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以工作为中心的现实出发，前半部分梳理马克思以降的工作理论，包括重要但未充分得到中国学界译介的法国理论家安德烈·高兹。后半部分是采访，作者采访了一些因各种理由、主动或被动地处于不工作状态的人。他们中有的为了寻觅一份有足够价值感的工作，而暂时不工作；有的因为工作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而不得不停止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长。作者从理论与实际出发，认为社会进步的方向是：一方面改变工作伦理，另一方面通过基本收入来保障人们有尊严地工作；每个人少工作一些，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工作。

谷歌、特斯拉、苹果甚至中国的百度纷纷投入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中。谷歌自动驾驶汽车于2012年5月获得了美国首个自动驾驶车辆许可证，特斯拉一直在美国旧金山和西雅图之间的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仪技术，苹果公司大肆招兵买马……那么，制造自动驾驶汽车是这些企业的终极目标吗？

从谷歌正在构想的计划来看，自动驾驶技术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自动驾驶将改变的是金融、保险、交通、能源甚至整个城市基础设施设计。这才是它们的目标。以自动驾驶汽车为“引爆器”，未来不仅是传统汽车制造商和新兴汽车制造商的竞争，也将是IT、通信、电力企业乱入的“异种格斗技战”。

自动驾驶技术颠覆的不仅是传统汽车产业，也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创造者一直梦想着打造一辆真正的无人驾驶汽车。但是，随着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近，我们发现，其复杂程度和可拓展的空间超乎想象。
从单车智能到路网协同，这本书梳理了无人驾驶的发展历程、现状与未来前景，全面展示了智慧交通的未来场景，破除了关于无人驾驶流行却错误的设想。作者围绕着专业化、实体化和金融化来观照无人驾驶这场革命，从乘用车、货运车到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治理，阐释了无人驾驶将在未来10年对全球出行、货运、经济和城市发展产生何种重要影响。
此外，作者还在书中讨论了无人驾驶将如何开拓出一个新的市场——这个市场决定了谁可以使用无人驾驶、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以及要付出什么样的价格。这个市场的技术核心是汽车、电脑和云计算，而伴随着无人驾驶的发展，各种相关的公共政策与法律法规都左右着我们的选择……这本书不仅为无人驾驶相关的创业投资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双碳”背景下的智慧城市转型有重要参考价值。

