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乃金笔下的一部长篇小说，与《射雕》，《神雕》等 几部长篇小说一起被称为可读性最高的金庸小说。《天龙》的故事情节曲折，内容丰富，也曾多次被改编为电视作品。是金庸作品中集大成的一部。故事以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环境为背景，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乔峰、段誉、 虚竹、慕容复等形象鲜明的人物，成为武侠史上的经典之作。故事精彩纷呈，人物命运悲壮多变，是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欧美文学传统里，如果荷马是父亲，那么萨福则是母亲，她残缺的遗诗，是文学史的一次偶然事故，部分构成了它经久不息的魅力，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田晓菲通过对萨福遗诗的编选、翻译和注释，让我们进入经典，感受其文学魅力；同时她简要梳理萨福歌诗的流传以及历代如何重构萨福、神话萨福，呈现了“萨福”作为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过程。

《自己的园地》分三辑，共五十六篇，其中“自己的园地”“绿洲”接近文艺批评，“茶话”则属于杂感随笔。“绿洲”意趣盎然，其手法为作者此后随笔创作多所沿袭；“自己的园地”则是作者此阶段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阿英说：“‘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可以说，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到此时遂告完善。

《艺术与生活》收录二十一篇，是作者唯一的长篇论集，“文章比较地长，态度比较地正经”，可以说是作者日后思想的奠基之作。
这本书的很多观点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极具建设性，其中最要紧的一篇便是《人的文学》，胡适说：“这是当时关于革命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
文中，作者劈头说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末后说道：“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需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可以说周作人用自己一生践行了上述精神。

本书是钱理群在告别北大讲坛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的现场录音整理讲稿。钱理群试图把鲁迅还原到历史现场和时代氛围之中，对其生命足迹、思想脉络和文学作品一并进行“文本细读”。隐约回荡在这纸面和文字间的钱理群的苍老而暗哑的声音，在春日阳光漫漫的课堂中，把不再是神话人物和历史雕像的鲁迅与年轻学子们维系在一起。时在2001年，钱理群的“天鹅的绝唱”。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自传材料最丰富的一个名人，同时也是最被人顾盼、窥伺、议论，却又最被人误解的一个名人。
《舍我其谁：胡适》立意重新诠释胡适的思想、全面改写胡适的一生。《璞玉成璧，1891—1917》，是这套全传的第一部。
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用详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考证说话，澄清以往关于胡适的许多重大误会。通过比勘不同版本，阐释《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背后的真相；重新塑造上海时期胡适的思想状态，挖出被胡适淡出乃致完全湮灭的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修身进德的焦虑。
留美生涯是胡适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胡适一生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阶段。作者孜孜矻矻，系统地描述并阐释胡适的留美生活及心路历程，言人所未言。举凡饮食起居，到他的思想履迹（从民族主义者到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者，到绝对的不抵抗主义，再到国际仲裁主义；从无病呻吟到乐观主义；从宗教情怀到性别观念；从上课修习、转学哥大到博士学位问题，到新文学革命），指出胡适“实验主义其表，实证主义其实”的真身，创获极大极丰，诚乃胡适研究史上的一部扛鼎之作。

《周作人讲解鲁迅》实则为周作人解说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作者本是基于原著的某一具体内容，凭了我所知道的和记得的说来、但这些“衍义”文字均收录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故家》，虽然各自出过几个版本，却始终是独立成书。读者读了周作人的解说，须得觅鲁逐著作对照：或者反过来，试了鲁迅的小说、散文，再另外看周作人如何讲法。这未免太麻烦了，无底洞计少有人实行。于是这些“衍义”的效用，就要打些折扣了。《周作人讲解鲁迅》把周作人的相关文字，附在《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各篇之后，更便于读者阅读。

《铁屋中的呐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回顾家庭和教育对鲁迅心理发展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传统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中心，系统阐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及杂文；第三部分论述鲁迅最后的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通过这三个部分，作者试图重新描述出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揭示出鲁迅内在的深刻悖论与矛盾。

汪晖关于鲁迅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细致分析，把阿Q的形象置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中来解读， 从崭新的视野回答了鲁迅《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由此对辛亥革命和现代启蒙进行思考。
《阿Q正传》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鲁迅作品。通过对这部作品另辟蹊径的解读，作者汪晖系统地回答了《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否发生了断裂？二、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特征？三、阿Q真的会革命吗？作为国民性典型的阿Q与作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个还是两个？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的重要问题：国民性是单面的，还是自我反身的？如何界定阿Q的阶级身份和社会类型？如何在“重复”中界定“革命”？在《阿Q正传》中，历史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身体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鲁迅的“向下超越”，以及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和启蒙的思考？

