到吴跌人是如何……
在《小说稗类》中，由庄子始，张大春炫技似地学舌马奎兹、戏仿司马中原……极尽耍痞嘲弄之能事。难得他如此杂学百家、博古通今，更难得有如此清晰的架构，梳理出独特的小说观。

《国史新论(新版)》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古印度贵族青年悉达多英俊聪慧，拥有人们羡慕的一切。为了追求心灵的安宁，他孤身一人展开了求道之旅。他在舍卫城聆听佛陀乔答摩宣讲教义，在繁华的大城中结识了名妓伽摩拉，并成为一名富商。心灵与肉体的享受达到顶峰，却让他对自己厌倦、鄙弃到极点。在与伽摩拉最后一次欢爱之后，他抛弃了自己所有世俗的一切，来到那河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最绝望的一刹那，他突然听到了生命之河永恒的声音……经过几乎一生的追求，悉达多终于体验到万事万物的圆融统一，所有生命的不可摧毁的本性，并最终将自我融入了瞬间的永恒之中。

汪曾祺既不是达官贵人，又不是商贾巨富，因此所食、所喜的多是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他谈萝卜、豆腐，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则津津有味，满嘴噙香。汪曾祺在《葵・薤》里说，自己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怡阿谁”时，尽管他“未从过军，接触这首诗的时候，也还没有经过长久的乱离，但是不止一次为这首诗流了泪”。想见汪曾祺老人也是多愁善感，性情中人，遇事有激情，有感动，有愤慨。
但汪曾祺并不止于见花流泪，感别伤心，而是追根究底，想要弄明白葵到底是什么物种，他从《毛诗品物图考》追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恰巧在武昌见到了古书中的葵―――冬苋菜，终于放下了一件心事，总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当然，汪曾祺的心思可不仅仅在考古，而自有深意，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一尝”，“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中国人讲究寓教于乐，汪曾祺也不例外，在其他几篇谈美食例如《吃食与文学》的文章里，他犹如邻家老妪，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创作观点和人生感悟，可是你竟然一点也不讨厌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个挺可爱的小老头。

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三岛由纪夫重要代表作，发表于1956年，长篇小说。
《金阁寺》取材于1950年金阁寺僧徒林养贤放火烧掉金阁寺的真实事件。据林养贤说他的犯罪动机是对金阁寺的美的嫉妒。《金阁寺》发表后大受好评，获第八届读卖文学奖。
三岛要在《金阁寺》中描述这种对传统既爱又憎的奇妙心态，这在他看来似乎用一般的真善美方程式是不可能完成的，加上他一向追求倒错美学，于是将金阁寺僧徒的思想和行为作艺术上的提升。他要在美与丑、爱与憎的紧张对立中创造“死与颓废”的美，构筑自己独特的美学世界。总之，三岛由纪夫驱笔写《金阁寺》，就是以金阁与人生相比喻，写美与人生、艺术与人生的悲剧性的关系。
《金阁寺》取材于1950年金阁寺僧徒林养贤放火烧掉金阁寺的真实事件。据林养贤说他的犯罪动机是对金阁寺的美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