美如今正处于一种矛盾的处境。
一方面，它如通货膨胀般蔓延四溢：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美的狂热崇拜。另一方面，美失去了一切超越性，屈服于消费的内在性：它塑造了资本的美学的一面。美以及崇高或震撼所带来的对消极性的体验，完全被纯粹的快乐即点赞所取代。美最终被色情化。
本书既为我们展示了那些以真理、灾难或诱惑表现出来的美的形式，也阐明了那些建立美的伦理或政治的美的维度。
阅读韩炳哲的书，意味着不断地被鞭策唤醒。……他的社会批判虽然不谙体恤之情，但是他仍然热情地拥抱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杂志》（Das Mag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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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炳哲作品系列（见识城邦出品）（已出齐）
《精神政治学》（2019年3月）
Psychopolitik
《爱欲之死》（2019年3月）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2019年3月）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2019年6月）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倦怠社会》（2019年6月）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娱乐何为》（2019年6月）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扑学》（2019年10月）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会》（2019年10月）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赎》（2019年10月）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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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韩炳哲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韩炳哲揭示出，在大数据时代，批判理论将且必将重整旗鼓。
——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韩炳哲创造了一种他个人独有的思想传统。
——《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
韩炳哲用他的作品开辟了一条横穿当代文学之林的甬道。他不求你我点赞，只求警醒世人。
——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
阅读韩炳哲的书，意味着不断地被鞭策、唤醒。……他的社会批判虽然不谙体恤之情，但是他仍然热情地拥抱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杂志》（Das Magazin）
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纷繁现象，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框架，韩炳哲的几本书堪称最敏锐、最犀利的时代探测器，是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思郁，自由写作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几本小书，大题小做、举重若轻，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多个层面，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碰撞的结晶，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何道宽，资深翻译家，深圳大学
韩炳哲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时代人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痴迷于数字媒体从而被重新编程，然而对于后果如何却陷入了盲目和麻木。在群里，每个人都是个人，但每个人又都不是他自己。
——张志伟，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韩炳哲以其哲学的睿智与分析的犀利，迫使我们去反思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生存情调与伦理处境。……在他的思考中透露出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夏可君，哲学家与策展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韩炳哲，这位德国哲学训练、韩国文化浸润的思想性学者，激活了我们早已麻木的爱欲能力。
——林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大数据的应用，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精准……在这样的时代，个体的空间与自由需要重新被思考，重新被定义。
——郑悦，《中欧商业评论》杂志
对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阶级社会的分析，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其答案就在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哲学家对主体的超越性之中。
——毛竹，《世界哲学》杂志
韩炳哲的哲思充满灵性，锋芒毕现。……以其一贯的犀利，带给我凝视深渊的勇气。
——贾克防，西北师大哲学系
韩炳哲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在他精确、冷静的诊断之下，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种种技术进步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于人类生活的全面宰制。……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与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阿甘本进行思想碰撞，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严峻危机。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
如果你想入哲学之门，你就看这位韩裔德国籍大叔的作品，你可以在阅读中认识众多哲学家，然后选择你喜欢的逐个进一步了解，他将大咖们的哲学思想与我们生活中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话题糅合在一起，让你明白，这个世界原来如此啊！
——关玉红，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内容简介】
是什么让人用爱发电？为什么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在当代如此普遍？
当爱好变成工作、公司像游乐场，你以为在“玩”，其实早已“被玩”。
揭秘信息时代下更隐形、更精巧的劳动控制术。
科技资本是如何让工程师这一具有高议价能力和生产自主性的劳动群体，自愿投入高强度的生产模式，同时又能保持高水平的创造力的？本书通过深入硅谷科技巨头的“游戏宇宙”，展示了这些公司如何通过设计几十种游戏来调动程序员的积极性，询唤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培养起来的“游戏玩家主体性”。这些工程师们通宵“开黑”修复漏洞，沉迷开发竞争，抛弃工作与生活平衡，最终陷入高度内卷并岌岌可危的身心状况。
游戏化的设计巧妙地遮掩了大厂控制劳动者并榨取超额劳动力的意图，而在资本对技术与创造力需求激增的当下，这种新的劳动治理模式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工作常态。
【媒体评论】
在《牛马游戏》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中，吴桐雨将创意工作场所的游戏组织理论与实践推向了全新高度。她揭示了“游戏化”如何对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者的付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对关注劳动未来的人来说，此书不可不读。
——麦克·布洛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在当下这个AI模型迅速成长并导引整个科技界高速发展的时代，在继承劳工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劳动的新形态、新主体和新治理模式，无疑是当代劳工社会学者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在这些方面，吴桐雨的著作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游戏”是玩耍，也是博弈。玩耍是劳作的反面，而博弈则把劳作的理性计算推向极端。工作的游戏化，把计算博弈以玩耍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玩耍中的爆发性叛逆和博弈中的系统性斗争又相互消解。游戏因此塑造牛马。本书通过深入调查、精细分析和生动的表达，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游戏工作和游戏人生中，我们需要多一点玩耍，还是多一点博弈？
——项飙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基于扎实的民族志研究，《牛马游戏》对数字资本主义核心企业的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游戏化进行了深刻批判。吴桐雨不仅剖析了科技行业如何通过全面游戏化动员工程师的投入、协作与竞争，更揭示了消费领域培养的游戏能力如何被转化为生产中的劳动控制策略。
——格雷格·德·皮特（Greig de Peuter），《游戏帝国》作者之一
通过生动的叙事与理论介入，吴桐雨探讨了电竞文化（尤其是在线竞技游戏的社交性）如何塑造劳动者互动，并通过“工作游戏”间接影响劳动控制与劳动力榨取……作为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的民族志，《牛马游戏》以历史视角揭示了信息资本主义的积累与迭代逻辑。
——《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
对于希望深入了解科技巨头核心运作机制的读者而言，这是一部卓越之作。它不仅吸引劳动研究学者，更让所有关注当代社会高价值产品生产内幕的人受益。《牛马游戏》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引人入胜的叙事和精妙的理论分析，展现了其研究的独特价值。
——《工业关系评论》（ILR Review）
《牛马游戏》通过“游戏场域”概念将传统劳工游戏研究拓展至新语境，为创意产业与非物质劳动中的劳动控制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书中对劳动者抵抗形式的敏锐观察，使其成为游戏生产研究及更广泛的创意劳动研究领域的必读之作。”
——《工作与职业》（Work and Occupations）
【编辑推荐】
*揭示了信息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机制的转型：游戏化治理术成为新型剥削工具。
*继布洛维之后，更新了劳动游戏理论，关注劳动者的主体性与更复杂的游戏场域。
*亚洲学者视角看北美：关注工程师群体本身的多样性，特别是女性、少数族裔（特别是亚裔）的处境，凸显劳动控制中 的结构性不平等。
*打破“创新”“自由”等科技公司神话，暴露游戏化工作环境的剥削本质。