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总趋势，那就是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作品本身和对作品的接受为中心，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步步紧逼地否定。批评家的目光从作者的社会背景、身世缩小到作品，从作品整体缩小到作品的语言文字，从阅读的作品缩小到作品的阅读，以至于研究阅读而抛开作品，使批评本身成为一种创作。
二十世纪文论不再那么看重诗人英雄的创作，却强调批评的独立性，乃至宣告作品与作者无关，作品的意义需借助读者（即批评家）才能显示出来。
大致说来，现代西方文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结构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亦即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这样几个阶段。
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形式主义特征，即文学性。英美的新批评派也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背景、作者身世这类“外在”因素，而应集中注意作品的本文（text）和肌质（texture），也就是作品的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
在战后十年间，新批评成为英美文论的主流和正统，新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条分缕析的“细读”取得出色的成果，直到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兴起之后，才失去原来的声势。
新批评以作品为中心，强调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就难免忽略作品之间的关系和体裁类型的研究。结构主义超越新批评也正在这些方面。
结构主义把每部作品看成文学总体的一个局部，透过各作品之间的关系去探索文学的结构。
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批评影响极大，批评家把具体作品看成文学的言语，透过它去探索文学总体的语言，于是作品不再是中心，作品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批评家的兴趣转移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类型作品的共同规律。结构主义文评对体裁研究贡献不小，普洛普研究童话，列维—施特劳斯研究神话，为结构主义文评奠定了基础，在叙述体文学的研究中成绩尤为显著。结构主义文论家都把语言学的模式应用于文学，去研究文学的规律，甚至直接说文学的“语法”。
结构主义文评往往把同一类的许多作品归纳简化成几条原理。
托多洛夫就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语法”，实际上就是思维或认识的普遍规律，掌握了这“普遍的语法”，也就把握住了“世界的机构本身”。
结构主义发展到后来，有人对遵照语言学的榜样遍寻隐藏在作品本文下面的结构表示怀疑。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曾经出色地将索绪尔关于符号的理论加以发挥，把它应用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后来放弃了在作品本文的符号下面去寻找总的结构这种努力，而强调每部作品本身的特点和符号本身的魅力。巴尔特要读者不要理会作品文字下面有什么意义，而在阅读过程中创造意义，去享受作品文字提供给他的快乐。雅克·德里达认为，并没有一个超然于作品之外的结构决定作品的终极意义，写作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而不是指事称物、开向现实世界的窗户。
后结构主义不是回到英美新批评那种对本文的解释，因为它把文学作品视为符号的游戏，批评是参加这样的游戏，而不是去给作品以解释，找出一个固定的意义。批评家现在留意的是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本身，而不是最后得出的结果，这就和德国文论中对文学阐释和接受问题的研究汇合起来，形成当前西方文论中一股声势浩大的新潮流。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有几个特点是很突出的。一个是注重形式：……都把分析作品本文当成批评的主要任务或出发点，而不是把作品看成一个容器，里面装着历史、现实、思想、感情或者叫着内容的任何东西。另一个是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影响，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关系，都是显著的例子。

《呐喊》是鲁迅1918-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等14篇作品。当时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作者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本书为美国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的自选集，收入其十一篇文章，从最早的《诸子的黄昏》到最近的《庾信的“记忆宫殿”》，差不多刚好跨越十年。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这本自选集代表了近些年她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抄本文化和文本的物质性如何影响到微观上文本的解读与宏观上文学史的视域重建；一是文学的“言说性”，经验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张力。
本书为《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中的一种。本丛书收辑海外汉学家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单篇论文，及相关的学术性文字，尤其注重收入新近在海外发表的学术成果，由其本人编纂成集，希望能体现出该学者不同时期的风貌，为读者了解特定作者的整体学术发展，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本书为名家讲堂丛书之一.是作者吴小如在29年杜诗专讲课上的讲稿录音整理而成.分为23年杜诗讲稿、“读杜一得”散论文章及整理后记.本书是吴小如先生研究杜诗数十年的心血和成果结晶.

读《小团圆》，不能不看张爱玲散文
全新修订，华丽上市！
散佚作品《不得不说的废话》等七篇首次收录，最新增补《炎樱衣谱》《寄读者》两篇文章。
读《小团圆》，对于不了解张爱玲的人来说，很难真正理解。谈到该书，张爱玲说：“看过《流言》的人，一望而知里面有《私语》、《烬余录》（港战）的内容，尽管是《罗生门》那样的不同。”可见，要想读懂《小团圆》，必要熟悉张爱玲散文。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主人公都是张爱玲自己，这里有她一生的经历与感受。
读了《小团圆》，再去读她的散文作品，如此才能真正体会张爱玲不同时期的人生体验与艺术追求。而且不光是《私语》、《烬余录》，还有《华丽缘》、《对照记》……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主人公都是张爱玲自己，这里有她一生的经历与感受。——止庵
张爱玲的文学生涯是从创作散文起步的。哪怕她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她的散文也足以使她跻身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列。——陈子善
《流言》收录《私语》《烬余录》等颇具张爱玲自传性的散文，《童言无忌》《姑姑语录》《公寓生活记趣》等有助于了解张爱玲家人、生活的散文，以及《自己的文章》《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等能更好地理解张爱玲创作的文章等；并首次收录最新发现的散佚作品《炎樱衣谱》《寄读者》。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与外部世界（异域）的频繁遭遇，进而相互影响并导致剧烈的文化转型。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而导致对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发现”，求道的僧人如法显等等远行印度求法，居外十四年，途径三十余国，归国后除带回经文外，还有记录个人经历的游记《佛国记》传世；而当时还被北方高门显贵视为化外蛮夷之地的长江之南，随着东晋被迫南渡后精英士大夫的重新“观看”，变成了陌生又新鲜的“风景”，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应运而生。
另一个时期是19世纪的晚清，西方的船坚炮利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也让国人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生出无穷的遐想和行动，进而开启了一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巨变，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鲁迅在1922年～193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八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作者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这八篇小说分别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外加一篇《序言》。此书主要以神话为题材，多数是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其中，《补天》写于1922年冬天，原题《不周山》，收录于《呐喊》初版，后改名《补天》并抽出；《奔月》、《铸剑》写于1926年和1927年，《铸剑》在《莽原》上发表时题名《眉间尺》；《补天》、《理水》、《非攻》、《采薇》、《起死》写于1934至1935年。

《华盖集》收作者1925年所作杂文三十一篇。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印行九版次。《华盖集》的内容包括：通讯论辩的魂灵，牺牲谟，战士和苍蝇，夏三虫，忽然想到（五至六），杂感，北京通信，导师，长城，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咬文嚼字（三）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