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福柯称此书为“我的第一部著作”，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则将《规训与惩罚》描述为福柯的关键文本，认为它影响了19世纪监狱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该书自出版以来，在哲学、政治、历史乃至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诸多理论家和艺术家灵感的源泉。

《有闲阶级论》中有一些核心矛盾构成了作者凡勃伦论述的主干，如生产性活动与侵占性活动、和平倾向与掠夺倾向、炫耀性消费与讲究实用、炫耀性有闲与劳苦贱役、歧视性倾向与非歧视性倾向、万物有灵与因果律等。在这些互相矛盾的性格倾向或精神状态之中，作者用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反思能力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有闲阶级文化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演进的历史画卷。

“污名”之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要归功于戈夫曼。在本书中，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作者分析了蒙受污名者的自我感受以及他们与“常人”问的微妙互动，重点阐述了蒙受污名者在人际互动中进行“信息控制”的各种技巧。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自杀论》是埃米尔•迪尔凯姆的一部重要社会学著作，它和《社会分工论》内容十分密切，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分工论》的续篇。因为在《社会分工论》的最后一部分已对社会分工而引起的社会病态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自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现象之所以增多，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变细所造成的社会病态而引起的。它跟种族、遗传因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气候变化无重大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然而它跟社会环境、其中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工作变迁，生活变化等却有着密切的关系。