2015年班克罗夫特奖获奖作品，王希、仲伟民、李伯重联袂推荐！
以棉花工业联动六大洲的历史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
提出“战争资本主义”概念，颠覆“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
◎ 编辑推荐
☆ 2015 年美国历史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获奖得主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仲伟民教授作序推荐
☆《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经济学人》等多家媒体推荐，美国亚马逊畅销书
在这部跨越四百年，涉及七大洲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中，作者从棉花这种商品入手，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史是如何从民族国家史、殖民史、贩奴贸易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 内容简介
棉花产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往往难以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但棉花产业的历史实际上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理解棉花产业发展史是理解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的关键。本书作者斯文·贝克特通过叙述棉花产业发展的历史，解释了欧洲国家和资本家如何在短时间内重塑了这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产业，并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的。
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史，内容涉及五大洲，将非洲的贩奴贸易和红海贸易联系在了一起，将美国南北战争和印度棉花种植联系在了一起。在贝克特波澜壮阔的巨著中，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都有自己的角色，贝克特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命运是如何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塑造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的。本书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
◎ 名人推荐
《棉花帝国》写于当代，谋篇布局却处处透出一种古典史诗的宏大气势……对于全球史领域的同行来说，《棉花帝国》树立了一个研究质量的标杆。
—— 王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棉花帝国》一书即是运用全球史方法解释现代世界起源的杰作，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本书是运用全球史方法探讨重要历史问题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棉花及棉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产品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就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本书以生动的笔触，告诉我们近代欧洲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是如何把棉纺织业变成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而帝国主义、奴隶制、机器生产和工资劳动者这些近代社会中的重要现象都与此相伴。作为曾经的世界最大棉纺织业生产者，中国人应当通过这本书，了解这段历史。
—— 李伯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识渊博，令人惊叹。
—— 奥尔罕·帕慕克
迷人而深刻……全球史就应该这么写。
—— 埃里克·方纳，美国历史学家
引人注目……贝克特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欧洲贪婪的棉纺织品贸易是如何促成资本主义的出现的，在滋养棉花帝国的诸多实践与当今大型国际零售商生产商品的类似要素之间，建立了清晰的联系。那些渴望更多了解奴隶制在欧洲、非洲和美洲是如何和为何盛行的人会发现这本书非常有启发性。更好的是，那些从棉花帝国的遗产中受益、认为剥削和奴役工人相当令人不安的后人，将从中发现更多的灵感，可以努力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
—— 露丝·西蒙斯，布朗大学名誉校长
◎ 媒体推荐
非常出色……《棉花帝国》经过深入研究，可读性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无情扩张提供了新的见解。贝克特的文字优美，论点清晰而引人注目，不仅描绘了棉花资本主义的扩张……还写到了农田中的奴役劳工和工厂中受薪工人的状况。一项惊人的成就。
—— 托马斯·本德尔，《纽约时报》
非常重要……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在对棉花这一商品的研究中，在短期之内无人超越。正如贝克特所说，棉花产业是工业革命的“发射平台”。
—— 亚当·霍克希尔德，《纽约时报书评》
惊人的全面，信息丰富，同时还让人警醒。
—— 格伦·阿尔茨舒勒，《塔尔萨世界报》
有说服力……太棒了……贝克特的详细叙述没有遗漏一点棉花行业的丰富多彩的性质，同时还描述了棉花业对许多不同社会的影响。
—— 温迪·史密斯，《波士顿环球报》
《棉花帝国》证明斯文·贝克特是真正的全球历史学家中的新精英之一。今天的学术史很少是为公众写的。《棉花帝国》超越了这一障碍，不仅可以被学者和学生阅读，也适合普通知识阶层读者阅读。这本书在主题处理上丰富多彩。这本书结构非常优雅，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使用令人印象深刻，内容多样。对国际趋势的概述与令人难忘的事件交替出现……贝克特的书让我希望有一部续作。
—— 丹尼尔·沃克·豪，《华盛顿邮报》
意义重大，非常漂亮……《棉花帝国》是今年最好的非虚构图书之一。
—— 卡伦·朗，《新闻日报》
在智力上雄心勃勃……历史学家的杰作。
—— 提摩太·申克，《国家》
一部非常详细、发人深思的作品。
——《书目》
分量大、信息丰富、引人入胜……贝克特的叙事技巧让资本主义的故事对所有读者都能保持新鲜和有趣。
——《出版商周刊》
贝克特对棉花经济的近距离研究为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模型，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一部分……有价值的贡献。
——《柯克斯评论》
◎ 获奖信息
★ 2015 班克罗夫特图书奖
★ 入围 2015 普利策历史学奖最终名单
★ 《纽约时报》2015 年十佳图书
★ 《经济学人》2015 年最佳图书
......

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2006年的英文版，作者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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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

——Rhacel Parreñas,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

我们或许会以为，只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接触越多，我们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亲密。但是蓝佩嘉指出我们错得有多严重。在某些状况下，台湾的女雇主和他们的菲佣很“亲密”，但在其他时候两方则非常疏远。的确，有时最接近的反面最为遥远。这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讨论这些现象如何发生。

——Arlie Hochschild，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Delias Davin，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本书探索社会经济的理论问题，并扎根在中国社会的本土实践上，摸索一种有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开放性的、非垄断的，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的。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双重压力，正在实践和探索中的社会经济，或许正是我们改革的新出路。

人工智能是一种行使权力的形式和一种观看方式，也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资本表现，人工智能完全依赖于一套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凯特·克劳福德通过引入地图集的方式来讨论塑造人工智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力量，只有将人工智能与这些更广泛的结构和社会系统联系起来，才能够摆脱纯粹技术概念的人工智能。在如今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世界里，通过不断对人工智能进行追问和批判性思考，才能够逐步接近真实的答案。

从职称评审、抵押贷款，到申请办公设备甚至出行购票的流程，五花八门的规定可以让我们填写无数张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摩擦，当每天的生活从填表开始，我们不禁困惑：真的需要这么多流程吗？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犀利道出真相，在本书的三篇论文中分别从暴力、技术与理性的角度揭开制造愚蠢规则的根源，更挑明人们离不开它的真实原因。但知道这一切并不让人悲观，因为格雷伯也坚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终极规则：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我们有能力改造它。
本书挑战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旨在引发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能否走出规则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近代以来上海苏北人群体的全景呈现/
探究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的经典之作/
什么是“苏北”，“苏北人”又是谁？
他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
🟢知名海外中国研究学者韩起澜教授的代表作品，探究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的经典之作，近代以来上海苏北人群体的全景呈现。韩起澜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 丰富的历史细节，记录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历经磨难的群体，“完整诠释了何谓‘苏北’和‘苏北人’”。
🟢“苏北”的范围有多大？究竟是谁界定了“苏北人”？他们为何前往上海，又何以遭受长久的偏见？面对偏见，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学者韩起澜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兼具宏观的族群理论和微观的社会考察，分析苏北人作为族群的历史及其自身的族群认同，解答“苏北人”称谓背后的诸多谜团。
🟢真实记录苏北人的生活百态。无论是故纸堆里的历史文献，还是生动的口述访谈，如拼图般补全苏北人在上海的生活图景。一本描述扬州风景的书，为何引来扬州人的抗议？家园不保，棚户居民将如何面对？面对“通敌”指控，苏北人会怎样反击？为何一说自己是苏北人，找对象就成了难题？从方言、饮食、穿着、居所，到地方戏、同乡会、职业、婚姻……一个个精彩纷呈的历史细节，记录耐人寻味的来沪苏北人往事。
🟢知名学者李天纲、苏智良，知名文史作家张明扬、资深书评人维舟诚挚推荐！“韩起澜深入挖掘上海苏北人群体，探讨其作为一个族群的建构过程、面对歧视的抗争经历，以及在上海城市化、工业化和迁徙浪潮中的历史阵痛。”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苏北人成为上海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在这座城市中努力生存，却备受争议。一个人的原籍为何会引来众多讨论，“苏北人”的称谓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基于丰富的史料，美国历史学者韩起澜以上海苏北人为研究对象，从其生活、工作、习惯，以及他者对苏北人的印象与记忆切入，试图揭示其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阐述作为族群的苏北人是如何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反复建构和延续的。苏北既是现实存在的社会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从原籍的角度寻迹其历史，才能理解族群本身。尽管苏北人所受的偏见已逐渐消失在时代浪潮中，但其产生的根源，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著者简介】
韩起澜（1953—2023）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性别、比较劳工史、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口述历史。曾获1986—1987年度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奖，代表作有《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等。
【译者简介】
卢明华（1938—2024）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译有《美国史：1933—1973》《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等。
【各界评价】
大都市内部的族群问题值得关注，只因为它是真实存在（过）的。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叙述，增进理解，旨在消除偏见，促进融合。我曾参与和见证韩起澜教授的上海苏北人研究，其作品堪称范本！她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构成了海外“上海学”的主力，值得钦佩！
——李天纲（复旦大学教授）
美国学者韩起澜从地理、方言、习俗、文化等角度，完整诠释了何谓“苏北”和“苏北人”，讨论苏北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并就上海人歧视苏北人的原因和程度，提供了精彩的、令人信服的史料和案例，引起我们的兴趣，更促进了我们的深思。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什么是“苏北”，什么又是“江北”？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韩起澜深入挖掘上海苏北人群体，探讨其作为一个族群的建构过程、面对歧视的抗争经历，以及在上海城市化、工业化和迁徙浪潮中的历史阵痛。看完这本书，我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苏北人身份了。
——张明扬（知名文史作家）
看似“天生”的群体身份，实质上也是被建构起来的。既然苏北人的形成是特殊经历的结果，那也可能逐渐消亡。小群体的成员竭力摆脱原本被污名化的身份标签，通过模仿、隐匿、伪造、通婚等各种方式实现向上流动，融入大群体。可以说，这是一段隐秘的历史。
——维舟（资深书评人）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讲述了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蒋介石多次公开强调，国民党组织内部的“涣散松懈之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种“涣散松懈”，源于它的“以军统党”的组织形态；源于基层建设的薄弱：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源于党派的纷争离析：西山会议派、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青团等组织不断“火并”。最后，这个弱势独裁的政党无法逃脱尴尬悲凉的历史命运……
本书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着重探讨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

本书中，周雪光教授以组织研究的诸种学术问题为导向，系统阐述了当今海外学术界影响至深的诸学术流派，如制度主义学派、交易成本学派、网络分析学派等对若干基本的组织现象的研究和看法，梳理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在组织问题上思想交锋的焦点所在，并结合海内外大量组织现象的实例分析，指出了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努力方向，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犀利的学术眼光，读来令人茅塞顿开。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的重要代表作，在工业社会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作者布若威运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力图通过对工作现场的呈现来阐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框架。“为什么工人这么努力地工作？”布若威的研究揭示出恰恰是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二者的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的运作是“制造同意”的两大重要机制。

★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传奇的工厂民族志实践者布洛维核心力作。
★重返生产的核心性，在理论与田野的持续对话中,探索支配生产的隐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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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是否还能成为马克思预言中的历史变革者？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长期以一线工人身份深入全球名地进行参与式观察一从赞比亚的铜矿到芝加哥郊区的机械厂,再到匈牙利的香槟厂、纺织厂、钢铁厂.....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学方法，布洛维具体而微地挖掘工人的经验和主体性，揭示劳动过程中的支配关系与影响因素。通过打造“工厂政体”的理论透镜，探求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生产政治”，以寻找工人阶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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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维颠覆了工业社会学传统，他使用了拓展个案法——通过持续的参与者观察和数据积累——在众多纸上谈兵的社会学著作中注入了大量的扎实内容。
——纽约The Village Voice杂志
布洛维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近年来，他以一己之力提升了公共社会学的知名度——使社会学超越了学术界的局限，开启了公众和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对话。他在美国和全球倡导严谨的公共社会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教授Vicki Smith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悉达多》并非是佛陀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人的一生，千万寻常人亦会经历的一生。
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常认为自己是被命运选中的人。抛下过去，随了跌跌撞撞的步伐，找寻心中的声音，追逐名利，经历友情，品尝爱情。不同的是，悉达多一生追求的是生命的圆融统一，看似宏大，确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黑塞的语言是充满诗性的，正如本书副题“一首印度的诗”，因不得而知的原因，此副题在前人所出版本中都被回避了。为了尽可能表现黑塞的诗意，我们选择从德文直译（据悉市面销量最高版本译自英文版），尽管我们的译文不能完全实现这种诗意，但其诗的本性与精神显而易见。
本书地位在前人的版本中已被反复强调——亨利·米勒的最爱；影响了包括电台司令在内的许多名人雅士；在六十年代美国掀起过阅读黑塞的热潮，大学生们人手一册等等。
但如书中成为摆渡人的悉达多所述，智慧无法分享，它可以被发现，被体验。
所以倘若你碰巧遇到了这本小书，请细细品味其中的文字。
愿你在读了悉达多的故事后，也能有所感悟，并开始体验属于自己的人生。

当今世界已逐渐走向精神政治时代。
数字技术正从单纯的监控向主动的操控过渡，人们凭感觉做出的所谓“自由决定”将很快被操控。
无所不在的大数据和新自由主义伦理观造成了资本主义权力的转移和扩张，破坏了个体自由，压制了个体的空间和自主性。
本书扣人心弦地描绘了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导致的种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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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炳哲作品系列（见识城邦出品）
《精神政治学》
Psychopolitik
《爱欲之死》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疲怠社会》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娱乐何为》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扑学》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会》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赎》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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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韩炳哲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法国哲学家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这本书揭示出，在大数据时代，批判理论将且必将重整旗鼓。
——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
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纷繁现象，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框架，韩炳哲的几本书堪称最敏锐、最犀利的时代探测器，是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思郁，自由写作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几本小书，大题小做、举重若轻，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多个层面，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碰撞的结晶，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何道宽，翻译家，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
在韩炳哲看来，工业资本主义并没有转向共产主义，而是从后工业的非物质生产方式逐渐演化为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于是我们进入了“精神政治学”的时代。新自由主义虽有自由之名，实际上只不过是放松了身体控制而走向了全面的精神控制，由数字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所形成的精神性的“全景敞视监狱”无所不在，而我们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们貌似有了自由之“身”，但是“精神”却被囚禁于其中而不自知。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韩炳哲以其哲学的睿智与分析的犀利，迫使我们去反思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生存情调与伦理处境。他推进了大众社会考察的很多关键范畴，比如对倦态与山寨的思考，在本雅明的技术复制与福柯的生命政治之后，他发现了“数字全景监狱”的新现象，以此把社会批判理论推进到“心灵政治学”的层面，重新连接了哲学与经验。在他的思考中透露出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夏可君，哲学家与策展人
这本书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对政治价值的深彻考问。数字化时代的浪潮把精神政治推向尖峰；掩卷沉思，才发现一切新鲜面孔背后都是精明权力的老把戏。
——贾克防，西北师大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韩炳哲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在他精确、冷静的诊断之下，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种种技术进步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人类生活的全面宰制。资本主义这一以自由为名的型态早已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联合体，它不再用身体的强制、思想的管控维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而是渗透到我们精神的每一个角落，感官、情绪、欲望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生产—消费机制的利用对象，让我们在丝毫不觉得丧失自由的情况下拱手出让自己的自由，这就是韩炳哲所说的精神政治的含义。在这样的统治秩序中，我们主动按照功绩社会的竞争标准进行自我管控，因此深陷抑郁症的旋涡，我们将自己的爱欲投射到各种感官消费之上，因此遭受爱的无能为力，我们沉浸在社交媒体的群体话语噪音中，却无法形成任何统一的集体整治行动。韩炳哲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与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阿甘本进行思想碰撞，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严峻危机。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大数据的应用，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精准……精准营销、精准医疗等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可以预测、推演的时代，任凭感觉而生的行动是任性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音乐、电影、艺术带来的感动是可以被测量的吗？还是人类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数据的囚徒？在这样的时代，个体的空间与自由需要重新被思考，重新被定义。
——郑悦，《IT经理世界》杂志编辑总监
在《精神政治学》中，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将批评的炮火集中到了大数据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身上。韩炳哲指出，新自由主义政权催生出了一套更甚于福柯笔下“全景敞视监狱”的权力操控系统，这种权力技术恰恰是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主奴辩证法的颠倒——顺从的主体对于自己的屈从性恰恰是毫不自知的。权力技术不采再取禁止、防护、镇压的手段，而是伴随着主体的积极参与、自我袒露和过度消费。换言之，大数据背景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数字化阶级社会，除了福柯（和边沁）的“全景监狱”之外，在韩炳哲笔下进一步诞生了一个“筛选监视机制”。对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阶级社会的分析，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其答案就在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哲学家对主体的超越性之中。
——毛竹，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世界哲学》编辑部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